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近来，美国经济增长缓慢，迟迟未能走出危机的阴影。本文作者认为，过去美国经济的增长取决于三个重要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了“美国奇迹”，但近来这三点均往不利的方向发展，美国经济至少还要3~4年才能逐渐恢复。

“美国奇迹”是否已达极限？

文 DeAnne Julius 编译 黄懿杰

我今天想阐述的问题是，“美国奇迹”是否达到了极限？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首先花几分钟时间解释我所说的“美国奇迹”是什么。随后，我将会说明虽然两位总统候选人都很有能力，但美国经济仍然会再经历3~4年低增长和高失业。另外，美国经济的结构已经改变，不平等程度也许会增大，这将把年轻人禁锢在其父母的阶层中。之后，我将转向扭转这些经济趋势的政治难题，包括美国宪政系统的结构僵局和竞选运行方式的改变。我的结论是，下一任总统所领导的美国在最好的情况下会士气低落、令人失望；在最坏的情况下则会变得愤怒，并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替罪羊——华盛顿、华尔街，甚至是中国。

“美国奇迹”

用诗意的话说，“美国奇迹”是矗立在纽约港的自由女神像所代表的精神，是里根总统曾经描述的“山巅之城”。美国是一片充满自由和机遇的土地，虽然具有独特的领头国家（frontier nation）历史和宪政形式的政府，其仍是世界其他地方的灯塔。而用不那么诗意的话说，我认为“美国奇迹”具备三个相关却不相同的要素。第一个要素是“机遇的土地”，即只要愿意勤奋工作就能向上流动，下一代能够比父母过得好；第二个要素是对民主责任的信念，即每个人都有平等的一票，政客们通过公开的（经常也是令人精疲力竭的）竞选活动和辩论来争取选票；最后一个要素是由国父们在250年前嵌入宪法的权力制约和平衡系统，这被“我们，合众国人民……”（We the people…）的口号所放大，厘清了公民将特定权力给予政府，而不是相反这一事实。总统、国会和最高法院这一三权分立的系统加上《人权法案》限制了总统或者是政党强加意志，即使他们是被大多数人选上台的。

低增长的未来

在最近的辩论中，奥巴马总统和罗姆尼州长都许诺让美国经济回归强劲增长和充分就业。双方都有自己的灵丹妙药，争论的关键在于谁的办法更好而已。我的论点是，两位候选人均无法实现其经济承诺。无论最后是谁入主白宫，美国都正走向一个低增长的未来。

全球金融危机已经使美国政府（与很多其他政府一样）背负了大量赤字，并积累了更大规模的债务。虽然赤字占GDP比重已经从2009年的11%降下来，但2012年预计仍将达7%。每一年的赤字就意味着债务继续累积。如果按照国际可比标准，美国债务对GDP比例已达100%以上，危机之前的2007年这一数字仅为62%。莱因哈特和罗格夫（Reinhart and Rogoff）利用66个国家800年以来的经济危机的数据，进行了两项与美国的情况相关的观察：第一，金融危机和银行业危机之后的恢复期一般与引发危机的信贷扩张周期一样长；第二，如果一个国家债务对GDP比例超过90%，那么不仅另一个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增加，而且增长率也会较危机前降低1个百分点。对于美国来说，这项跨国研究意味着其低增长将持续至2014年，且之后的增长率大约为2%，而不是危机前的3%。有趣的是，IMF也刚刚更新了经济增长潜力预测，其中美国经济增长率是2%，比2007年估计的3%低1个百分点。

除了去杠杆化将拖累经济增长外，内在的人口变化趋势也显示下一个10年的增长率将低于以往。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享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婴儿潮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并且因为妇女劳动参与率上升，以及由《军人安置法案》颁布后州立大学增加带来的受教育水平上升，“人口红利”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更高的增长率和更多的人口相结合，产生了30年强劲的经济增长。随着越来越多的妇女参加工作以及避孕技术的普及，每个家庭中的小孩数目降低，因此能够进行更多储蓄。这增加了住房和金融资产的需求，刺激了投资，增加了家庭财富。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然而，现在人口趋势转向相反的方向。婴儿潮一代进入60岁，逐渐退休；更小型的家庭意味着更慢的劳动力增长。婴儿潮一代出售其资产以为退休生活融资，这拉低了住房和股票市场。同时，在过去几十年间，他们运用其巨大的政治影响，通过了相关法律以提供可观的养老金，同时为每个65岁以上的人提供免费医疗保障。如果他们在退休后还能活很长时间，这种做法将是不可持续的。若要维持债务水平不变，要么增加税收，要么削减福利。而两者在低增长时都不容易得到实施。

从年轻人向老年人的财富转移削弱了“美国奇迹”的第一个要素——每一代人将比上一代过得更好。全球金融危机和婴儿潮终止了这一奇迹。

不断扩大的不平等

未来10年，不仅增长会降低，财富的分配也会越来越不平衡。比起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的财富不平衡，富人和穷人之间差距的扩大更加令人担忧。数据很震撼：在过去30年中，国家财富中流向最富裕的1%家庭的比例翻了一番，从10%增长到20%。1997~2007年，扣除税收和支付转移因素后，他们真实收入累计增长300%。同一时期，最贫穷的5%家庭仅增长40%，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比例萎缩。

当然，美国并不是唯一经历收入不平等增加的国家。根据OECD的研究，大多数富裕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都在上升，但美国上升的幅度更高。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对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每个假设都可以找到数据支持。然而，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同意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是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技术取代了大量行政管理和制造业的就业岗位，使中等收入的工作数量萎缩。全球化则对收入轴的两端均有影响。其通过海外竞争降低了低技能工人的工资，但增加了企业家、体育偶像、电影明星、投资银行家和公司高层的回报。这些明星们在国际的舞台上工作，获得的回报通常是基于其名声，而非创造的价值。在很多领域，成为最好（或让人感觉如此）通常比成为优秀获得高得多的溢价回报。这种“赢者通吃”的市场通常是特殊保护或垄断倾向的结果，但也可能是稀有技能或突然走红的产品竞争的自然表现。

大多数美国巨富们的财富都是自己双手创造的，而不是继承而来。即使不通过财富继承，而是通过特殊教育和其他机会（只有更富裕的家庭才能为其儿女提供）使财富得以留存时，社会也将出现问题。的确，20世纪中期美国收入不平等的降低是通过投资大众教育而达成的。但70年代末这一趋势被高中毕业率降低和大学学费高于通货膨胀率增长所逆转。2009年，公立大学的学费是中位家庭收入的10%，私立大学是45%。现在，25~34岁的美国男性获得大学学位的可能性低于其父辈。这是葬送“美国梦”的另一个因素。

除教育外，家庭结构的变化也使不平等恶化。离婚率和未婚母亲的孩子比率在过去20年持续上升，且单亲家庭的中位收入仅为正常家庭的40%。在解释收入不平等时，婚姻状况和教育在统计上比种族更显著。

但教育并不能保障工作安稳和收入丰厚。美国异常有弹性的就业市场的坏处在于大量工作人群缺乏保障和长期收益。以大学教师为例，所谓的兼职教授仅有短期合同，按照上课课时获取报酬，没有医疗保障或带薪休假，同时并不保证下一个学期还能获得新的合同。最近的调查表明，67%的大学教师都在这类短期合同之下。

收入不平等已经深深植根于美国的社会和经济土壤之中。在一个低增长的环境下，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中失败者的数量会超过胜利者（至少在短期内）。压力将迫使政府做出反应，但政治系统会回应吗？

美国政治

之前提到的支撑“美国奇迹”的政治要素已经被两个发展趋势所削弱：重新划分选区和竞选融资。通过重新划分选区边界，将观念相似的人群组合在同一个选区。这能够保证在形状怪异的选区中某党获得多数，然而这等同于剥夺了少数群体的选举权。同样，这对采取极端政策的候选人更有利，而不是能够吸引两党选民的人。这样做的后果是，众议院在党派之间两极化。当参议院还是平衡分布时，某一党派或总统提议的法律几乎不可能被通过。

在预算立法中的僵持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有来自辛普森-鲍尔斯委员会（Simpson - Bowles Commission）的跨党妥协提议，国会不能达成一致。结果是为现在所称的“财政悬崖”埋下了导火索。如果2012年年底两党不达成协议，自动支出削减和税收增加将击溃两党的不可侵犯的底线。国会预算办公室已经预测其影响将使2013年GDP降低4个百分点，几乎肯定把美国推入衰退。在这样黯淡的前景面前，奥巴马总统曾宣称“这不会发生”。大多数评论者都表示同意，但在这一时点上认为无用的国会会在选举后找到选举前无法达成的均衡只是一相情愿。国会可能更倾向于将其留给继任者去解决。同时，IMF曾警告美国处理“财政悬崖”是全球经济面临的两大风险之一（另外一个是欧元区债务危机）。

美国政治的另一个发展趋势是最高法院允许通过所谓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Pacs）获得无限募捐，只要其支出与政党无关。两位候选人均使用这种机制募集了大量私人资本，以替代有总支出限制的公共资金。预计总竞选支出将达到创纪录的58亿美元。要量化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但它们的出现毫无疑问让更富有的人有了更大的影响。这些行动违反了一人一票的格局。

能做什么？

如果上面我说的都是对的，美国人会怎么反应？他们会接受较低的增长、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和瘫痪的政治吗？他们会休息一下，叹口气，沏一杯茶，冷静下来然后继续前进吗？我非常怀疑！更有可能的情境是对中国和华尔街的指责会升级，对政府的角色及适宜规模的辩论会更加激烈。当白宫和国会在又一个四年中无所作为，解决办法将会在州的尺度上产生。大多数州都有平衡预算的要求。在这种限制下，赌博将被冠以实验之名。一些州会决定增加税收——也许是对财产而不是对收入征税——来为更好的学校融资或支持企业创业。其他州会削减税收以吸引富有人群，依赖他们的慈善心来支付下至救济站上到大学的各种设施的账单。教会团体和享受小康生活的退休人士将使志愿部门在帮助缺乏公共支持群体的角色上更加重要。同时，美联储将继续保持低利率，以支持抵押贷款市场。

如果再来一点运气，所有的这些努力都会帮助美国经济完成去杠杆化进程，让债务水平走上可持续之路。我预期这仍将花费3~4年的时间。对于不耐烦的美国人来说，这的确不舒服。但是虽然性急，美国人同样勤奋、乐观、富有创造力。也许这些品质真正定义了“美国奇迹”。如果是这样，虽然是基于一个浪漫的神话，“美国奇迹”仍可能会持续。今后几年将见分晓。

 

本文原题名为“Is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Reaching Its Economic Limits? ”，是对作者的演讲记录（John C. Whitehead Lecture），演讲者是2003~2012年Chatham House的主席。本次演讲于2012年10月31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