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W·本亚明的“纯粹语言”观念

1989年，美国学者安德鲁·本亚明发表了著作《翻译与哲学的本质》，该书从哲学史的角度系统论列了柏拉图、塞内卡、弗洛伊德、海德格尔、戴维森、德里达等人关于翻译与哲学的思想。而其中第四章则专门贡献给法兰克福学派的同路人、德国犹太裔思想家W．本亚明。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思想史中，W．本亚明一向有两个形象：一个是作为阿多诺的密友、30年代后开始靠近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的W．本亚明，他这个时期的作品以《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一文最为著名；而另一个则是在20年代初期耽溺于犹太教神秘思想（Kabbalah）的W．本亚明，在这个时期，他对语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代表作之一是1923年出版的《译者的使命》。

本文十分关注《译者的使命》中提到的“纯粹语言”概念。但在此之外，我们注意到其中的一系列概念直到今天读来还有着相当大的启发意义。在该文开篇，W．本亚明就指出了“翻译”与绘画、诗歌的一个重要区别：

诗并非为读者而作，绘画并非为收藏家而作，交响乐也不是为听众而作。但翻译则似乎是为那些不懂原文的读者而作的。这是它与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区别，也是人们以重复的方式“说同样的事”的唯一重要理由。……既然如此，翻译就成为一个重要的作品“样式”（mode）：为理解这一样式，人们必须回到原本。因为只有原本包含着制约翻译及其可翻译性（translatability）的基本法则。

在提出“可翻译性”观念之后，W．本亚明并没有立刻进入“可翻译性”是如何可能的问题。他将笔锋一转问道：这种“可翻译性”对原本究竟意味着什么？他的答案是：

如果翻译是一种样式，可翻译性就必须是某些作品的本质特性。……由于可翻译性，一些作品便与对它的翻译有了一种密切关系。……如果说生命在其自身展现时并无重要性可言，那么翻译对原本的重要性便在于：它代表的不是原本的“现世生命”（life of the text），而是原本的“来世”（after-life of the text）。……换句话说，一个文本的重要性不是出自它的自然或本质（nature），而是出于它的历史。

基于这个认识，W．本亚明提出“原本是在其常变常新的过程中、在其春花般的怒放中获得其生命的”。必须补充说明的是，“原本只有在afterlife（来世）中获得其life（生命）”的辩证理解在W．本亚明那里是一以贯之的。在其另一篇经典论文《故事叙述者》中，他以同样的方式将“信息”和“故事”区别开来：

信息的价值在保留其新鲜性的那个瞬间消失后便不再“幸存”（survival）。它只活在那个瞬间，完全依附于那个瞬间，并要不失时机地在那个瞬间展示自己。但故事则不同，它不会立刻把自己释放殆尽，而是将其力量保留和积聚起来，使其在很长时间之后还在不断地释放。

显然，“故事”（story）只有在“故事的讲述”（story-telling）中才能得到幸存，而信息则往往在进入讲述之前就已经“死亡”了。“幸存”（survival）和“死亡”（death）成为后来德里达谈论“原本/译本”关系时的核心主题之一。

“原本在其来世中才获得其生命”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意义，那就是能够具有来世的作品才是具有永恒生命的作品。因此，“可翻译性”成为嫁接“原本”和“译本”，并最终将“原本-译本”（=文本的生命和文本的来世）与永恒的生命嫁接起来的桥梁。在这里，W．本亚明展开了他的“纯粹语言”概念。他认为，翻译，尤其是可翻译性，提示着原本中那个永恒的内容。而正是这种内容表现出原语与译语的“亲缘关系”（kinship）。这种亲缘关系不仅是说译语与原语之间存在着可模仿的“相似关系”（similarity），毋宁说，这种相似性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它们都是一种“纯粹语言”的碎片。

一个有待于粘合起来的花瓶的各个碎片不需要彼此相似，但它们必须哪怕是在最微小的细节上都彼此匹配。同样，一个译本不需要将原本的意义简单收集起来，它们必须在细节上与原本意谓形态美妙地对应起来，从而使人们辨认出原本和译本都是一个更加伟大的语言的片段（fragments of a greater language），正如那个花瓶的碎片一样。

本亚明所使用的“花瓶”或“破碎的马赛克”的隐喻对后来的思想家产生了很大影响。比如，英国当代著名学者乔治·斯坦纳在其关于翻译问题的巨著《巴别塔之后》中就曾描述这样一种信念：

从婆罗门的智慧到凯尔特乃至北非的传说，几乎所有语言学神话都一致相信（上帝的）源始语言破裂为72个——或者是72的公倍数——碎片。它们真的就是原初的碎片吗？如果这一点得到证实，人们通过辛勤的语词或句法的研究，就可以从它们之中发现伊甸园中那失落的语言，发现那被荣耀的上帝打碎而均匀分布到世界各地的语言的遗留物。对失落语言的重构犹如复原一块破碎的马赛克，它将使人们回到亚当时期的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如果人可以打破由分散的和被污染的语言（它们犹如被摧毁的巴别塔的碎片）所筑成的囚笼，他们就能再度洞悉实在的内部机密。他们将知道他们所说出的真理。此外，他们与其他人类的隔绝，他们之被放逐于暗昧不明的语言，就可以从此结束。世界语（esperanto）这个名字就明确表达着一个自古而来的、人们强烈追求的希望。

W．本亚明称这个更伟大的语言为“纯粹语言”、“最高语言”（supreme language）、“真语言”（true language）或“语言总体”（language as a whole）。自然语言的真理一向是“破碎大道”。而W．本亚明所确定的翻译的使命，用庄子的话说就是，“道通为一”。

总之，翻译的重要性在于显示出这样一个语言本体论事实，the original certainly do not reach its entirety（原本自身当然没有达到其完整性），所以它是“有待的”。这种有待性表明，它只有通过翻译才能获得其完整性——“翻译指向作为总体的语言”。而使翻译成为可能的条件恰好在于，原本和译本是一个更大的完整性存在的部分。因此，翻译的任务就不仅是再现某一具体原本，而且与这一具体原本来再现、黏合或展现那个整体，我们将它称为“第三文本”意义上的“原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