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考古发现探源流

将铜鼓正放，整个形态犹如一个扁形的木腔皮鼓放置在一个圆筒形的基座上。有人推测，铜鼓就是把皮鼓和鼓座合铸在一起而已。他们是从铜鼓的地理分布及其自然环境推演出来的，铜鼓分布地区纬度低，气候炎热多雨，土地卑湿，在这种环境下皮鼓容易受潮。皮鼓一旦受潮就会失去张力，声音变得低沉短促，木腔皮面也容易霉烂。为克服这种弊病，使皮鼓保持山鸣谷应的良好效果，在使用时，只好用火烘烤，这样做，在指挥战阵时就比较困难。怎么办呢？按照常理的推想，应当找一种不怕受潮的东西来替代。人类进入金属时代，懂得用铜和铜的合金制造器物。铜是不怕潮的，即使在雨地里敲击，同样会发出清脆的响声。人们知道铜的这个特性，于是就用铜鼓来代替皮鼓面和木鼓腔，而且将鼓面、鼓身和鼓座铸成一体，就成了铜鼓。根据这种推测，人们又把铜鼓的发明权归到东汉马援名下，说是马援带兵南征时最先发现木腔皮鼓不适用于阴雨潮湿的环境，才造出铜鼓来。

这些推想也受到研究者驳难。木腔皮鼓是膜鸣乐器，靠皮革的张力发声，铜鼓是体鸣乐器，靠金属体撞击发声。从木材皮革到全身金属，材质上的变化有许多中间环节，不可思议；从形态上看，也没发现与铜鼓形态相近的木腔皮鼓。二者之间找不到必然联系。

铜鼓究竟是从什么东西演化来的呢？

人类是由猿类进化而来的。人们研究人类的进化是由近及远，不断往远古追溯的。探索铜鼓的始祖，也只能由近及远地往前追寻它们的原始形态。研究铜鼓的学者经过千辛万苦，搜集了大量的铜鼓资料，将这些铜鼓反复分类排比并分析其时代特征，然后一步一步往前推进，终于找到了铜鼓的“老祖宗”。

中国学者很早就注意到铜鼓的形态像倒过来放置的炊具或容器。《蜀中广记》引《游梁杂记》说：“诸葛鼓，其形圆，上宽而中束，下则敞口，大约若今楂斗之倒置也。”同书又引《戎州记》说，“铜鼓旁范八卦及四蟾蜍，状似覆盆。”近人曾瓶山的《铜鼓歌》曰：“腰间束缩腹底空，兀若坐墩宛覆釜”。正因为如此，在晚近还有人把铜鼓翻转过来倒放着当容器储存粮食杂物，甚至用作炊煮之器。

20世纪50年代初叶，云南省博物馆在金属回收部门拣选到一面形制古朴的铜鼓，这种铜鼓是以前没有见过的。在1959年出版《云南省博物馆铜鼓图录》时，将这面铜鼓的照片和拓本印出，在文字说明中指出：“整个鼓的制作风格显得非常原始，很可能是甲式鼓中最早的一种形式。”1960年3月，在云南楚雄县东北境内的大海波，因修小型水电站，在河沙层中挖出一面全无纹饰的铜鼓。这面铜鼓被带回昆明后，在云南省博物馆的入库登记卡上，开始填为“铜鼓”，但因鼓面太小，足部很短，两对耳太细小，与以前的铜鼓不同，遂改填为“铜釜”，但经仔细观察，发现还是像铜鼓，而且胸部有两处开孔，不能作炊具，故又改填为“铜鼓”。这面铜鼓被三易其名，说明它的形态处在铜鼓与铜釜之间，究竟是铜鼓还是铜釜，一时难以确定。

1964年，在云南祥云县东南的大波那木椁铜棺墓中出土一面铜鼓，形体高瘦，鼓面有一个四芒的光体，同这面铜鼓一起出土的还有一件铜釜，大口鼓腹，底小而平，翻转过来，和这面铜鼓十分相像。在发表这座墓葬的考古报告时，研究人员印出了一张将铜釜倒置的照片，指出：“此釜形状和铜鼓十分近似，倒置过来看，其异于铜鼓者，只不过是打击面的直径较小，足边无折棱而已。过去，对铜鼓来源于何物，颇多揣测，迄无定论，此式釜之出现，又增添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线索。”

类似大波那的铜鼓，后来在云南中部地区陆续被发现，至20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冯汉骥在《云南晋宁出土铜鼓研究》一文中明确指出：

从早期铜鼓的形制来看，它似乎是从一种实用器（铜釜）发展过来的。大概在云南地区的青铜器时代早期，曾使用过一种鼓腹深颈的铜釜，这种铜釜是炊器，又可将其翻转过来作为打击乐器。祥云大波那铜棺墓中这种形状的铜釜及铜鼓的发现，给了我们以明确的启示，说明了早期铜鼓的一些特别形状的来源，例如鼓面为什么较小，胴部为什么特别膨胀，鼓身为什么缩小，鼓足为什么又复行侈开，鼓耳为什么在胴部与鼓体之间，等等。这都是因为：鼓面原本是釜底，胴部原是釜腹，鼓身原是釜颈的延长，鼓足原是釜口，鼓耳原是釜腹与颈之间的釜耳。又因为整个铜鼓是从铜釜发展而来，所以打击面只有一面而非两面。

1975年，云南楚雄县城东南约3.5公里的万家坝，因该县良种场搞农田基本建设而发现一群古墓，云南省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从其中一座大墓的腰坑中挖出1面铜鼓、3件铜釜、6件铜羊角钮钟和100多件其他青铜器，其中有一件铜釜是用铜鼓改制而成的：将铜鼓翻转过来，在鼓足边上加铸一对辫索形耳就成了铜釜。同年10月，在同一墓地23号墓棺底垫木之下挖出4面铜鼓、大量青铜工具和兵器。这4面铜鼓的外表都很粗糙，鼓面小，胸部特别突出，腰细而长，足短而向外侈。这些铜鼓的外壁都没有花纹，但内壁有花纹，推测原来是足部朝天倒放着使用的。因为只有倒放，内壁的花纹才能看得见。这些铜鼓出土时也确确实实是倒放着的，同那些铜釜放置的形态完全一致。鼓面上有烟熏痕迹，也说明它们确曾作炊具用过。这就更证实了铜鼓来源于铜釜的推断。

这一次又一次的发现，使铜鼓研究者产生一系列联想。万家坝墓葬的发掘简报稿指出：

万家坝所出铜鼓，是迄今为止我国经科学发掘所获铜鼓中之最原始者。这批铜鼓器身似釜，而且大部分鼓表面有烟痕，明显曾作炊爨之用；与此同时，有的釜又是利用铜鼓改制的，如M1:10。这些都足以证明本地的铜鼓不但是从釜发展而来，而且尚停留在乐器、炊器分工不十分严格的初期阶段。这对于解决铜鼓产生的时代、地点以及追溯其发展的源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铜鼓是铜釜演变而来的，万家坝铜鼓与铜釜共出，酷似铜釜，是最原始的铜鼓。这个结论到20世纪70年代末逐渐为大家所接受，1980年4月在中国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上正式命名为万家坝型铜鼓。

在云南中部，云贵高原被许多呈折扇状分布的河流切割成平顶的高山和陡峭的河谷。丘陵和盆地交错并存，蕴藏着丰富的矿藏和水力资源。在这块地方，很早就有人类生活，在元谋县上那蚌发现的猿人化石来自距今170万年前的人类；在元谋县大墩子和宾川县白羊村发现过距今4000～3500年前的村落遗址，海门口发现距今3100年前的铜石并用时代的村落遗址，这些都显示出人们已经开始开采铜矿和使用铜器。从楚雄、祥云古墓出土的青铜器来看，滇池地区开始使用铜器的时间也很早，到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了发达的青铜文化，这种青铜文化所具有的青铜冶铸业足以铸造出巨大而复杂的铜棺和日用容器，为铸造铜鼓创造了必备的技术条件。铸造铜鼓需要大量的青铜原料，从《汉书·地理志》记载可知，云南中部的江川、玉溪出铜矿，通海、河西、个旧、蒙自、峨山出锡矿，在西汉以前就已著名，现代地质部门调查表明，禄丰、易门、楚雄、大姚、剑川、大理都有铜矿。楚雄万家坝的西周至春秋时代墓葬中，既有铜鼓，又有铜釜，并获得铜鼓起源于铜釜的直接证据。这个时代，大致相当于越南青铜文化的门丘期，反映出来的铸铜鼓技术却比门丘期高超，并具备了使用陶范铸造较大型容器的能力。这种铸造技术是创造铜鼓的必要前提。另外，从目前发现铜鼓的情况来看，原始形态的铜鼓都集中发现于云南中部偏西地区，如楚雄、弥渡、祥云、昌宁等几个县，在这个地区以外，没有发现过这么古老的铜鼓。这种早期铜鼓往后发展，就是石寨山型铜鼓。云南中部地区出土的铜鼓从早期到晚期可以排成队列自成系统，发展脉络清晰。而原始类型铜鼓又从当地出土的铜釜、陶釜的形态上可以找到渊源关系，证明它们完全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由此可见，铜鼓最初产生于云南，集中在滇池以西、洱海以东、元江以北、金沙江以南的地区。这个地区最大的河流是礼社江，那里生活着古老的百濮族群。礼社江在古代称为濮水，濮水因濮人而得名。

由此可见，神奇的铜鼓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本，也不是马援、诸葛亮创造的，而是生活在云南西部礼社江流域居民创造的，是从炊具铜釜演变而来的。百濮是百越的近亲，作为一种文化载体，通过大江大河，铜鼓很快就传到岭南百越地区。岭南越人接受了铜鼓文化，并将其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