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马戎

在我国新疆、藏区等西部少数族群聚居区，民族语言仍然是当地民众的主要工具性语言。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传统文化需要保护和继承，少数民族学生在学校学习母语是宪法明确规定的公民权利。1949年以来，我国西部现代学校教育发展与东中部地区出现差距，这与汉语授课学校与民语（少数民族语言）授课学校并存的“双轨制”教育体系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少数民族学生需要同时学习母语和汉语，这无疑增加了他们的学习难度，理科民语教材质量不高、缺乏教材参考书也是影响因素之一。由于城镇就业市场上普遍要求劳动者具有汉语交流和学习的能力，部分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困难，因此，新疆自治区政府开始强调双语教育。国家通用语言在各族年轻一代中的普及，将为中国各族群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中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必要的语言工具。与其他现代民族国家一样，推广国家通用语教育是中华民族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进程中的历史发展趋势，是在国家层面建立“文化认同”的社会基础。这一点已经在全国民众中达成共识。

研究少数民族教育现状和发展前景时，我们需要关注不同文字出版物提供的知识体系之间存在的明显差异，这一差异与少数民族学生在完成学校教育后的就业前景密切相关。2010年我国汉族、满族、回族等通用汉语的人口规模超过12亿，同年全国出版图书328397种，其中少数民族文字图书9429种，仅占2.87%。全国6岁以上人口受教育水平在“大专及以上”的有118374897人，其中汉族、回族、满族人口总计约1.13亿，约占总数的95.6%，蒙古族受教育水平在“大专及以上”的有78.2万、维吾尔族有56.6万、藏族有30.9万、朝鲜族有28.2万、哈萨克族有11.5万。如果一本学术类译著能够在“大专及以上”人群中吸引万分之一的读者，这本书的汉文版可售出1.13万册，维吾尔文版仅可售出57册。即使政府出资补助，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的翻译和出版规模也必然十分有限，同时，许多国外前沿科技创新著作要找到专业水平合格的少数民族文字译者也很困难。因此，无论从中国传统文献积累还是从国际化现代知识含量和应用人口规模来看，今天的汉语（国家通用语）已成为现代知识体系的重要新载体，在中国国内的知识交流和知识创新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工具作用。

相比之下，我国几种主要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数量小、种类少，只能为读者提供有限的现代知识。以新疆大学图书馆藏书中的维吾尔文图书为例，理科基础学科的数学类图书仅为北京大学图书馆汉文藏书数学类的1.05%，物理学类为0.68%，化学类为1.03%，地理学类为0.82%，普通生物学类为1.00%；文科中的财政金融类图书仅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同类汉文藏书种类的0.14%，法律类为0.91%，史学理论类为0.26%，社会学类为0.86%。维吾尔族学生阅读现有维吾尔文出版物所能获得知识（特别是现代科技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量与质与汉文出版物完全无法相比。从世界各种语言的发展历史看，语言之间的竞争存在马太效应，随着全世界知识创新速度越来越快，维吾尔文出版物与汉文出版物之间在知识含量方面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而不可能缩小。同时，随着新疆与内地在经济活动和劳动力市场方面的进一步整合，对劳动力素质和现代知识的要求越来越高，维吾尔文教材和出版物提供知识的局限性必将进一步凸显。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面对现今就业市场上对不同类型人才的需求结构，换言之，我们需要清楚地了解，今天的劳动力人才市场对少数民族语言人才的需求规模究竟有多大。我国人口普查把行业分为20个类别。第20类是“国际组织”，由于在这一项上就业的全国总人数仅为6580人，所以略去。从其余19类的具体行业内容来看，能够阅读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并掌握相关知识，可能在新疆地区5个行业的就业竞争中具有一定空间。第一个是“教育”，以少数民族学生为工作对象的教师队伍可吸纳大量少数民族人才，特别是南疆中小学校；第二个是“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新疆文化事业的服务对象中，母语不是汉语的少数民族人口超过新疆总人口的一半；第三个是“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其中“科学研究”应当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历史、哲学、宗教、地理、医学方面的研究工作，相关领域可吸收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语言人才，但这一行业类别中的“技术服务、地质勘查业”仍然需要以汉文为主要载体的现代知识；第四个和第五个分别是“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与“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在这两个行业中，对于在少数族群聚居区工作的就业人员而言，少数民族语言是重要的交流工具和工作文字。

在全国范围内，2010年在上述5个行业就业的劳动力仅占劳动力总数的7.573%，在汉族中占7.677%，在维吾尔族中占6.328%（总数约31.5万）。这5个行业的就业人员在本族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汉族与维吾尔族在3个行业（“教育”“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上相差不多，但是在“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这两个行业的比例上，维吾尔族不到汉族的一半。由于汉族在这5个行业就业的人员在全体劳动力中的比例仅为7.677%，所以维吾尔族6.328%的比例也属正常。在全体维吾尔族劳动力中，只有不到7%有可能在这5个行业的就业竞争中展现维吾尔语交流和通过维吾尔文出版物所获知识的能力，其他约93%的就业机会均要求就业人员具有一定程度的汉文阅读能力，从而掌握本行业必要的知识与信息。这一差别完全是由汉文、维吾尔文出版物所含现代知识的质与量所带来的，是就业市场上客观存在的需求规则。

在其余14个行业中，当工作伙伴或对象是新疆本地少数民族时，民族语言是有用的口头交流工具，但是维吾尔文出版物提供的知识与这些行业工作内容之间的联系并不那么直接和重要。以“卫生”行业为例，面对维吾尔族患者，医生如果能够用维吾尔语交流，无疑有很大帮助，但是除了“维吾尔医学”专业的学生外，大多数医生学习的专业医科教材和参考书主要是汉文书籍，高层次医生还需要参考英文资料。在这14个行业就业的大多数劳动者仍然需要通过汉语进行工作交流和业务操作。从我们在南疆一些民族中进行的实地调查情况来看，维吾尔族毕业生的汉语交流与阅读能力是他们在这些行业实现就业的瓶颈。

在这14个行业中，汉族、维吾尔族就业比例差别最大的是农、林、牧、渔业（汉族为46.42%，维吾尔族为82.59%），汉族劳动力大量集中在制造业（17.7%，维吾尔族仅占2.3%）、建筑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等，反映汉族和维吾尔族劳动力在“非农产业”就业方面的巨大差距。维吾尔族初高中毕业生如不能进入城镇“非农产业”，只能被统计为“农业劳动者”。他们在“非农产业”中就业是否困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汉语能力。在今天中国的产业发展现状中，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和交通运输业中的主要交流工具是汉语，看懂机器设备的操作维修手册、施工流程与图纸等需要就业人员掌握汉语，政府不可能要求设备生产厂家为新疆少数使用者专门翻译印刷维吾尔文版。因此，不懂汉语、无法使用汉文学习这些知识的维吾尔族青年很难进入这些产业的职工队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民考汉”学生（在普通汉语学校学习的少数民族学生）就业情况明显好于“民考民”学生（在少数民族学校通过母语学习的少数民族学生）。

假如南疆农业生产一直保持传统耕作方式，父辈的言传身教就足以延续，学校教育可有可无。但是从长远看，南疆的农业、林果业必然会向现代种植业发展，获得所需要的科技知识、设备操作知识、市场信息等的最便利渠道是汉文出版物，农业产品的销售范围也必然扩展到全国甚至走出国门，要使用汉语与客户和中间商交流，换言之，即使是南疆农业的未来发展也离不开汉语学习。从这个发展的大趋势来思考问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汉语学习和双语教育的重要性，即不仅有助于改善维吾尔族今后在各“非农行业”的就业状况，而且对新疆现代农业的发展也极为重要。汉语学习和双语教育已经成为我们考虑21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发展的核心议题。

1990～2000年，汉族劳动力产业结构的变化为，农业劳动力下降了8.3%，第三产业提高了5.2%，第二产业提高了2.7%。同期维吾尔族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与汉族基本同步，农业劳动力下降了4.8%，第三产业提高0.8%，第二产业提高2.9%。2000～2010年，汉族农业劳动力比例下降16.6%，第三产业提高8.7%，第二产业提高7.9%，说明此期间汉族人口加快了城镇化和“非农化”步伐。但是在同一个10年里，维吾尔族劳动力产业结构出现不同的变化趋势：农业劳动力比例逆向提高2.2%，第二产业下降1.1%，第三产业下降0.5%。一个可供对比的参照系是聚居在青藏高原的藏族，藏区发展基础薄弱，但是藏族劳动力结构的变化趋势与汉族相同：农业比例下降，第二和第三产业比例上升。我国其他少数族群的相关数据没有呈现，但是绝大多数都与汉族的变化同步。维吾尔族劳动力行业结构中出现的逆向变化是反常和罕见的。

为什么在维吾尔族教育持续发展的背景下，维吾尔族劳动力的行业结构变化却与全国和汉族的发展逆向？就新疆本地区而言，2000～2010年，新疆GDP总值从1363.56亿元增长到5418.81亿元，其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从21.1%下降到19.8%，第二产业从39.4%增长到47.7%，第三产业从39.5%下降到32.5%。新疆的第二产业在这10年保持了快速发展，而同期维吾尔族的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无论在人数还是比例上都明显下降。换言之，在新疆第二产业大发展的10年里，维吾尔族没有充分参与这一历史进程，反而呈现某种边缘化趋向。2000～2010年是全中国和新疆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遗憾的是我国维吾尔族劳动力在这一产业升级换代的过程中没有进入快车道。

维吾尔族人口聚居的南疆缺乏学习使用汉语的语言环境，进入21世纪后才开始推动中小学双语教育，今后进一步加强汉语学习和双语教育，使维吾尔族学生能够主要通过汉文教材学习现代知识，这将是在今后的10～20年内扭转这一局面的主要举措。对于我国维吾尔族来说，主要通过汉文教材和出版物来学习现代知识，是最便利最有效的渠道。除中央民族大学外，内地大学不具备维吾尔语教学的客观条件，那些希望在一流综合性大学（如北京大学）或专业大学（如中国科技大学）完成本科和研究生学业的维吾尔族学生，只能通过汉语接受专业教育。

我们希望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年轻一代不仅能够顺利实现就业，参与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而且能够涌现一大批世界一流水平的科学家、建筑师、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医生、将军、作家、艺术家、运动员等，提高其在国家发展决策层面的参与程度和影响力。美国在2008年选出一位有黑人血统的总统，我们期望在21世纪的中国也会出现少数民族血统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但是，只有在全国最好的教育环境中才最有可能涌现顶级人才。美国哈佛大学2009年招收的本科生中有10.5%是黑人，这一比例接近美国总人口中黑人所占比例。相比之下，2010年北京大学招收了7名维吾尔族、6名藏族本科生，清华大学招收了2名维吾尔族、7名藏族本科生。这两所大学没有排斥少数民族考生的招生政策，维吾尔族、藏族学生之所以少，主要是受考试成绩以及学习语种的限制。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我们必须承认汉语学习和双语教育是我国维吾尔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年轻一代参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实现社会流动和个人理想、推进民族平等的重要渠道。

在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中，新疆，特别是维吾尔族的教育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受到教育学界的普遍关注，近年来在新疆汉语学习、双语教育领域已有不少论文和文集发表。祖力亚提·司马义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先后完成了本科和研究生学习，并于2008年获得民族社会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她的这本《民族政策在新疆教育中的实践与发展》可以说是这个领域以专著形式出版的最新成果。

在这本书的“绪论”中，作者系统梳理了国家认同教育和文化多元主义理论以及各国的政策实践。第一章回顾了新疆教育发展的历史，指出中原文化对新疆各族的深远影响。书中介绍的一个例子是元顺帝用汉语开科取士，共取进士百人，其中新疆少数民族的进士有十人。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由汉语承载的中原文化体系在新疆的影响源远流长。书中对民国和1949年新疆教育的发展状况也有详尽的介绍和讨论，介绍了教学模式的演变和国家民族政策在教育领域的实践。第二章集中讨论了双语教育议题，并以乌鲁木齐X中学为个案进行系统分析。第三章的主题是民族优惠政策，高考加分政策是各自治区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优惠政策的力度明显大于其他地区，采取的是“按招生比例降分录取”而不是其他地区的“固定加分录取”措施。书中讨论了族群优惠政策的正当性和利弊，以新疆X大学为案例分析这一政策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第四章和第五章则分别讨论国家认同教育、民族团结教育在新疆的实践效果。第六章的主题是新疆高等教育从“民汉双轨制”向“民汉一体化”教学模式的转型。全书最后一章回归到对“文化多元主义”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如何妥善处理“多元”与“一体”关系的讨论，突出了现代国家“公民教育”中“国家认同”教育的主题。

根据所分析问题的特点，作者采用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的方法对乌鲁木齐市X中学和新疆X大学进行问卷研究和深度访谈。作为维吾尔族青年学者，在对维吾尔族学生和教师进行访谈时有特殊的语言优势，也更容易获知被访者内心的真实想法。书中的大量访谈信息为读者理解维吾尔族师生对当前教育发展的看法提供了生动的素材。

本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补充修订而成，作者毕业后在新疆大学任教8年，因此在修订中必然融入她多年任教经历中的个人体会和理论探索。本书无论在理论综述还是研究方法方面都十分规范，为我们认识和理解新疆少数民族教育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最新研究成果。

2016年8月20日于茉莉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