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误读起纷争

古书又是怎么讲呢？有古书记载，铜鼓是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创造的。

公元一世纪中叶，岭南交趾地区雒将之女征侧、征贰叛汉，汉光武帝刘秀拜马援为伏波将军，率兵南征。事后封马援为“新息侯”。《后汉书·马援列传》记载说：“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还，上之。”这是铜鼓记入中国正史的最早记载。

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人。先人本姓赵，因能服驭马，受赵惠文王赐爵号为“马服君”，子孙因之以马为姓。马援本人曾在西北从事养马和从军驯马多年，对养马、驯马有丰富的经验。他在献铜马式给汉光武帝的奏表中说： “夫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历述了古往今来的相马专家，自称曾拜相马专家杨子阿为师，“受相马骨法。考之于行事，辄有验效。”马援所铸铜马，高三尺五寸，围四尺五寸，得到光武帝批准，竖立在洛阳宣德殿下，作为名马样板，是当时标准的良马模型，也是汉代骏马塑像的纪念碑。

由于马援获骆越铜鼓以铸为马式一事已载入正史，唐、宋以来，不少人便把两广地区出土的铜鼓误以为是马援遗物，称之为“伏波鼓”，有人甚至误以为铜鼓是由马援一手创制的。最早将这种附会载诸文字的是南宋静江（今桂林）知府范成大所著的《桂海虞衡志》。该书在《志器·铜鼓》条中说：“铜鼓，古蛮人所用。南边土中时有掘得者，相传为马伏波所遗。”虽然范成大加了“相传”二字，表现了他的审慎，但他此说一出，使后人以讹传讹，生化出许多关于马伏波遗留铜鼓的传说。

这种传说在《桂海虞衡志》成书五十年以后就有了。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一八钦州条曰：“铜鼓，古蛮人所用，钦州村落中时有掘得者，相传云，马伏波所余。”明代王士慎《广志绎》卷四也说过类似的话。

到清代这种传说更玄了。有关桂平铜鼓滩的传说就是如此。说马援征服交趾后班师回朝，利用郁江一浔江水道，乘船北上，船中载有两面铜鼓，到浔江与黔江交汇的大滩时，这两面铜鼓忽然跃起，跳入江中，后来一直沉没在水底，一千多年以后，到了明代万历年间和清代雍正年间，才分别被打渔人从水中打捞出来。这个大滩因而就叫铜鼓滩，也叫伏波滩。

除了马援遗铜鼓的传说之外，还有马援铸铜鼓的传说。此事可能也从《舆地纪胜》开始。《舆地纪胜》卷一〇六邕州条曰：“铜鼓，马援所制”。嗣后《大明一统志》说：“武宣县西四十里亦有铜鼓滩，或谓马援铸铜鼓于此”。魏浚《西事珥》说：“旧府中有伏波将军所铸鼓，其一尚存。”张穆《异闻录》则说得更详：昔马伏波征蛮，以山溪易雨，制铜鼓。粤人亦谓雷、廉至交趾海滨卑湿，革鼓多痹缓不鸣，无以振威，故伏波铸铜为之，状亦类鼓，名曰：“骆越铜鼓”。

马援铸铜鼓的说法也为清朝官方采纳。乾隆时官修《西清古鉴》在著录铜鼓图像时说：“此器世多谓之诸葛鼓，盖武侯渡泸后所铸，然考马伏波平交趾亦铸铜为鼓，则先诸葛有之矣。”请注意“然考马伏波平交趾亦铸铜为鼓”句，显然是认为马援用铜铸鼓的。同书接着又说：“大抵两川所出为诸葛遗制，而流传于百粤群峒者则皆伏波为之。”也就是说，百粤群峒即今两广地区流传的铜鼓都是马援铸造的了。

由于受马援遗铜鼓、铸铜鼓传说影响和出于对马援的崇敬，在岭南的许多伏波庙、伏波祠中，都陈列着铜鼓，供人膜拜和观瞻。关于岭南的伏波祠里有铜鼓，明人郑定在《伏波祠怀古》诗中道：

荒祠衰草已凄然，犹有居人话昔年。

铜鼓苔生秋雨后，石墙花落夕阳边。

马援制造铜鼓之说，很早就有人指出其谬误。清嘉庆年间任广西巡抚的谢启昆在《粤西金石略》中说道：“自石湖有‘伏波所遗’一语，后人遂以鼓为援所制，且因伏波附会于诸葛，至谓大者为伏波鼓，小者为诸葛鼓，真误中之误矣。”

清人张祥河《粤西笔述》也说：“马援既得铜鼓铸为马式，若以鼓为援所制，何以自铸而自销之，其非援物可知。铜鼓出于诸葛武侯未生之前，以为孔明所制，亦属附会。”檀萃《滇海虞衡志》说：“铜鼓，粤人以为伏波，滇人以为诸葛，而实蛮之自铸也。”所言极是。

据现代学者研究，铜鼓创始期约在春秋时期，创始者是生活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古代濮人，并不是某个英雄豪杰。马援时代所见的铜鼓已是铜鼓艺术繁荣时期的作品了。马援在南征交趾时可能见过铜鼓，也可能虏获过铜鼓，甚至也真的熔化铜鼓铸过马式，但他不可能铸造和到处遗留铜鼓，他绝对不会是铜鼓的创始者。

古书还有一种记载，说铜鼓是诸葛亮铸造的。

四川成都南郊有一座武侯祠，是纪念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的。在诸葛亮塑像前陈列着大小三面铜鼓。右侧一面较大，高39厘米，面径64厘米，鼓面中心太阳纹八芒，晕圈饰鸟纹，变形羽人纹及四出钱纹，边缘铸有青蛙六组，累蹲蛙与单蛙相间。此鼓放在一个木架上，木架上刻着：“咸丰辛酉年清和月中浣吉旦蓉城弟子张瑞颖率子应星置”。

诸葛亮，字孔明，汉末琅琊阳都县（今山东沂水县）人，公元181年生，27岁时参加刘备政治集团，为刘备出谋划策，担任蜀汉丞相，对支持刘备与曹操、孙权抗衡，促成三国鼎立之势，起过很大作用，对蜀汉开发西南民族地区做出过重大贡献，被封为武乡侯。诸葛亮活动的“南中”，汉代称为“西南夷”，主要包括今云南、贵州西部和四川西南一带，是濮、叟、僚等族群居住的地方。诸葛亮本着“西抚夷越”的方针，用以情动人的方式，对待南中的少数民族，演绎出惊心动魄的“七擒七纵孟获”的故事，收到了令当地民族首领心悦诚服的效果，改善了民族关系。诸葛亮还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因此西南各族人民都很怀念他，到处设立祠庙祭祀他，流传着许多关于诸葛亮的美好传说。使用铜鼓的民族以为铜鼓是诸葛亮发明的，他们使用铜鼓的技能也是诸葛亮教会的，把创制和使用铜鼓之功归到诸葛亮名下，于是把铜鼓称为“诸葛鼓”或“孔明鼓”，有的甚至把铜鼓直接叫做“孔明”。在祭祀诸葛亮的祠庙里，供奉铜鼓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关于诸葛亮南征时制作铜鼓的事在民间有两种传说。

一种说法是，铜鼓是诸葛亮南征时在军中制作的。制作这种铜鼓，白天用来煮饭，夜晚用来敲击报警。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年）做过夔州通判的何宇度在《益部谈资》一书中，对铜鼓的形制、大小、纹饰图案，以及敲击的音响，作了生动具体的描述，他认为铜鼓是诸葛亮南征时制作的，因而把铜鼓称为“诸葛鼓”。他说：诸葛鼓，“孔明擒孟获时所制”。后来很多人的著作，都援引他的这一说法。

另一种说法是，诸葛亮制作铜鼓散埋山中，是为了镇压蛮夷。《明史·刘显传》说：“相传诸葛亮以鼓镇蛮，鼓失，则蛮运终矣！”

这些传闻，始于明代，宋代以前没有。《三国志》“诸葛亮传”及其有关征南记载中没有提到铜鼓。《三国演义》对七擒孟获的描绘可以说淋漓尽至，也没有提到铜鼓。而在明代文献中则不断出现诸葛铜鼓的事。据《明史·刘显传》和《蛮司合志》记载，明万历初，四川巡抚曾省吾派大将刘显镇压川南都掌蛮，掠得“诸葛武侯铜鼓九十三面”，曾省吾选其中64面献给皇帝，并在上疏中称：“都蛮呼铜鼓为诸葛鼓，相传以为宝器。”朱国桢《涌幢小品》称：“凡破蛮必称获诸葛铜鼓，有多至数十面者，此必诸葛倡之，后人仿式而造。”

明代以后，中国西南地区的地方志书就常把铜鼓称为“诸葛鼓”。如《叙州府志》明说：“铜鼓，相传武侯铸以镇蛮者，今田间往往耕出之。”该志书还录了顾图河一首诗，诗题就是“诸葛铜鼓”。其诗曰：

武侯未筑祁山垒，先出偏师渡泸水。

人言孟获不足擒，股掌玩之徒戏耳。

岂知北伐用南夷，正欲中原扫仇耻。

僰人笮马供鞭驱，罗鬼乌蛮皆效死。

至今铜鼓散山谷，峒户流传尚夸侈。

精铜其质革其音，想见援桴兵四起。

鸟蛇龙虎倏四合，戎机万变人难拟。

曾传八阵有遗迹，更说旗台有故址。

此鼓千年尚宛存，血战消磨土花紫。

君不闻，

定军山下阴雨中，山鸣雷动声隆隆。

埋鼓镇蛮功未毕，反旗走敌憾无穷。

西南各地的传说，使人不得不相信，铜鼓就是诸葛亮造的。所以清人戴朱纮的《铜鼓歌》就说：

蛮溪毒雾苍虬舞，土人架阁悬铜鼓，

问是当年谁所留，尽说传自汉武侯。

因此清乾隆时官修《西清古鉴》图录在介绍铜鼓时就说：“大抵两川所出为诸葛遗制”。

古时也讲名人效应，铜鼓一旦与诸葛亮拉上关系，它的身价也就不一般了。因此郭子章《黔记》就说，仲家（今布依族）“土人或掘地得鼓，即夸张言诸葛武侯所藏者”。《戎州志》说：“相传为诸葛亮铸者，值数十镒，次者数镒。”有的铜鼓在铸造时，甚至直接打上诸葛亮的印记。

广西民族博物馆有一面铜鼓就铸有“天元孔明”铭文，这面铜鼓鼓面主晕是楷书“福寿进宝”“天元孔明”八字和两个“寿”字篆书铭文。“天元”是明代初年元后主古恩帖木儿的年号，为公元1378～1388年。“孔明”就是铜鼓的代称。“天元孔明”就是天元年间制造的孔明鼓。

四川成都武侯祠那面小铜鼓，鼓身刻“汉诸葛武侯制，大清道光元年（1821）复制”铭文。说明清道光元年还有仿诸葛武侯铜鼓的事。

说铜鼓是诸葛亮创造显然是错误的。前节已经谈到，马援尚不可能是铜鼓的制造者，何况比马援晚200多年的诸葛亮？对于这种错误说法，古人已多次加以驳斥。清康熙年间有人得一铜鼓，山东人赵秋谷写了一篇《诸葛铜鼓歌》，他的同乡桂馥在《札朴》一书中批评这篇诗是“皆相传臆度之词”，他列举了《后汉书·马援传》、《林邑记》说明马援之前已有铜鼓，又列举虞喜《志林》、《晋书·食货志》、《隋书·地理志》、《南史·欧阳頠传》、《岭表录异》、《唐书》、《玉海》等书谈到铜鼓，“无一语及诸葛者”。他认为“铜鼓皆蛮夷自铸，诸葛无此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