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作为“第三原本”的深层语言结构

不论现代语言学发展的背后是否存在着承诺“神圣语法”的潜在情结，但在不同语言现象背后寻找一种逻辑结构构成了它的基本理论取向。因此，破译一种语言就是破译出它的结构，这一点在语言学实践中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乔治·珍在《文字与书写：思想的符号》中谈到西方古文字学者文屈斯（Michael Ventris）破译克里特岛线形文字B的贡献时说道：

文屈斯（1922～1956）善于从古文字符号令人迷惑的各种形式中看出一个基本模式。并准确地辨认出其中稳定的要素，从而揭示所有符号背后的隐秘结构。总而言之，他的天赋即在于能够从表面的混乱中发现秩序。事实上，文屈斯的这种天赋，正是所有伟大的古文字学者的共同特质。

由于这种成功，人们很自然地相信，自然语言可以还原为一种理论语言或语言理论，具体的生活语言可以是理论的衍生物。这一点在所谓“深层结构”理论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这种理论假定，具体的语言使用是表层的，而理论解释是深层的。

不过，并非所有的“深层结构”理论都假定着“第三文本”。我们知道，索绪尔是在一种“语内背景”下谈论“语言”的。那里只存在着“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这样一种二项区别：

但语言是什么呢？在我们看来，语言和言语活动不能混为一谈，它只是言语活动的一个确定的部分，而且当然是主要的部分。它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整个看来，言语活动是多方面的、性质复杂的，同时跨越着物理、生理和心理几个领域，它还属于个人的和社会的领域。相反，言语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一个分类的原则。我们一旦在言语活动的事实中给它以首要的地位，就在一个不容做其他任何分类的整体中引入了一种自然的秩序。

归纳起来，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是言语中系统的、规约的、社会的、语义的方面，言语则体现着语言中语境的、语用的、个别的方面。索绪尔的区别意识对后来的结构语言学家产生了很大影响。如布拉格学派的一个重要工作是对音位与语音进行区别，其中，音位是语言中形式化的语音差异系统，而语音则代表着该系统在言语活动中的具体使用。此外，分析哲学对命题与语句的区别也灌注了这种意识。当然，“深层结构”的说法流行起来，与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的影响有关。

乔姆斯基虽然对索绪尔那种机械论的语言观不满意，但接受了语言/言语的分类模式，提出使语言生成能力/语言行为二分的理论。从认识与描写的顺序来说，这种生成能力包含三个部分。

首先是语句的表层结构，即人们诉诸语言行为而使用的任意一个语句，它在语言学上被称为“表层语符列”（surface strings），这是“语音输入部分”，也就是“语音解释部分”。然而，一些语音输入完全相同的语词或语句可能表达着完全不同的意思，用乔姆斯基最喜欢使用的两个例子：

①语句：They are flying planes

这个句子可能导致歧义理解：

其一，They /are/ flying planes（它们是正在飞行的飞机）

其二，They /are flying/ planes（他们正在驾驶飞机）

②语词：bachelor

这个词包含着“未婚男人”、“骑士”、“学士学位”、“海豹”以及“未交配的雄兽”等多种语义。

显然，我们能够从上述语句或语词中看出差异，是对它们进行不同语法和语义范畴分析的结果。从语法上说，对语句除可以作“名词短语”（NP）和“动词短语”（VP）的一般分割外，还可以进一步将名词短语、动词短语按照语义范畴和次范畴（categorical subcomponents）进行再度分割。分割过程就是给每个被分割单位加上语法标记（如“名词”或“动词”）、语义标记（如该名词属于“人”、“动物”还是“无生命物”，等等）。以上整个操作过程就是所谓“转换”。

最后，所得出的经过分割和标记的基本词组系列构成了一个词或句子的基础部分，也叫“深层结构”，它澄清了表层“基本语符列”的语义内涵。比如上述句子在经过不同分割和标记后就可消除歧义理解；上述语词经过这一过程也就会展现出多种“语义读入”（semantic reading）。因此，对应于表层语言是“语音输入部分”这一说法，深层结构是“语义输入部分”，它为表层结构提供准确的“语义解释”。

乔姆斯基在《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中对这个过程做了概括：

句法部分的基础是一个规则系统，这些规则生成着一套高度约束性的基础语符列，每个基础语符列具有一种相关的基础词组标记，这些标记构成了深层结构的基本单位。我将假设这一基础规则不会导致任何歧义。……作为每个句子基础的是基础词组标志序列，每个基础词组标记由句法部分的基础生成，我将把这个序列称为句子的基础。……生成语法的句法部分除了其基础外还包含转换性层次上的次规则要素（transformational subcomponent），它关注的是从其基础生成句子，生成其表层结构。

应当指出的是，在乔姆斯基那里，描述的过程是从表层结构到深层结构，而说明的过程则是从深层到表层。后一顺序也适合于说明儿童习得语言能力的过程。

此外，从效果史来看，乔姆斯基对语言的结构分析细节只对专业语言学家才有意义，而从其传播来说，它有两个鲜明特点：

第一，对“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的区别以及使两者联系起来的“转换”概念触动了许多学者的想象。

第二，乔姆斯基的分析是以英语和他所了解的个别语言为原型、在某一同质语言共同体中进行的。他很少涉及“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或不同自然语言是否具有不同的生成转换语法问题。

但他的分析模式显然对“语际翻译”领域的学者产生了影响。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学者就是E．奈达。有趣的是，奈达本人从不承认他是从乔姆斯基那里接受的“深层语言”观念。他曾举例证明早在乔姆斯基发表《句法理论结构》（1957年）以前5年，他就已经创制了这个理论。他以第三人称的口吻写道：

在乔姆斯基的生成转换语法问世之前，奈达就已经在注经学（exegesis）的若干问题研究中采用了实质性的深层结构理论。在一篇题为“圣经学研究中的全新方法论”的文章中，他探讨了从复杂的表层结构回归转换（back-transformation）到一个基础层面（underlying level）的问题，而这些基础要素包括客体、事件、抽象语词和关系。

本文不想研判“深层结构”理论的专利究竟属于谁的问题，而是要说，这个观念对于那些旨在说明“可翻译性”的理论来说是一个注定了的思想走向。不过，奈达真正应当强调的是，与乔姆斯基相比，他的独特贡献是指出：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意味着不同语言的结构对应和转换。在《走向翻译科学》第四章中，奈达专门在“核心语句和转换”的题目下指出：

在对诸结构语言的多样性所具有的各种理论可能性进行比较后，人们发现一些惊人的相似，它们尤其包括（1）不同语言内都存在着相当相似的硬核结构（core structures），其他结构都是通过变换、替代、增加或删除等方式从它衍生出来的；（2）在最简结构层面上，不同语言的语词在形式类别（如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等）和基本的转换功能类别（对象、事件、抽象和关联）上存在着高度的对应。

按照奈达的说法，对一个语言的翻译，就是一个逐步探索其语法和经验层面的深层结构的过程，它需要经历以下三个步骤：

（1）将原本还原为其结构的最简要素和语义上最为自明的核心成分，（2）在结构性的简单层面将原语中的语义转换到接受者的语言，（3）在受体语言中生成在风格上和语义上的对应表达。

当然，寻找对应表述是一个动态过程（dynamic equivalence）。奈达的这个观念在德国学者W．威尔斯那里得到了共鸣。他认为（1）一种普遍语言包含着语言A和语言B共有的语法形式和经验硬核；（2）通过一个动态的解释学过程，语言A的深层结构可以转换为语言B的深层结构；（3）语言B中的深层结构通过一种转换规则可以生成其各种表面结构；（4）这些表面结构是由各种文本形式来表现的。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看到“深层结构”理论的宗旨是要在自然语句背后找到另外一个精确的“理论语句”。在“语际翻译”中，这就意味着要在两个以上的语言背后找到它们所共有的“语言结构”以及该结构要素所承载的共同经验，这个“共同的深层语言结构”也就是我们说的诸文本、诸语言背后的“原本”。它既是“可翻译性”得以实现的语言条件，也是使翻译得到描述的理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