一、“民族”定义问题是族群社会学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1.“民族”和“族群”的定义

目前汉语中“民族”这个词汇在应用于国内时,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对象。第一类为55个“少数民族”,以及与“少数民族”相关的“民族团结”、“民族自治”、“民族政策”、“民族干部”、“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传统艺术”、“民族教育”、“地方民族主义”等;第二类以中国各族群的整体或共同体为对象,如“中华民族”、“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中国人的民族感情”、“中国人的民族文化”、“中国人的民族传统”等。

在对国外群体称呼时,汉语的“民族”一词在使用中也存在两类情况。第一类是用于历史上一些外国群体的传统译名,如“日耳曼民族”、“条顿民族”、“阿拉伯民族”,这些群体的成员可能由于战争或其他原因今天已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国家,这些族称也不再出现于这些国家的正式官方名称中;第二类同样是用于群体的历史传统译名,如“爱尔兰民族”、“法兰西民族”,这些群体现在或者是多族群国家的组成部分之一,或者是一些“民族—国家”的主体族群,他们的族名已正式成为政治实体的名称。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群体被人们习惯地冠之以“人”而不采用“民族”的称谓,如历史上西班牙的“摩尔人”、巴尔干半岛的“色雷斯人”,以及法国的“科西嘉人”、英国的“威尔士人”;也有些群体被称为“族”而不是“民族”,如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族”;还有些群体同时被称为“族”或“人”,如中东的“库尔德族”也被称为“库尔德人”,阿富汗的“普什图族”也被称为“普什图人”。当20世纪上半叶西方文学作品被翻译到中国时,那时译者对这些族群称谓所采用的译法在社会上流行之后,也逐步形成后人对这些群体的习惯称谓。

汉语词汇的“民族”在这两类使用中是否属于同一个概念?是否具有同样内涵?在西方文献中的nation(民族)通常表示政治实体,ethnic groups(族群)则更强调带有其他非政治性差异(如语言、宗教和文化习俗等)的群体,目前中国人常说的“民族”一词到底是属于前者还是属于后者?还是根据不同场合,有时属于前者有时又属于后者?根据中国历史以及现实国情,中国目前的56个“民族”应该被称之为与nation相应的“民族”还是应当被称为与ethnic groups相应的“族群”?

我们还可以继续问:历史上我国各个“民族”是如何形成的?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对各类群体的称呼的?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第一,当时也许并没有使用“民族”这个词汇,而是使用古代文献中记载下来的但今天已经不再用的一些称呼;第二,可能当时在不同的地区曾经出现过不同的称呼,其内涵有可能相互重合,也可能存在某些差异。

既然在历史上中国的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中曾经一度采用过不同的群体称呼,那么又是在哪个历史时期,中国各地区(或至少是统治中原的皇朝)开始逐步把对这些群体的称呼统一起来?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这些群体称谓的内涵和界定都经历了哪些演变?我们今天又依据什么标准或准则来判定或识别中国各个不同的“民族”或“族群”?

2.族群意识、民族意识如何产生和传递

当每个人出生时都会遗传父母所属种族的体质特征,但对于某种“族群”或“民族”身份的意识,则是绝不可能通过先天遗传而获得的。人们的这种“族群”或“民族”意识是在什么条件下、通过哪些途径才能获得并使之稳定化的?这种意识一旦产生并稳定之后,又是如何在家庭成员的代际之间、在人们的社会交往中、在与各种文化媒介的接触过程中来相互传递、延续和变化的?又是否存在某些文化和历史的族群“象征”(或有形或无形)来激发人们的族群意识和增强族群的凝聚力?在什么条件下这种意识会强化并成为影响人们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又在什么条件下这种意识会弱化甚至会基本消失?

此外,人们对于自己所属“群体”的认知程度与群体意识的强弱程度是否也可以被划分为不同的层面?例如一个来自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的蒙古族牧民,当他与南部农区的蒙古族农民接触时,他感到自己是个乌珠穆沁牧人,此时农民与牧人之间的区别是一个认同层面;当他来到北京与汉人接触时,又会感觉到自己是蒙古族的一员,这时族群成为重要的认同层面;而当他访问美国时,则又会感觉到自己是个中国人,在这里国家又成为关键的认同层面。当调查研究这些与认同意识相关的各种现象时,我们需要分析在不同客观条件下、因为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从而使人们头脑中会逐步产生不同的群体认同意识;同时,由于在什么社会场景下、受哪种心理提示,人们头脑里某一层面的群体认同意识会在某个特定时刻鲜明地凸显出来,并占据其情感的主导地位。

3.族群或民族群体之间的关系

不同的族群或“民族”群体之间一旦开始相互接触和彼此交往时,便出现了“民族关系”的问题。当分属两个“民族”的大多数成员们在居住地域上相互隔绝时,接触和交往可能仅仅停留在少数上层领导者或特定职业集团(商人、军队)之间,而在这两族普通民众间却并没有真正的个体交往,这种现象是族群交往的一个极端。族群交往的另一个极端状况是,两个“民族”的交往十分广泛和普遍,他们在同一个城镇或村庄里混杂居住,孩子们在同一所学校学习,长大后又在同一个机构内就业,并且存在着普遍的族际通婚。在目前现实社会中,各地区的族群关系一般都是介于以上两种极端状况之间的某种中间状态。

无论我们是进行宏观(群体)层面还是微观(个体)层面的研究,以上三方面的研究是社会学的族群研究特别予以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