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经济后果

1.4.1 国民经济的恢复

列宁指出：“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里，第一个任务就是拯救劳动者。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如果他们能活下去，我们就能拯救一切，恢复一切。”因此国民经济恢复的首要任务是拯救、发展和组织劳动者。新经济政策实施后，要求废除国内战争时期的普遍劳动义务制，同时经济核算制的实施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国营企业的用工制度。所以，“随着国家经济条件的改善，逐步地从战时动员的方法改为用自愿方法吸收工人参加工业”。用工制度的变化，引起的直接结果就是国营企业只能通过工人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来吸引农民进城参加工业生产劳动。一方面，劳动报酬从实物配给制转向了等级工资制。除了用工制度和报酬制度发生了变化外，工人的人数也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而得到了恢复。工人人数的增加主要发生在国营工业部门。另一方面，工人的劳动素质也得到了恢复和提高。

就农业生产来说，虽然发展很不均衡，但到1925年底，总播种面积和粮食产量达到了战前规模。而工业方面，虽然在旧的技术基础上，并且主要是在轻工业的基础上，但到1925年底也基本上得到了恢复。

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工人阶级的恢复，标志着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已宣告结束。1925年12月，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指出：“无产阶级丧失阶级地位的那一艰难时期已经成为过去。工人阶级的力量正在增长，他们的积极性不断提高。”

1.4.2 工业品销售危机

在这种看似蒸蒸日上的恢复过程中，1923年秋季却发生了一场对后来新经济政策的走向产生深远影响的工业品销售危机：“1923年秋天发生了工业价格和农产品价格之间非常不适应的现象。粮食价格很低，而工业品价格却非常高。例如，谷物和饲料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便宜33%，而纺织品价格却比战前高了3.2倍。工业品和农产品价格间的这种悬殊称之为‘剪刀差’。在商品周转方面出现‘剪刀差’首先是由于农业和工业的发展速度不相适应造成的。农民经济由于不需要大量资金，所以恢复起来要比工业快很多，而要提高工业就需要大量投资。工业品价格也是同工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当时大大落后于工资的增加有相当关系。价格的悬殊还由于工商业机构中杂费开支很高而扩大了。苏维埃商业机构以及合作社机构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初期还很薄弱，没有组织商业的经验，这种情况在形成‘剪刀差’方面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私人资本就利用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工业和农民经济之间钻空子。尽管农村非常需要工业品，但劳动群众，尤其是农民不可能购买非常昂贵的工业品。于是产生了工业品销售危机。”

十月革命后在城乡实行一系列触动所有制的革命措施，使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生产领域中的地位下降，大多都被排挤到了流通领域。1924年6月，斯大林说：“事实上私人资本并没有投入冒险性比较大而资金周转比较慢的生产，而是投入了商业，投入了列宁所说的构成我国过渡时期发展过程链条的基本环节的那个商业。并且，私人资本投入商业以后，就在那里巩固下来，竟掌握了全国约百分之八十的零售商业，约百分之五十的批发零售商业。”在生产领域中则只剩下两种主要的经济形式，即以小生产为主的小农经济和以大工业为主的国营经济。这两种经济形式在流通领域的特征就是前者以分散经营为主，后者以集中垄断为主。

布尔什维克虽然在名义上宣布了土地国有化，但实际上绝大多数土地都分给了农民，由单家独户的农民分散经营。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和地主阶级的消灭，加之富农经济在革命中和革命后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和削弱，苏维埃俄国形成了小块土地所有制。据估计，在新经济政策开始时，富农减少了80%以上。农村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中农化”趋势，2000多万农户基本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平均每户播种面积为2～3俄亩。另外，1917～1918年的土地改革还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率，农业生产主要依靠个体农民的手工劳动或畜力劳动。革命后的俄国农村经济仍保持了1917年前的传统形态：耕作方法是零散而原始的，也是落后和保守的。总之，革命后的俄国农业生产呈现两个特点：一是以分散经营为主，经营方式缩小到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二是以小农经济为主，耕作一般以手工和牲畜为主要工具。农村的生产方式可以表述为由建立在私人劳动基础上的生产关系与以人力和畜力劳动为主的生产力相适应。但与农村的情况相反，随着托拉斯制度的建立，工业企业却呈现另外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主，大多数先进生产力都掌握在国营企业手里；第二个特点是与此相适应的集中化管理，托拉斯下的各个企业只是生产单位，经营管理权在工业托拉斯手里。因而，城市里的生产方式可以表述为由建立在共同劳动和集中管理基础上的生产关系与以大机器工业为主的生产力相适应。生产领域里不同的经济成分一旦在流通领域里相遇，立刻就显示出市场交易能力的强烈对比。

刚刚离开国家集中供给的工业托拉斯，一到市场中就表现出很强的不适应性，这种不适应的结果形成了1921年底及1922年初数月的所谓“浪费”：急于在当地市场出售工业品，不问售价但求脱手，浪费了工业资源。这种情况多少反映了当时的工业管理部门还不能适应新经济政策带来的变化。由于流通不畅，产品不能到达广大的农村市场，因而各工业企业遂以较平时低廉的售价将产品脱手以求获取流动资金。在莫斯科等大城市中心，几个托拉斯开办了同类的商店，激烈的竞争，更压低了产品的售价，恶化了托拉斯的财务收支状况。另外，这也是当时适逢币值日趋跌落所造成的后果。当时的工业企业都已普遍实行经济核算制，而经济核算制的基础就是货币的币值。例如：计算商品生产、销售费用与企业成绩时，用日趋贬值的卢布作为计算单位是不能得到准确的数字的。在币值跌落的情况下，不但不能得到正确的估计或核算，反而阻碍了经济核算制的推行，招致抛售国家财产的损失。在表面上看来，销售产品所得的实收货币额，虽然超过了企业的支出货币额，但实际上，由于货币贬值价格上涨的原因，往往不足抵补其在生产上所消耗的资材。而在这个时期，农民经济由于投资较小、生产周期较短，对市场关系的适应能力较强，反而在一开始的交易中大占便宜，获得了不少好处，同时刺激了农业生产的扩大。但是到了1922年春季和夏季，工业企业就逐渐走出对市场的不适应。这时工业托拉斯开始组织商业辛迪加，“到1922年底，80%的托拉斯都组成辛迪加”。它是工业托拉斯根据市场竞争的需要出于自身经济利益而自主创造出来的，有很大一部分辛迪加是从过去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属中央管理总局和实行经济核算制的机构改组成立的，或者是从相应的托拉斯划分出来作为独立的商业组织。“辛迪加的职责不仅在于竭力把参加托拉斯的企业的产品销售业务集中在自己手里，而且还要消灭有害于国家的竞争现象，帮助托拉斯采购原料和在销售市场上适当地配置产品。”辛迪加的职能各有不同，有些辛迪加不过是托拉斯之间分配市场的工业机构，对最低售价取得协议以避免你死我活的竞争；另一些辛迪加还具有采购原料和燃料的职能，但大多数的辛迪加是明确的商业组织，购入供应品并按照协议的最低比例推销托拉斯的产品。总之，商业辛迪加成了销售国营工业产品的基本形式。另外，为了能够根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提出的计划任务来调节辛迪加活动，又成立了辛迪加委员会作为辛迪加贸易业务联合的最高组织。

具有市场垄断地位的工业托拉斯和商业辛迪加，一旦由于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而进入市场，便自然会通过其垄断地位而盲目追求利润，这就严重破坏了新经济政策的初衷，把本应该发挥提高农民经济水平杠杆作用的价格政策，变得非常不利于农产品的市场流转，各个企业、托拉斯和辛迪加的工业品价格，无论是批发还是零售，都要比农产品价格高得多。“辛迪加这种垄断形式，由于指导思想是错误的，政策上毫无控制，因此在促成和扩大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有害作用。”和1922年春季和夏季的情形相反，工业品价格从1922～1923年间的冬季开始上涨，至1923年夏末继续上涨，加上这一时期币值极其不稳，农民卖出谷物所拿到的只是迅速贬值的纸币，不可能用它们来购买工业品，农民便竭力缩减了对工业品的需求，并停止卖出谷物。显而易见，由于交易条件的变动，在1922年春夏曾有利于农产品的交换市场，现在则变得对工业品更为有利了。“在1921～1922年度开始出现的工农业产品市价差别，到1923年秋更见扩大了：在10月1日，农产品价格同一般商品价格对比的指数为54，而工业品则为172，也就是说按实物量来对比，相差一半，而其价值关系的差别则达71%左右。农村按照这个价格无法用自己的商品买到工业品。工业品的价格比农业产品的价格要高得多了。”这就导致在1923年秋，工业中产生了销售困难、货物积压、结算和支付工资的财政困难，使企业面临歇业的危险，并造成失业率的增长等。这一情况被称为工业品销售危机，或者说“剪刀差”危机。

为此，1923年9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成立“剪刀差”委员会，研究产生销售危机的原因及解决方案，并且采取种种措施来降低工业品价格，“如成立国内贸易人民委员部限定最高售价；紧缩信用，减少贷款；有条件地实行‘商品干涉’；加速币制改革，稳定通货；改善经营管理，降低工业生产费用等。这样，到1923年底危机终于过去了”。1923年12月24日，中央通过了“关于经济政策的当前任务”的决议，“其中拟定了改进工业工作、降低工业品价格、组织支援农民经济的措施，还拟定了改进商业和货币流通的措施”。“1924年1月16日，全俄中央执委会和人民委员会发布法令，命令工业品降价。”1924年2月29日，劳动国防委员会又作出了“关于降低零售价格”的决议，目的都是进一步降低工业品价格，缩小“剪刀差”。最后，工业品价格的降低约有2/3是由于成本的节约，其余则是由于托拉斯和辛迪加利润的削减，这使1923～1924年度工业利润较上年大为降低，但若以货物表示并未减少。“由于实行降低价格的政策，使价格的‘剪刀差’逐步得到克服。在1923～1924经济年度，工业品价格平均降低了29%。同时由于党和政府采取措施的结果，农民出卖农产品可以得到更多钱。”在经过努力后，到了1924年年中，“剪刀差”继续合拢。虽然后来“剪刀差”现象还继续存在，但规模已经变小，由销售危机带来的农民广泛不满也已成为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