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本章小结

1921年春的喀琅施塔得暴乱凸显了战时共产主义的失败，苏维埃俄国急需寻找一种新的有效的过渡办法使社会主义能够首先在苏联一国建成，列宁认为这种新的有效的过渡办法就是新经济政策。向社会主义进行过渡便意味着向资本主义进行斗争，既然新经济政策是作为过渡办法或斗争手段，那么其中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策略思想是值得注意的。通过以上分析，简单地讲，列宁所制定的新经济政策的策略思想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以退为进，重新部署力量；二是围而歼之，寻找薄弱环节。

列宁曾明确地讲过新经济政策是一种战略退却，因此把它理解为战术进攻显然是不对的；但是把它理解为单纯退却也不对，因为列宁还明确地讲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单纯退却是不可能实现过渡任务的。只有把新经济政策理解为既非单向退却亦非单向进攻，而是以退为进的战略策略才是正确的。列宁认为，“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它是历史地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它是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那么，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社会力量有哪些呢？显然只有大工业和无产阶级。可是，当时俄国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低下而无产阶级的力量又太过于薄弱，这时如果贸然或者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话，成功的概率是很小的。为此，列宁一方面强调俄国无产阶级正在失去阶级性，另一方面又叮嘱先锋队不能离自己的阶级队伍太远了。实行新经济政策，就是为了重新部署力量。这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加强对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教育，提高无产阶级的组织纪律性。第二，警告脱离阶级队伍的危险，避免先锋队走得太快而失去了自己的阶级基础。第三，先用实物税改善同农民的关系，再用合作制来使农民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第四，用租让制来使帝国主义集团分化瓦解。采取这样以退为进、步步为营的斗争策略，俄共（布）重新整合了力量，站稳了脚跟。这就可以实现下一个阶段的任务，即从战略退却到战略进攻。

所谓战略进攻就是采用既非强攻亦非固守，而是用了围而歼之的策略方法，从而使进攻具有了某种战略性，或者说是从战略高度展开进攻。如果说列宁在前一时期主要强调“退却”二字，那么可以说在这一时期则经常强调“围攻”二字，这表明新经济政策从退却阶段进入围攻阶段。围攻阶段的特点就是寻找进攻的突破点，从薄弱环节入手。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的强大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小生产每时每刻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有强大的国际联系。既然在国内还不能立即消灭资本主义，那么就只能采取使资本主义失去力量来源的方式逐步对其消灭，列宁找到了这一突破口。第一，改造国内的小生产。一方面用发展大工业的手段特别是用电气化计划提高生产的社会化水平，另一方面用国家资本主义对付小生产的自发势力，把小生产纳入国家计划，甚至在某些方面可以容许私人资本主义的一定发展对付国内的小商品生产和宗法式自然经济。第二，切断国际资本的联系。一方面采用了对外贸易垄断制，切断了国内外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联系，另一方面是党内严禁派别活动，通过了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避免联共（布）的党内分歧被国内外资产阶级所利用。列宁逝世之前，担心比较多的一个是俄共（布）会不会像当年和孟什维克那样再次发生组织上的分裂，另一个就是农民能否走上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

当然党内斗争主要还是个政治问题，而新经济政策主要是一个经济政策。它要考虑的主要问题除了发展农民经济巩固工农联盟、发展国营工业提高工人总数等外，更重要的是在新经济政策期间还采用了一系列经济手段排挤和夺取私人资本的阵地。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外贸易垄断制把私人资本从进出口贸易中排挤了出去，成为“保护国家财富免受本国资本和外国资本掠夺的武器，是社会主义积累的手段”。第二，“扶助合作社，发展国营商业，使它们通过竞争来夺取私人商业资本的阵地，并使它们在经济上利用私人商业资本”。第三，采用缩减开支、降低成本、厉行节约、减少中间环节等价格政策，因为“价格政策是加强我们阵地以反对私人资本的主要条件之一”。第四，征收奢侈品税等其他税种，总之就是“应当通过税收政策来调节私人资本的积累”。第五，利用财政货币政策，如发行稳定的通货和完成币值改革，减少预算赤字等。第六，加强经济的计划性，提高国家经济机关的工作能力，比如规定“国家计划委员会最近的任务应当是系统地研究市场的日常行情，制定一些基本措施来影响正在形成中的市场关系。同时，鉴于合作社在建立农业和工业之间的经济关系方面所起的作用日益提高，国家计划委员会应当把研究合作社的经济工作和协调合作社同国家经济之间的关系列入自己的计划工作之内”。

然而，新经济政策毕竟不是预先设计出来的社会主义过渡办法，它最开始还是为了应对挑战和克服困难而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国内战争结束后，当时摆在全党面前最为紧迫的任务就是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在这一时期，为了刺激经济，扩大生产，各项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调动各个生产者阶级的劳动积极性。因此，在农业方面改征农业税，完税之后的全部剩余农产品都归农民所有，并且农民可以自由交换，通过这种方式刺激个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适应农业方面的改革，在工业方面实行了经济核算制，使各个国营企业成为独立的生产经营主体，通过市场关系和商业贸易来交换农民手中的农产品，从而实现了工农业之间的产品交换和经济联系。虽然生产决定流通，但流通也反作用于生产。流通顺畅是能够刺激各个生产主体追加投资、扩大生产，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快速恢复。为了使商品流转能够顺畅无阻，苏维埃政府允许私人资本有从事商业活动的自由，并且采用国家资本主义如租让制和租借制来使经济总量快速扩大。因而在这一时期，新经济政策进攻性的一面主要表现在对商业进行改造，一方面建立尽可能完备的商业网，鼓励各种经济成分从事贸易活动，使工农经济结合起来，城乡交流建立联系；另一方面又要求苏维埃国家学会经商，掌握和调节商品流通，进行币制改革，并实施具有偏向性的财政税收和金融政策，同时通过大力发展国营和合作社营等商业机构来实现工农经济之间的直接结合。

可是，从生产方式，特别是从所有制关系上讲，以上这些政策的实施并没有改变十月革命后小农经济分散性和国营工业集中化的现状，反而是以承认这个现状为基础并力求使二者在市场上通过商业来实现经济上的结合。但是，农业主要是小商品生产，而工业则是大商品生产。在市场中，这两者交易能力的地位相差悬殊，这就使小农经济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一方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的国营工业由于生产的集中化因而在市场中很容易获得垄断地位；另一方面，农民在流通领域的合作化发展还很不充分，而农民的分散经营导致其市场议价权极其弱小，甚至根本无法抵挡中间商的盘剥。而国营企业刚一引入商业原则，自然会不计代价、不分手段地追逐利润，这样相对于农民经济来说，根据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原则，国营工业就可以依据垄断地位把产品价格抬得很高，从而在实际上造成对农民经济的剥夺。这种剥夺的表现就是工农业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这种“剪刀差”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酿成了1923年秋的工业品销售危机。新经济政策的目标本来是为了建立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流，实现工农之间的经济结合，但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在新经济政策实施两年半后出现了工农经济的结合危机——工业品销售危机。

销售危机的根源在于工农业之间不同的所有制关系和生产关系所决定的交换关系。如果对工业进行更进一步的改革，即把国营企业的市场垄断地位破除，对集中经营的国营企业实行更为细化的市场拆分，把竞争关系引入国营工业内部，这样就可以使销售危机不至于发生。换言之，就是必须通过承包制、租赁制等方式使工业企业从国营走向私营，使它的性质从全民所有制转变为企业所有制（集团、集体所有制）。这样做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诚然销售危机是不复存在的，但与之相伴的是十月革命的成果也荡然无存了。因而，仅仅是为了保卫十月革命的成果，就绝对不能允许对工业企业进行这种以私营化为导向的改革。

另外，销售危机的发生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在国内实现自由贸易的同时，对外贸易却实行严格的国家垄断。由于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只有对外贸易垄断制才能保护本国工业。因而销售危机不能通过把市场扩大到世界范围来解决。如果是一个对内对外都实行贸易自由的国家，销售危机完全可以通过市场自发的价值规律而得以避免。农产品价格过低会刺激农产品出口，工业品价格过高会刺激工业品进口，所有殖民地国家的现状都是如此，即出口原料和粮食，进口工业消费品。但是，苏维埃俄国为了保护国内工业，不得不在对内贸易自由的条件下实行对外贸易垄断制。

加之当时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又泛滥无度，货币金融领域的改革才刚刚开始，这些都加重了解决危机的难度。苏维埃政府虽然为稳定币值做了大量努力，但直到1924年中期，经过币制改革后才使币值稳定了下来。严重的通货膨胀也是致使1923年秋销售危机发生的一个原因，它使国营工业根本无法真正实行经济核算制，表面的盈利实际上却有可能是严重的亏损，同时也使农民根本不愿意把自己的粮食换成很快就贬值的纸币。买和卖都无法完成，货币的流通手段反抗了价值尺度，无法执行价值尺度的货币必然会失去它的流通手段职能。工业品销售危机由于通货膨胀而推波助澜，它的最终解决也只有在币制改革成功之后才有可能。

最后，为了实现工业品和农产品的直接交换，需要与之配套的国营和合作社营商业机构。国营商业主要是托拉斯商业和国营辛迪加，而合作社营商业就是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盟。从理论上讲，这是一种很理想的方式，前者主要掌握批发商业，后者主要掌握零散商业。但是，在这一时期，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还不能适应当时的需要，特别是合作社营商业发展很不充分，大多数零售商业都是由私商把持的。因而，在自由市场竞争中，农产品销售者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造成了农产品相对于工业品价格的低廉，并使价格“剪刀差”恶化到销售危机。

虽然销售危机不久以后就通过各种办法得以缓解，工农业产品恢复了交换关系。然而，由销售危机所带来的一系列党内争论却并没有随之消失。关于解决销售危机的办法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成为1923年秋至1924年初俄共（布）党内关于经济政策争论的主要内容。如托洛茨基所言：“从提出结合的一般公式谈到更具体的‘剪刀差’问题（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从‘剪刀差’问题谈到有效地和有计划地调整各种左右价格的经济成分的问题（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