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城中村：“城市病”，还是城市新生？

（一）“城市病”

大量流动人口的涌入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特大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而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城市的郊区和城中村地区。从90年代初期浦东开发以来，上海常住人口数量从1990年的1334万人增长到2015年底的2415万人，其中户籍人口增长只占很少的部分。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从1991年以来处于持续的负增长状态，而户籍人口的增加主要是在20世纪50—60年代“上山下乡”的知青返回城市，以及通过技术性人才迁移和大学毕业生落户等方式增加的户籍迁移。上海当前的流动人口大约有1000万人，主要集中在近郊区和城乡接合部地区。根据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居住在城市近郊区的流动人口比重占52%，其中，居住在商品房社区的比重为37%、老城区为22%、城中村为14%、农村社区为24%、集体宿舍为3%。特大城市郊区和城中村地区的流动人口大量集聚，是城镇化过程中外来人口空间分布的显著特点。

流动人口住房保障制度的缺失造成了大量外来人口对城中村这种非正式聚居空间的巨大需求。流动人口基本上处于主流的住房分配体制之外，也不能获得城市的公共住房保障。从城市住房市场来看，商品房的价格超出了大多数流动人口的承受能力，因此私人租赁成为流动人口的最佳住房选择，而这些私人租赁多数集中在城中村地区。陈映芳通过对上海的调研，发现城市内部的拆迁和中心地区居住住房的减少也使流动人口向郊区转移。郊区和城中村地区为流动人口提供了可居住的住房，非正式的私人租赁住房为流动人口集聚提供了土壤。与此同时，工厂和就业机会向郊区转移，使人口在邻近地区就业。不少村庄工业本身还利用村庄的集体土地建设了工厂工人的宿舍和公寓，更进一步带来工厂工人集中入住城中村地区。新进入城市的移民受到同乡、亲属的迁移网络和亲属关系的影响，通过邻近居住减少他们在城市生活的风险，使流动人口在城郊和近郊区进一步集聚。因此，城中村人口集聚也是流动人口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不断构造和强化的过程，如“浙江村”。城中村地区作为农村社区的空间形态，使流动人口在文化习俗、生活习惯上更容易适应，而城中村地区在土地使用、住房管理上的模糊性和相对松懈，也更有利于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租赁和入住。

城中村引发的社会问题引起了广泛重视。田莉指出城中村影响城市规划实施并阻碍城市发展。城中村存在道路拥挤、建筑高密度、公共绿地缺乏和市政设施规划建设不足等硬件问题，同时还存在事故和火灾隐患、犯罪率高、人员混杂等各种社会问题，因此从政府到地方社会，都将城中村作为“城市病”丛生的地区。魏立华和闫小培指出，高犯罪率表明整个城市社会控制、社会结构或者用于支撑社会运行的法律、道德维护系统出了问题，城中村是从事非正式经济、不稳定的低收入流动人口聚居区域，与其他城市社区相比，犯罪率更高在所难免。同时，空间形态上的“脏乱差”，只是城中村的冰山一角，城中村的真正问题在于流动人口的市民待遇不足。在城中村地区各种“城市病”普遍存在，流动人口集聚也往往被认为是影响城市发展的破坏性因素。城中村是特大城市人口管理和服务压力最大的地区，也是城市管理争议最大、冲突最为严峻、工作任务最重的地区。

（二）城市的新生

城中村对城镇化过程中的移民发展和城市生活又具有必不可少的积极功能。如同桑德斯在《落脚城市》中所描述的，在具有自发性、高密度特点的落脚城市中，移民群体依靠社会支持网络建立起一套非正式制度，在促成个体向上流动的同时，还依靠资金和人口在乡城之间的流动，维系乡村与都市的紧密联系。落脚城市具有实现社会流动、帮助迁移人口适应生活等工具性功能，并使落脚城市在贫民窟的表面下快速变迁，有着转变为充满希望的“明日城市”的可能性。因此，落脚城市本身蕴含着城市生长和发展活力的关键因素。随着流动人口不断离开落脚城市、融入更广大的城市社会，部分城中村会更加衰落和贫困化，但也不能否认，城中村仍然是移民进入城市必不可少的中转平台。如果失去了这样的落脚城市，移民和城镇化过程就缺乏了具体发展的基础。中国城中村的很多特点实际上正具有“落脚城市”的特点和功能。

魏立华和闫小培也有类似的看法，认为城中村是流动人口“乡—城链式迁移”的重要环节，为流动人口从乡村人向城市人转变提供了过渡场所以发生向上的社会流动和居住流动，帮助他们真正融入城市。城中村发挥着“乡—城”社会流动的“中介”或“筛选器”的作用。作为人口迁移的过渡场所和中转平台，城中村不仅有助于移民进入城市，也能够帮助人口流出地的农村。迁移流动人口为家乡提供汇款和技术支持，有助于流出地家庭福利的改善，并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作为直接吸纳大量乡城移民进入城市的载体，城中村中活跃的非正式经济对解决我国巨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在我国高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城中村作为一个中转和缓冲平台，实际构成了空间与社会冲突的减压阀。这样的看法与城中村带来不同群体之间社会冲突的看法还截然相反。

实际上，城中村为移民进入城市提供了基本生活需要。城中村提供了适宜低收入群体可支付的住房。农民建设的这些廉价出租房屋为移民提供了一种社会住房，实际上这一责任本应由政府承担。魏立华和闫小培认为城中村构成了城市低成本生活区，在市场和政府缺位的情况下为城市流动人口提供住房和基本服务。而当移民人口在城乡接合部和城中村社区集聚以后，还会形成一种地方性的支持网络，构成一种积极的社会资本，帮助流动人口获得就业。移民开展的一些就业和经济创业更倾向于招聘流动人口就业。这种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为流动人口提供了进入城市的生存和发展机会，使城中村也由一个流动人口居住生活的过渡社区逐渐演化成为流动人口工作创业的发展场所，也使城中村从非正式的移民聚居区域变成一个活跃的社会经济生活共同体。城中村所具有的积极作用还在于，城中村具有较低的土地成本和商务成本，降低了产业创新和优秀人才进入的门槛。这种移民所具有的底层的创新性和竞争性，正是城市发展和活力的重要来源。

流动人口在城中村居住使整个社区的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在城中村中，流动人口通过其努力改变生活地点的丰富实践，扩展出丰富的经济活动，带来社区的功能变化和转型，创造出新的社区生活形态，并在这个过程中推动城市不断更新、发展，支持了现代城市的形成。无论是在纽约下东区的果园街，还是在伦敦的中国城，甚至在发展中国家的印度、拉美和中国的一些移民聚居社区，移民从马路摊贩开始，逐步对商业活动和住房投资改造、发展出公共活动的空间，推动各种经济活动和社会服务不断成长，并创造出新的城市面貌。这样的新的城市生成过程，说明城中村本身具有促进城市更新的能力，这种能力恰恰就是移民本身的创造性。同时，城中村不仅对于外来移民是重要的发展平台，对于本地居民的福利提高也是有意义的，它们为本地居民提供了餐饮、娱乐、家居生活、五金维修等各种服务。城中村还构成了当地村民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地方居民的经济收入增长实际上离不开大量的外来移民。

需要说明的是，流动人口在城中村中不断改变生活地点的过程，存在复杂的城市动态和利益关系。在城中村地区的人口活动一方面“建构”着地方社会的利益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这些社会网络支持了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的共生关系。而另一方面产生出（包括臆想出）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的矛盾。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不仅在公共服务获取和排斥上存在冲突，也存在歧视和反抗的内在张力。在城中村中，流动人口和本地人口一方面互相依赖，另一方面不断产生利益冲突和社会冲突。但是无论是相互冲突还是相互依赖，都是新的地方社会共同体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城市边缘的城中村不仅不是城市生活的边缘，而且恰恰是新城市成长的前沿，包括移民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体不断调适交往模式和社会结构，共同建设地方社会共同体，带来社区的不断更新发展和新城市生活的逐渐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