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新秩序下的中国金融利益

面对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重塑，在下一个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中国在实现金融开放和金融崛起的过程中，金融利益的诉求也越来越大。理解中国的金融利益之所在，是中国正确参与国际金融新秩序建设的重要前提。

首先，在新的全球金融治理平台上谋求更大的发言权，参与甚至主导国际金融游戏规则的制定，这是中国首要的金融利益。G20取代G7使得过去近十年里关于中国是否应该加入G7的讨论戛然而止。国际金融治理机制以一种制度突变的方式解决了新兴国家参与国际金融的问题。它是目前中国在金融领域发挥国际影响可以借助的最好的全球性制度合作平台。

尽管这场制度变迁大体符合全球金融体系实力格局的变化，但是在危机之后，G20能否继续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发挥有效的协调作用，还十分值得观察。事实上，G20成员国在是否继续紧缩型财政政策、是否征收银行税、怎样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等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而各国就避免“货币战”达成的纸面共识，同样总是被证明为一纸空文。有评论认为，G20已经开始呈现一种“你走你的路，我做我的事”的态势，其重要性也开始受到质疑。

因此，G20在未来依然面临不小的挑战。第一，全球金融实力的对比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传统强国对金融资源的控制能力仍然远远强于新兴国家。新兴经济体的实力增长更多地体现在经济总量、制造业能力、资源能力等传统方面，而在金融这一更加看重人才、技术、信誉等软性力量的领域，发展中国家的劣势地位并未有实质性变化。因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未来10～15年的时间里，将遭遇一个结构性的力量对抗，而历史经验表明，越是在力量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时间里，国际制度就越不稳定，各种力量的斗争就越尖锐。第二，G20峰会是世界主要国家应对金融危机这一特殊事件的产物，尽管由于制度的路径依赖，危机过后，G20峰会将会继续存在，但是，如果缺少了金融危机这一外部压力，G20的制度凝聚力还能维持多久，令人生疑。在首尔峰会前夕，《经济学家》直接评论认为，它“可能最终只是一个政客‘夸夸其谈’的机构而已”，“跟其他经济高峰会议一样，是在浪费时间”。第三，新兴国家之间由于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方面的重大差异，它们自身的利益诉求和制度偏好存在分歧，新兴国家内部的分歧将进一步加剧G20的制度无效。

近几年，虽然中国的对外金融活动规模日益增大，但在国际金融规则制定、影响力发挥和利益分配等多个方面都受制于金融大国。中国金融利益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在通过提升新机制、改革旧机构来全面提升中国的国际金融权力。

中国在G20框架中拥有特殊的地位：从总量来看，中国是无可争议的经济大国；从人均和发展质量来看，中国又是发展中国家。因此，利用这一地位在G20中发挥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重要职责，提升G20的运行效率，推动G20在国际金融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避免它沦为一个“空谈馆”，符合中国扩张金融权力的利益需要。

另外，如何在既有的国际金融机构中获得更多的权力资源，也是中国最重要的金融利益之所在。在金融危机的促成下，中国在IMF和世界银行的所占份额和投票都得到较大的提高。不仅如此，在继林毅夫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之后，另外一位中国公民朱民刚刚在2011年被批准任命为IMF副总裁，这是中国在国际制度中争取权力所获得的重大突破。如何继续保持这一态势，实现中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中话语权的实质性提高，以和中国的整体实力地位相称，是中国在这一轮金融秩序重塑过程中最核心的金融利益之一。

其次，在中国成长为金融大国的过程中，抵制金融保护主义和金融民族主义，则是中国金融利益的第二个主要方面。抵制金融保护主义和金融民族主义最主要的就是防止发达国家专门针对中国设立各种金融投资的壁垒和障碍，尤其是针对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障碍。

目前，由于中国并未实现金融的完全开放，中国的对外金融投资大都是通过主权财富基金实现的。由于“出身问题”，即雄厚的资金规模和政府操控的结合，国际社会必定有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主权财富基金由政府控制，难免会存在商业回报之外的政治目的，这增加了主权财富基金的海外资本扩张活动在政治和安全上的敏感性。比如，主权财富基金的大规模投资活动可能破坏国际金融市场稳定；另外，主权财富基金有可能通过资产抛售、停止购买、资产转移、买卖外汇等方式来发挥政治上的“威慑”和“胁迫”功能。不仅如此，主权财富基金还可以通过其金融纽带在投资东道国培育支持自身的游说力量，进而改变东道国的国内政局。

尤其是在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政治大国加入主权财富基金俱乐部后，这种将国家权力与外汇资产相结合的特殊金融行为体就受到更多的猜测和争议，甚至出现了“主权财富基金威胁论”和金融保护主义的抬头，甚至有一些国家明确发出了不欢迎主权财富基金投资行为的声音。从2007年开始，在美国和法国的发动下，国际社会掀起了一个抵制主权财富基金的高潮。此后，随着美国金融危机和希腊债务危机的先后爆发，美国和欧盟希望借助主权财富基金的资金力量来缓解危机；与此同时，主权财富基金在危机中也先后出现缩水，对外资金扩张显得相对谨慎，关于主权财富基金的争论也逐渐从国际金融议事日程中淡出。

但是，未来10～15年里，西方发达国家有可能发起一场新的讨伐主权财富基金的国际运动，为主权财富基金建规立制有可能会被全面提上国际金融改革的议事日程上来。有学者甚至提出，要建立一个类似于世界贸易组织的世界投资组织（World Investment Organization, WIO），作为监管主权财富基金的专门国际机构。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如何在这种环境下获得西方国家的信任，不影响其正常的投资经营活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不仅如此，最近还有美国学者提议，要对中国在美持有金融资产的收益进行征税，这更是一种新的金融民族主义思潮，它将直接威胁中国在美国的金融收益。

再次，在国际金融秩序重塑进程中，中国金融利益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在全球资本流动体系中防范金融风险和捍卫金融安全。截至2010年年末，中国对外金融资产总计4.13万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是官方的外汇储备。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其外储总量高达3.2万亿美元。仅仅在四五年以前，外汇储备的增长还被视为中国金融实力和金融安全提升的标志，而如今，一路飙升的巨额外汇储备量却成为中国金融当局的“烫手山芋”。如何实现如此庞大的海外金融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便成为中国的核心金融利益之所在。

由于缺乏多元的投资渠道，中国政府只能继续大量购买和持有美国国债，尽管这从短期来看是一个相对保险的策略，但从长远来看，它却使得中国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一方面由于美国经济的底盘大，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数量还不足以影响美国的整个金融市场，从而在事实上难以发挥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所说的“金融恐怖平衡”，以对美国实行经济上的制约；另一方面，中国在购买美国国债问题上的别无选择，给自身套上了一副沉重的枷锁，使中国只能继续对美国金融市场保持高度依赖，甚至受美国政府的“金融挟持”。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将这种困境称为中国的“美元陷阱”。

不仅如此，由于美元一直处于贬值状态，如果中国所得的国债利息不能抵消美元贬值所带来的损失，那么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实际收益就是负数。因此，如何能够让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能够产生更大的资金收益率，是中国今后对外金融战略的重要考量内容之一。

最后，与保卫外汇资产安全紧密相关的一项重要金融利益，就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地位提升，使人民币在未来成为能与美元、欧元相互竞争的有影响力的国际货币。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实力对比失衡，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对霸权货币的监督匮乏，是加剧全球金融体系不稳定性的一个重要根源。中国已经成为当前国际货币结构最大的受害者。提升中国的国际货币地位，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既可以使中国享受使用本币从事国际交易的便利条件，可以增强中国在全球调控财富再分配的能力，而且也对从根本上减轻对美元的依赖、摆脱“美元陷阱”意义重大。

尽管最初，美国会对人民币国际化冷眼旁观，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乐见其他货币承担国际货币的责任和义务，以使美元政策获得更大的灵活性，但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形成一定规模，美国出于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需要，势必通过各种手段抑制人民币国际地位的上升。对美国而言，除了军事优势地位之外，第二重要的就是美元的优势地位。如何在国际货币的激烈竞争中渐进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这是中国金融崛起的重要利益之一。

总之，面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变革与重塑，中国在实现金融崛起的过程中其金融利益诉求将日益增大，这将不可避免地冲击传统金融大国主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需要中国在国内金融制度改革和国际金融外交两个方面都做好积极的战略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