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战略应对

在加入WTO之后的十年里，由于充分利用了全球化的“红利”，并全面发挥了自身的比较优势，中国一跃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全球性贸易大国。相比之下，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仍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国。虽然中国的对外金融活动规模日益增大，但在国际金融规则制定、影响力发挥和利益分配等多个方面都受制于金融大国。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特别是在一个虚拟经济制胜的年代里，它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领域。随着中国总体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正进入到一个从贸易崛起到金融崛起的战略关键期。

历史经验表明，全球性的危机和战争通常给新兴大国的崛起提供了机遇。本次金融危机也确实彰显了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的地位，主要表现在其规模庞大的外汇储备和日益增强的对外投资能力。在未来10～15年里，中国将逐渐实现从贸易大国向金融大国的转变，这将是继欧元诞生之后发生在21世纪里最重大的国际金融事件。在中国金融崛起过程中，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冲击传统金融大国主宰的国际经济秩序，并必然会遭遇美国施加的外部压力。作为崛起国的中国和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它们在未来更加重要的竞争将在金融领域展开，因为中国的金融崛起将比贸易和生产崛起更加触动美国的根本利益。

一个广受认可的观点认为，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中国经济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在未来可能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障碍。中国需要在国际层面展开卓有成效的金融外交，并加紧改革国内层面的金融体制障碍，以实现大国金融崛起的宏伟图景。

首先，借助危机之后国际资本流动的低潮期，逐步稳妥地开放金融市场和资本账户。犹如封闭的商品市场创造不了生产大国一样，封闭的金融市场缔造不了金融大国。1996年，中国实现了经常账户下的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但一直对资本账户的开放持谨慎态度。中国的经济开放目前只完成了一半的进程，即贸易领域的开放。中国强调金融领域的政府管制，这在过去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但在今天却逐渐成为金融产业崛起的根本性障碍，金融产业的发展和兴盛尤其需要自由的市场环境。过度的政府管制，不利于金融深化、不利于资本的最优配置，也不利于中国作为一个成熟市场经济体的国际形象。中国应在未来10～15年里，紧紧抓住危机之后国际资本流动的低潮期，实现金融市场和资本账户的开放，这也是培育国际金融中心的必由之路，而金融大国必然有全球性金融中心的支持。

国际资本流通尤其是金融类资本流动的放缓，将为中国逐步开放资本账户提供难得的黄金窗口。过去30年，在国际资本流动体系中，中国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吸收者，而对金融资本保持了相当警惕。东南亚金融危机被中国归因于它们过早地开放了资本市场。这一教训的得出进一步推迟了中国开放资本账户的步伐。但是，持久地关闭资本账户，不利于中国获取国际金融资源，也不利于自身金融实力的提高，未来3～5年，在国际资本流动的低潮期，中国可在开放资本账户的道路上迈出更加实质性的步伐。

其次，借助危机之后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不信任，通过稳定而负责的货币政策提升人民币的国际信誉。崛起的经济必须要有强大的货币做支撑，未来10～15年，为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中国还面临着繁重的货币制度改革任务，包括建立更加中立的央行决策体系以及更加灵活的汇率形成机制，这是积累人民币国际信誉的必要前提。而在未来若干年里，人民币的国际化将与人民币升值相伴而生。就犹如当年加入WTO一样，中国要有勇气接受人民币升值所可能带来的“阵痛”，这需要政府通过精致入微的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协调为人民币升值保驾护航，将货币升值对经济的冲击降到最低限度。如果中国能够克服各种障碍，一如既往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人民币有望在未来若干年之后超越英镑和日元，成为仅次于美元和欧元的第三大国际货币。

除了在国内夯实中国金融产业发展的基础之外，中国还需要在国际社会中通过一系列缜密的金融外交来逐步实施金融崛起的战略目标。

第一，在全球金融外交层面，中国需要积极推动G20这一新机制提升效率从而在国际金融治理中获得更大的执行力，并进一步推动改革以IMF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既有国际金融治理机构以谋求在国际金融治理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同时，也积极创建新的国际金融机构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短期金融危机。2010年，中国的GDP规模超过了日本，然而中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投票份额未发生变化，为了与自身的总体经济实力相适应，争取有利的国际金融环境，中国在积极推动IMF和世界银行的投票份额改革的同时，努力推动扩大IMF的特别提款权（SDR）在充当国际储备货币中的角色，以此来制衡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根据2009年G20伦敦峰会达成的协议，虽然增加了2500亿美元的最新SDR配额，但它仍然只能满足危机情况下的紧急救援。中国应该鼓励并支持IMF进一步增发SDR，推动SDR在官方储备中发挥更大作用，改变对美元储备的过于依赖，而且推动作为“篮子货币”的SDR逐步取代美元成为国际汇率调整的基准。不仅如此，还要推动IMF尝试放宽SDR在私人经济活动中的使用，比如逐渐允许其成为大宗商品和原材料乃至普通商品的计价单位，并在更长的时间里成为国际交易货币。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应努力将人民币加入SDR的货币篮子。此外，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金融政策变动导致了国际金融市场资金的波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币值稳定造成很大影响。在此形势下，2013年第五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决定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为以金砖国家为主的广大新兴国家构筑一个共同的金融安全网，以避免在下一轮金融危机中受货币不稳定的影响。2014年7月，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正式成立。

第二，在区域金融外交层面，中国要在东亚范围的金融和货币合作中扮演更加积极的领导角色，并让东亚合作重回大国路线。东亚大国特别是中国和日本都是美元霸权结构的主要受害者，有着共同的国际金融利益，因此中国需要制定强有力的金融地区主义战略，推动东亚集体性地摆脱对美国的金融和货币依赖，从而成为全球金融体系中一个相对独立的重要板块。随着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而且中国全面出台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东亚金融秩序建设出现了一个根本性变化，即东亚金融合作的政治基础由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日本主导、中国协同、韩国和东盟国家参与的格局，演变为中国和日本共同领导、韩国协同、东盟国家参与的新格局。这给中国施行更加强有力的区域金融外交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东亚外汇储备库建设是东亚金融合作的核心和基石，中国应该不失时机发挥和日本的共同领导，在统一储备库的资本账户、加强储备库的独立性建设、扩大储备库的资金规模等问题上，进一步向前推进，从而促成东亚金融体系相对于美国金融和货币体系的隔离性（insulation）和自主性（autonomy）。同时，面对日益加大的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缺口和国际对基础设施领域投资的逐年减少，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倡议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促进本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在北京签署。新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同域外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合作，相互补充，共同促进亚洲经济持续稳定发展。2014年11月，中国政府又宣布建立丝路基金，作为一种中长期开发投资基金，丝路基金通过股权、债权、贷款、基金等多元化投融资方式，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和双边、多边互联互通提供投融资支持。通过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一系列国际金融举措，中国在积极改善和改革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

第三，在双边金融外交层面，中国继续加强推进与关键国家和友好国家的金融和货币合作，争取更多的货币盟友，以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夯实政治基础。2008年以来，在中国人民银行的积极推动和实施下，中国以更加有为的姿态，在更广阔的地域空间里，展开了令人瞩目的双边货币外交。这些货币外交的对象主要是与中国有着良好政治关系和丰富经济往来的周边国家和新兴国家，其主要内容就是签署货币互换协议和推动本币结算业务，它们的共同目标都是为了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大战略，并减少对外经济关系中对美元的使用。除了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之外，为了捍卫中国金融利益和金融安全，中国的金融外交还需要着眼于一些关键商品的计价，中国需要通过外交手段鼓励一些关键商品的出口国以人民币计价；同时，中国还鼓励一些重要友好国家持有人民币作为其外汇储备，从而加强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

总之，为了在国际金融体系重塑的过程中，有效捍卫中国金融利益，中国的金融应对战略包括国内金融制度改革和国际金融外交两个方面，它们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