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在过去的近40年中,美国的收入不公平现象一直在上升,但大选候选人却总是谈论如何应对不公平带来的后果,而非追本溯源解决问题。本文讨论了不公平现象的表现、原因及应对之策。

收入不公平与美国大选:房间里的大象这是英文常用比喻,指众人闭口不谈却又确实存在的事实。——编译者注

文 John Van Reenen 编译 刘悦

通常,不公平问题并不会成为美国总统大选辩论中的主题。与欧洲人相比,美国人对收入差距的接受度更高,把高工资看作是对努力和能力的奖赏。他们常常会说:最重要的是机会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

这一次却不同了。“占领”运动反映了大众对华尔街银行家的愤怒:这些银行家在繁荣时期赚取了数百万美元,随后出现的不景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些银行家造成的,但他们却又得到了政府救助。本次大选的两位候选人的主要分歧之一就在于是否要对富人增税。

民众间的不公平现象上升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最富的1%和0.1%的人群所拥有的(劳动和投资)总收入所占份额急剧上升。在1975年,最富的1%的人群的收入占总收入的近8%,到2007年,这个人群的收入上升至占总收入的近24%。这样严重的不公平现象上一回出现在1928年,也是在一次大萧条爆发之前。

产生这种变化的根源在于劳动力市场:1970年时,最富有的10%的人的收入是最贫穷的10%的人的3.2倍。到2010年,这个比例上升到5.2倍。

劳动者和企业之间的不公平加剧

在过去的40年中,美国经济表现得并不差。以每小时实际GDP计算的生产力从1972年到2010年增长了84%。大部分时间内,劳动薪酬都和生产力保持基本同步增长。但是自2000年以来,劳动薪酬的增长却没有跟上生产力增长。这意味着企业的利润占总收入分配的比例上升了。

更令人吃惊的是:自1972年以来,工资中位数的增长仅为微不足道的20%,远远落后于同期平均薪酬的增长,后者增长了71%。

这个现象的形成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工资不公平现象的上升意味着平均工资的增长远快于工资中位数的增长。其次,非工资部分的薪酬,特别是医疗保健费用,大幅上升了。

工资中位数增长的滞缓呼应了“两极化”的辩论。中产阶级感觉受到来自社会顶层和底层两方面的挤压。在过去的40多年中,处于收入等级中间区域的劳动者的收入增长一直落在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之后,但在最近的15年中,他们的收入增长还同时落后于收入最低的20%的人群。由于大选结果通常取决于中产阶级的投票,难怪政治家们要紧张了。

美国的社会流动性

那“美国梦”又如何解释呢?与其他富裕国家相比,尽管美国的不公平现象更多,但美国穷人家的孩子不是更容易通过努力工作而变得富有吗?

令人吃惊的是,就出生于富有家庭对一个人在未来生活中获得机会的影响来说,美国要远远高于任何其他富裕国家。

儿子的收入与其父亲在同一年龄的收入的相关性很高。

造成这种代际流动水平偏低的部分原因在于美国的穷孩子的确很不容易获得高质量的教育。这也能够反映总收入的高度不公平。如果收入阶梯的梯级距离跨度很大,就像美国这样,那想要爬到顶部是非常困难的。不公平程度较高的国家往往社会流动性就较低。

造成不公平现象上升的原因有哪些?

经济学家的共识是:技术变革大幅提高了对技能的需求,成为导致不公平现象上升的主要原因。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延长推迟了美国人进入劳动市场的时间,由于没有足够的具备一定技能的人走出学校,造成教育的溢价上升,不公平现象就越来越厉害了。

与低工资国家——如中国——的贸易或许也令低技能劳动者的日子更难过了。不过,早在中国和印度加入全球经济之前,美国的不公平现象就已经开始上升了,因此也不太可能拿这些国家来解释美国的不公平现象。

技术和全球化的力量可能也制造出了一个“赢家通吃”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成为文体或者商业方面的超级明星能够获得巨大的利益。但同时,糟糕的法规监管使得财阀能够利用政府的救助保证来牟取金融业等行业的最高利润。

候选人的政策是什么?

两位总统候选人的讲话总是聚焦于应对收入不公平产生的后果,特别强调税收和福利,却没有探究造成日益严重的不公平的根源。

奥巴马总统承诺保留小布什在2001年提出的所有减税政策——除了针对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家庭的政策,并且要限制对百万富翁的税收漏洞。例如,富人的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将从35%提高到39.6%。

对这项税收改革的批评之一是认为它只影响到大约1.5%的美国家庭,因此对解决存在于绝大多数的美国人中的不公平现象并没有大的裨益。而主要由罗姆尼州长提出的另一个批评是对富人的增税会降低对企业家和有钱人努力工作的激励,因此会拖累经济增长。

显然,苏联式的同一水平线的公平将扼杀激励机制,但美国还远未到那个程度。实际上,有些人认为美国的高度不公平浪费了那些贫穷却有天赋的孩子的潜力。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在经合组织国家中,不公平程度和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很强的联系,但是有理由认为极端的公平或者极端的不公平都会影响增长——而美国似乎正在走向极端不公平的那边。

下一步该如何?

美国的收入不公平现象已经持续上升近40年了。奥巴马总统计划对高收入人群增税,而罗姆尼则反对这种“阶级福利”。

两位候选人都想要对进口自中国的商品采取更严格的限制。罗姆尼州长发誓要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奥巴马总统则一直在增加对中国的贸易制裁。抨击中国只会损害美国的经济增长,而且对解决社会不公平也于事无补。收入不公问题的核心在于人力资本的赤字,因此更好的解决办法是把重心放在重建美国在全球作为公共教育领导者的地位。

 

本文原题名为“Inequality and the US election: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本文作者为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兼经济表现中心主任。本文于2012年11月刊于VOX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