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流放

如果没有贝雅特丽齐的死，没有流放的经历，《神曲》又会是怎样一部作品呢？

假使心爱的女人没有早逝，假使他没有被迫远离佛罗伦萨，在那里直到去世，这将近二十年里又会发生什么呢？

前者在他的青年时期，后者则在他的壮年时期带给了他冲击。这两个重大的事件给普通人和作家但丁在心境和作品方面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假使他像彼特拉克那样经历了正常的人生，获得了荣誉和舒适的生活以及人们的赞扬，他身为常人的一生，以及他的文学进程，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

之所以会给自己和读者提出这些问题，不是为了用一系列的假设来改编历史，而是为了强调，有些事件对人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贝雅特丽齐的重要性和她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先前已经提过。在此，我们想要强调流放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但丁的作品以及身为普通人、诗人和先知的但丁，让他逐渐变得成熟。

每当这位作者提到别离和距离时，流亡带来的伤心和痛苦的语气便弥漫在但丁的字里行间。

我们想到《神曲》中一些著名的段落：

现在已经是使航海的人在告别了亲爱的朋友们那天，神驰故土，满怀柔情的时刻；是使新上征途的行旅听到远处传来的似乎在哀悼白昼的钟声时，被相思刺痛的时刻。

《炼狱篇》，第8章，第1-6行

而下面这部分的戏剧性又大大增加：

你将舍弃一切最珍爱的事物；这是放逐之弓射出的第一箭。

《天国篇》，第17章，第55-57行

流亡使诗人心境中今昔的对比愈发尖锐，激化了对佛罗伦萨和意大利的爱恨情仇，让他返乡的愿望更加迫切，也苦苦期盼世界帝国的到来。

流亡使得建立世俗与精神两种秩序的需求更加紧迫。两种独立自主和具有主权的秩序负责正确地引导人们找到世俗的幸福，并且在死后得到救赎。

游荡在一个又一个的宫廷间，他感到极度痛苦，乞求当权者施舍令他倍感屈辱，流亡加深了这些感受，也让他愈发自傲与自尊。

流亡拓宽了诗人的人文视野与精神视野，让他感觉自己不仅是不屈不挠的佛罗伦萨人和意大利人，更是世界公民。

流亡带给他身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煎熬，让诗人渴求正义，并偏爱预言，让他的呼吁、规劝与谩骂提升到更高的道德救赎层次上。

“直到现在他才变成一个孤独无力的流亡者。他的声望与物质状况取决于他的朋友和保护者的待客之道。他那强烈的自我意识，不甚随和、敌视一切惯常事物的气质，骄傲的言行举止都使得他的命运艰辛而苦涩。”（Auarbach）

然而，但丁并非只是消极地接受流亡的命运和那“令人痛苦的贫穷”。他知道自己是无辜的，判决是不公正的，因此，他骄傲地将自己称为“无罪的流亡者”。

他只是一个普通人，有时也难免沮丧，在希望中获得暂时的慰藉。有时，他尊严地宣布自己被迫流亡，维护着自己的名誉，但接着又期盼同胞能大发慈悲，让他返回家乡。

面对逆境，他要让自己坚强，却不得不承认“流亡所导致那始料未及的贫穷”带来的后果：这种贫穷对他而言是“残酷的迫害”，使他一无所有，关在“监牢的陋室”中。

借高祖父卡洽圭达之口，但丁赋予自己宣扬真理的崇高使命，以审判者、诗人和先知自居。

但他也必须承认，不幸的命运一会儿把他甩向这里，一会儿甩向那里，“好像既无帆，又无舵手的船，被凄楚的贫苦吹来的干风刮到不同的港口、河口和海岸”。因此，他四处流浪，“以异邦人的身份，乞丐般走遍几乎所有说这种语言（意大利语，译者注）的地方”。（《飨宴》，第1篇，第3章）

当然，流亡的生涯中，并非每一年都如此艰苦和屈辱。

有些领主，尤其是玛拉斯庇纳侯爵（Malaspina）、斯卡拉家族（Scaligeri）、圭多·达·波伦塔（Guido Novello da Polenta），对但丁非常敬重，热情地招待他。

在《神曲》和《书信集》，但丁对这些领主表示感激与赞赏。他假借曾祖父之口以高贵的言辞对斯卡拉家族大家赞扬。（《天国篇》，第17章，第70-93行）

然而，大多数情况下，对于他这样有个性和傲气的人而言，待在宫廷里想必是件痛苦的事。

除了极少几次被赋以重大的外交或政治任务，想必他常常不得不忍受某些与他格格不入的生活与各式人物。

我们不该忘记，当时的宫廷里到处是平庸和肤浅的人，有时还会有弄臣与食客，而他们极可能捉弄了这位性格古怪傲慢，还声称从阴间游历归来的人物。

这一切对于可怜的但丁来说想必不容易。

此外，期盼重返佛罗伦萨，在意大利和帝国境内重建秩序和正义的愿望也不时在他心中重新燃起。

亨利七世1309年当选皇帝，这在但丁心中燃起莫大的希望，可惜这位善良的君主无法扭转当时的时局。

但丁写了一封长信给皇帝，恳求他入主佛罗伦萨，树立君权，还写了一些信件给帝国的诸王和佛罗伦萨人。然而，这一切都不得而终。

在但丁的时代，团体、政党和派别之间争斗不休，这些斗争不会因为皇帝微弱的干预而平息。亨利七世在1313年去世，重建罗马帝国的梦想也随之破灭，而“阿维农之囚”（cattivilà avignonese）也结束了卜尼法斯八世神权政治的美梦。

因为先前写给佛罗伦萨市民的那封火药味十足的信，但丁被排除在佛罗伦萨1311年颁布的大赦令之外。1315年，诗人流亡异乡已近十五年之时，他看到了返乡的最后一线希望。

政治难民只要交付罚款，便可返回佛罗伦萨。然而，被判有罪的人必须公开道歉，并参加一种极为羞辱的“祈请原谅仪式”。

迫于但丁几位朋友的压力，佛罗伦萨当局将但丁的名字列入了赦免名单。

然而，在一封信中，他以坚定的口气告知他的一位“佛罗伦萨友人”，自己无法接受佛罗伦萨当局的条件。这封信也因其尊严和高贵的精神闻名于世。被迫离乡十五年的但丁回乡的愿望非常强烈，所以这个拒绝的代价之大可想而知。此外，这也意味着他接受被判处死刑（不再是火刑，而是斩首）的处罚，而他的子女也遭流放。

“佛罗伦萨和但丁之间不可能有任何共识：这个城市和它的市民同样固执。诗人要城市承认他的荣耀；而城市只想让他承受屈辱，让他流血。”（Papini）

比起爱国和死亡来说，但丁认为名誉和尊严更重要。

但丁以高尚的话语告诉我们这一点，如今这些话仍警戒着世人。返回佛罗伦萨的道路不是忍受屈辱和为自己从未犯下的罪请求原谅，而是一条不伤害荣耀与名誉的道路（“但丁的名誉不会因此受损”）：否则，“他绝不返回佛罗伦萨”。

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但丁接着说道。难道我不能在其他地方看见太阳和星辰的光芒？难道我不能在其他地方冥想那普天之下无处不在、甜美至极的真理？（《书信集》第12章）

于是，尽管发自内心地爱着佛罗伦萨，他就此化身为世界的公民。也以郑重的语气重申，对于追求“美德和知识”先于一切的智者而言，世界便是他的祖国。别人可以夺走他的一切，却无法剥夺他的荣誉、尊严与精神上的自由，更无法夺走他冥想天空之美和纵身哲学思辨之乐的机会。

如今，但丁已无望通过法令、赦免或大赦返乡，只能盼望残酷的佛罗伦萨人会看在他的功劳的份上重新对他敞开大门。

《新生》、《帝制论》、《飨宴》、《论俗语》等作品都不足以帮助他实现愿望：只有《神曲》才能创造奇迹。

在他看来，在这首伟大的诗歌面前，佛罗伦萨人绝不可能无动于衷。

况且，他也不是从前的但丁了。多年的苦难染白了他的头发，为创作这部诗作付出的努力也让他牺牲了许多（“挨饿、受冻或失眠”），也让他“消瘦了许多年”。就凭这些，难道他不应该回国，在他当初受洗的洗礼盆边戴上诗人的桂冠吗？（《天国篇》，第25章，第1-12行）

遗憾的是，事情的结局并非如此。

他受小圭多·达·波伦塔之命出使威尼斯（Venezia），归途中不幸染病（应该是疟疾），于1321年9月14日在腊万纳（Ravenna）去世，并被安葬在那里，享年56岁。

他想回到佛罗伦萨的梦想始终没有实现。

近二十年悲伤、屈辱和痛苦的流亡生活随着诗人的安葬而告终。然而，因为他的苦难，这部人类心灵所能构思来的最为大胆而神奇的诗作有了更深的意蕴：这个作品“融合了古典时期所有史诗、抒情诗和悲剧的精神，所以不仅是基督教文明最伟大的诗篇，也是迄今为止人类诗篇中最为完备且登峰造极的作品”。（F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