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方法论：用跨学科的方式处理小剧场

对于小剧场的研究，已经出版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成果。比如说周传家、薛晓金、杜剑锋著《小剧场戏剧论稿》、刘平著《新时期戏剧启示录》、高音著《北京新时期戏剧史》等；其他的一些戏剧史，诸如傅谨《新中国戏剧史1949～2000》、宋宝珍《二十世纪中国话剧回眸》，董健、胡星亮著《中国当代戏剧史稿1949～2000》等也涉及当代的小剧场。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基本上勾勒了小剧场的基本发展面貌，在资料收集上也做了重要贡献。21世纪初，随着孟京辉的崛起，“小剧场”曾经是个非常热门的研究话题。但这些年来，小剧场却变得不那么热门了。笔者并不在意这个题目是不是很“热门”，而是在全身心地投入小剧场戏剧研究的这10年的过程中，笔者充分感受到戏剧研究中潜在的巨大空间。比如，就在新世纪10多年的过程中，政府支持下的院团体制就在发生剧烈的变化。从世纪初的生产半停顿状态，到伴随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多，同时，也伴随着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扶持以及对文化产业的大力提倡，整个戏剧生产与戏剧行业出现了几乎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对文化事业扶持的过程中，重要院团生产能力迅速“复活”并进而在戏剧市场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在对文化产业提倡的过程中，也催生了小剧场的快速商业化。与政府在戏剧领域的进与退相伴随的，是市场在这些年突飞猛进地进展。从2000年小剧场在某种程度上开辟了可以说是整个戏剧的新市场以来，市场，一度成为“盘活”小剧场戏剧新空间的能量，也为戏剧重新确立了新的观众群体；但市场的快速发展，很快就将小剧场戏剧引向了商业化的窄路。

因此，笔者认为，需要打开原有研究小剧场的思路——将“小剧场”封闭在“小剧场”之内，不是将小剧场看做是一种较为独立的戏剧现象，从小剧场自身的发展历程较为孤立地处理小剧场的发展——而是将小剧场研究放到更大的背景中加以认识。

如果将“小剧场”放到一个更大的社会背景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小剧场研究应该注意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小剧场”的历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到今天，也还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中。第二，小剧场也并不是封闭的戏剧故事，小剧场的故事，是现代主义戏剧观念在一种作用下的产物，它与从1970年代末开始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有着千丝万缕的交叉关系，但却并不与现代主义文学发展同步，在与西方现代主义碰撞的过程中它也走了一条非常不同的道路。第三，小剧场的发生、发展，又是与改革开放的总体叙事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不仅受改革开放的总体叙事影响，而且，在不同阶段，小剧场本身，就是直接与改革开放的核心命题紧紧地牵扯在一起。

经过多年对于小剧场戏剧的深入考察，笔者最终选择了社会学的调研方式与文化研究的方法作为研究小剧场的一个入口。

在进入戏剧研究之后，为了更好地进入戏剧这样一个行业、这样一个领域，笔者亲身参与到多种戏剧实践中：从剧场的建设、剧目的经营到戏剧节的策划。正是这种参与式的田野调查研究，为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研究当代小剧场戏剧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笔者先后完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中心的调研项目《民间戏剧调研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项目《北京地区戏剧市场调研报告》，为戏剧研究积累了大量的资料与经验，并且，获得了最为宝贵的“现场感”。正是有了大量翔实的材料，有了在现场的真切感受，有了对于戏剧慢慢壮大的过程的详细理解，对于小剧场如何从实验戏剧，到以实验戏剧反市场的面貌过渡到民间戏剧的发展样态，再过渡到全面的商业化——这一整个过程有着清晰的认识和理解。

在确定了以社会学的调研方式进入小剧场研究，掌握丰富而变动的第一手资料之后，笔者确定了以文化研究的方式来处理小剧场的问题。文化研究的好处，在于打开了看待小剧场戏剧这一独特文化现象的入口，对于小剧场在文化市场中的定位、角色的变化以及这背后隐藏着的意识形态逻辑做清晰的辨析；通过文化研究的思路，可以将从1970年代末期以来西方现代主义的介绍、1980年代的文化氛围、1990年代的文化市场以及2000年以来商业化的不同面貌带入小剧场的研究场域。虽然商业化在整体上的确是摧枯拉朽地塑造了当下文化生态的基本面貌，但笔者还是认为，在商业化的整体环境中，中国的小剧场也在创造着独特的市场模式；而且，在市场边缘的模糊空间内，至今也创造着新的可能方式——这，也算是一条独具特色的当代文化的道路吧。

与此同时，笔者也希望能以小剧场研究，为当下的文化研究探寻新的可能空间——恐怕中国的文化研究，也需要扎实地深入到一个领域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