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以问题为引导的编年史

本书研究的是当代小剧场自1982~2012年的历程。三十年小剧场的历程,差不多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并不只是三十年小剧场发展的背景:改革开放启动的市场化进程以及这个进程中的波折,都深刻地影响到了小剧场的发展方向。因此,围绕着社会进程中的小剧场的方向,本书的研究也将以如下几个关键性的概念为核心:

1.小剧场与“体制”的关系;这里的“体制”,具体一点的是指在中国当代的文化生产体系所给定的院团生产体制以及在这生产机制下的美学原则,宏观一点指的是这套生产机制背后的社会体系与意识形态。不同于欧美轰轰烈烈的小剧场运动,中国当代始于1980年代的小剧场戏剧是在院团体制内部、由院团体制内部自主发起的针对戏剧内部问题的挑战。不同于欧美小剧场戏剧旗帜鲜明的“反体制”特性,中国当代小剧场戏剧与体制的关系非常暧昧和复杂。因此,笔者在不同篇章都会对这一问题根据实际的情况,做不同程度的处理。

2.小剧场与实验戏剧/先锋戏剧其实在中国的语境中,比起先锋戏剧实验戏剧是个更通用的说法。但孟京辉在1999年底编辑、出版了《先锋戏剧档案》一书,以“先锋戏剧”重新命名20世纪90年代的实验戏剧,实验戏剧因而也有了与先锋戏剧通约的内涵。;实验戏剧/先锋戏剧严格说来并不完全等同于小剧场戏剧,很多实验戏剧/先锋戏剧与剧场大小无关,很多小剧场戏剧也与实验/先锋无关。但在1990年代,随着牟森、孟京辉的作品强势登上舞台,小剧场戏剧在某种程度上与实验/先锋有所重合。

3. “民间”/市场;在小剧场戏剧发展到2000年初的时候,“民间”一度成为非常时髦的概念。这个“民间”,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应着“体制”,尤其是院团生产体制。在21世纪初,小剧场已经在院团生产体制之外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通过与新兴的文化市场结盟,小剧场戏剧开拓了新的观众群体,建立了新的市场关系。但在21世纪初,这种以市场为导向的小剧场戏剧,虽然引入了市场的力量,但并不是完全商业化的。以“民间戏剧”为主导的小剧场戏剧,在运用市场作为一种为创作提供空间的方式,在小剧场戏剧中,表达的还是自己的理想和思考,在组织上也更接近于“共同体”。这一点,可能是中国当代小剧场运动非常特殊的一面。

而市场如何“自然”地从一种激进的变革性力量转化为商业的附庸?正如上文所说,严格意义上的小剧场一般都是“反市场”的;而在中国当代小剧场的发展过程中,在21世纪初,市场,由于其面对在当时已经非常封闭、僵化的院团生产体制显现出另一种空间,市场在这时反而成为一种对抗“体制”的激进力量。市场,一度给予来自体制外的创作者极大的自由。但以市场的力量来对抗体制,本身包含着巨大的危险性。于是,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在“民间”惨淡经营数年之后,市场/商业即以其迅猛的力量,创造出新的市场范式,将民间戏剧积攒的一些能量吞噬干净。而且,市场会以其新的范式规范了小剧场戏剧。

4.对抗性;总的来说,小剧场30年的发展历程,最终在商业面前不得不妥协。但笔者并不否认,在商业的总体氛围中寻找新的对抗性不仅是“小剧场”的应有之义,也是小剧场戏剧人一直并没有放弃的努力。笔者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对于新的对抗性加以描述。

5.编年;总的来说,这本“当代小剧场三十年——1982~2012”,当然带有一定的编年色彩。只是虽是编年,但却不是流水账式的编年写法,而是在这30年的小剧场发展中,将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产生的不同问题提炼出来。因此,本书的章节规划是围绕着某一时段的一些核心问题展开的:(1)探索戏剧语境中的小剧场:总的来说处理的是1980年代的小剧场,但并没有将小剧场独立地抽出来加以分析,而是将小剧场置于“探索戏剧”这一更宏观的话题中加以讨论;(2)体制内/外:实验戏剧/先锋戏剧:这一章从实验/先锋戏剧与“体制”的关系出发,基本上探讨的是1990年代实验戏剧/先锋戏剧与不同的体制——院团生产体制、新的文化市场体制——之间的辩证关系;(3)小剧场在民间(2000~2005):聚焦于“民间戏剧”的独特概念,以调研的方法来分析这一时段的独特意义;(4)小剧场的市场新范式:这一章将通过大量的基础材料,分析小剧场商业戏剧的类型化模式;(5)寻找新的对抗空间:在小剧场迅速商业化的过程中,小剧场这一概念本身所具备的对抗性,并没有在总体商业化的过程中完全湮灭,反而,这种对抗性在新的商业时代寻找着自己的独特空间。

本书围绕着不同时代呈现的不同问题展开,探寻小剧场在不同时代的具体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