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20世纪70—80年代苏联国情

20世纪70年代，苏联在军备竞赛中逐渐拉近与美国的差距，国内经济得到较快发展，但也存在不少问题：苏联领导人个人作风滋长，大搞个人集权和个人崇拜；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弊端开始暴露，严重阻碍经济发展。种种问题阻碍着苏联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一 领导人个人作风滋长

20世纪70—80年代，苏联领导人的个人集权和个人崇拜问题十分严重。这股不良之风肇始于斯大林，几十年来长盛不衰，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将个人崇拜作风发扬到了顶峰。他在上任初期对赫鲁晓夫的错误进行了一些拨乱反正，提出不少有利于苏联发展的政策措施，但很快他也走上了个人集权的老路，对权力的欲望比前任有增无减，党内民主遭到严重破坏。

（一）个人集权加剧

勃列日涅夫在执政初期相对谨慎。政治上，他恢复集体领导原则，实行“三驾马车”式的集体领导：勃列日涅夫本人任党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任部长会议主席，波德戈尔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他纠正赫鲁晓夫一些错误的政策措施，停止赫鲁晓夫的教育改革和宗教迫害，提出有利于发展经济的措施等。这些举措使苏联的发展速度一度增长很快：“八五”计划超额完成，经济、军事力量得到进一步发展。苏联在与美国争霸中逐渐扭转劣势，开始与美国抗衡。但是，勃列日涅夫的一些个人集权倾向也逐渐显露出来。

随后，勃列日涅夫使用心计，步步为营，渐进式加强个人集权。在苏共二十三大上，勃列日涅夫取消了干部轮换制，恢复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中央主席团再次改为斯大林时期的名称，即中央政治局，党中央第一书记改为总书记。自此，勃列日涅夫开始插手本不属于自己权力范围的经济、军事等方面，扩大自己在政治局的势力范围，使“三驾马车”形同虚设。1977年和1979年，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先后被解职，勃列日涅夫兼任他们的职位，“三驾马车”变成名正言顺的“一驾马车”。其威望与日俱增，独揽党、政、军大权，实现个人集权。勃列日涅夫曾得意地说：“我就是沙皇。”

实现个人独揽大权后，勃列日涅夫积极维护自己的集权统治。在干部任用上，他任人唯亲，精心搭建自己的权力体系，大量提拔与自己亲近的人，尤其是曾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一起学习工作过的同学和同事，像后来的总理、副总理、内务部长等人都是他的同学。苏联政权被他和其亲信们牢牢掌握，他们共同维护勃列日涅夫的最高权力地位，排斥异己。即便到了勃列日涅夫执政晚期重病缠身，无法料理国事的时候，他仍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勃列日涅夫的这种不良作风在全国蔓延，干部提拔主要看关系，而不是能力。干部轮换制的取消使领导班子变动很小，干部老龄化严重。在苏共二十三大上，连选连任的中央委员占79.4%，到二十四大则高达83.4%。二十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是二十五大的原班人马。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的14名政治局委员中，60岁以上的占92.9%，其中70岁以上的占57.1%。

（二）个人崇拜盛行

高度的个人集权和个人崇拜相辅相成。20世纪70年代，勃列日涅夫也像他的两位前任一样大搞个人崇拜，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勃列日涅夫授意下，他获得了比以往领导人都要多的荣誉。1973年4月，他获得列宁和平奖、两枚苏联英雄金质奖章和七枚列宁勋章。1976年5月，他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此前只有斯大林享受过这一称号。苏联的报刊、广播、电影中，大量刊载勃列日涅夫的语录和指示。1976年11月，苏联全国上映记录勃列日涅夫生平的影片《一个共产党员的故事》，对勃列日涅夫进行全方位拔高和美化。1976年底，勃列日涅夫70岁寿辰，全国各地掀起盛赞他的高潮，《真理报》开辟七天专栏，刊登各种庆贺之辞，甚至称他为“今天的列宁”。1978年，勃列日涅夫写的几本小册子《小地》《复兴》等获得列宁文学奖，《真理报》宣传称全国各地都在“读、重读、废寝忘食地研究勃列日涅夫的著作”，因为这是“无穷无尽的思想智慧的泉源”。

个人崇拜是个人集权的必然产物，它在意识形态方面巩固了勃列日涅夫的个人集权，党内民主受到严重破坏。对于那些溢美之词，勃列日涅夫欣然接受，他已经忘记自己1970年在庆祝列宁诞辰100周年时“严厉谴责个人迷信”的讲话了。

此外，贪污腐败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广泛存在。买卖官职现象普遍，很多职位明码标价，后来愈演愈烈。勃列日涅夫带头收送礼物，其中不乏极其奢华的礼品。他生活奢靡，私人别墅像宫殿般富丽堂皇。他包庇亲属犯罪，最突出的案例就是他包容女婿贪污。其女婿丘尔巴诺夫在短短几年内实现职位的快速提升，从一个普通的民警政治工作者当上了内务部第一副部长，贪污受贿68万卢布，在勃列日涅夫病逝后才受到法律的严惩。

以上种种让苏联民主受到严重破坏，民主越来越流于形式。尽管勃列日涅夫时期各种会议照常举行，但是会议讨论的决议等却早已定好。每逢开会，政治局委员们总会念着助手写好的讲稿，发表“英雄所见略同”的意见。尤其是到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他在重病中依然握着国家大权，这种形式主义更加泛滥，开会的时间越来越短，主持者惯用的言辞是：“同志们已作过研究，事先交换过意见，也向专家作过咨询，大家还有什么意见？”这种情况下，还能提什么意见？苏联政治日趋僵化，机构庞杂，社会发展日益缓慢，在政策的制定上显示出极度的个人主义。像1979年底苏联出兵阿富汗这样的大事，也只由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葛罗米柯（外交部长）和乌斯季诺夫（国防部长）四个人商量后作出决定。如此一来，民众对政府日益失望。

二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弊端开始在苏联暴露

苏联的经济体制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它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斯大林时期。经济政策及规划由党和政府制定，国家和企业形成严格的行政隶属关系，企业几乎没有自主权。这种战时经济体制曾保障了苏联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它本身存在严重弊端，比如过度集权、政企不分等。战后，随着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经济体制理应有所改变，可斯大林不仅没有改革这个模式，反而在很多方面强化战时经济体制，为以后的经济发展埋下了隐患。

（一）经济管理体制僵化

僵化的经济体制是阻碍苏联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都曾试图对经济进行改革，却只是在增加或者减少某个指令性计划指标之间徘徊，没有根本触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本身。而且几十年来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已经根深蒂固，苏联官僚阶层希望维持这一体制，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很多改革方案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果，使改革困难重重。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发展速度下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弊端越来越明显。

苏联长期把国家看作是生产资料的唯一主人，经济活动由国家统一安排，企业只是一个执行者，很少有经济自主权。苏联行政机构庞大而臃肿，工农业经济管理机构按照专业和产品来划分，每出现一种新行业就要设立一个部门来管理。比如，1983年仅管理机器制造业的就有18个部，管理农业的有11个部委一级机构，部委的下设机关单位有的多达100个。

苏联各部门的领导非常多。比如，黑色冶金工业部的副部长多达18人，且老龄化严重。各部委自成系统，各自为政，官僚主义严重，办事效率低下，他们每年编制的文件数以万计，而其中绝大部分只是在部门间传阅了事，并没有发挥实际效用，造成人力、财力的巨大浪费。1978年戈尔巴乔夫主管农业时提出了《到1990年前的食品纲要及其实施措施》方案，直到1982年5月才开会通过此方案，而且该方案没有得到很好实施，农业状况反而变得更糟。

（二）经济结构失衡

从斯大林时期，苏联就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以期尽快赶超美国。1967年勃列日涅夫提出建设“发达社会主义”，加速经济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是影响苏联经济发展的重心所在，苏联长期奉行片面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重工业产值占整个工业产值的70%以上，农业、轻工业等长期得不到足够重视，经济结构畸形发展。勃列日涅夫曾对农业进行一系列改革，增加农业投入，但却收效甚微。在他执政的18年里，农业有10年都在减产，苏联被迫大量进口粮食以缓解国内危机。轻工业原料的80%来自农业，农业的不景气也限制了轻工业的发展，使得苏联的经济结构进一步失衡。

如图1所示，苏联战后的经济结构一直是甲类工业（重工业）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农业和乙类工业（轻工业）比例很低。重工业过分占用发展资源，这最终阻碍苏联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三）粗放经济增长方式长期得不到改变

苏联经济发展长期依靠大量的能源消耗，势必造成低效率和高浪费。20世纪70年代，苏联生产每单位国民收入用钢量比美国多90%，耗电量多20%，水泥用量多80%，石油消耗量多100%。而此时苏联的资源已经呈现短缺迹象，开采条件恶化，开采成本增加，经济效益日益下降。为了扭转经济增长下滑趋势，苏共二十四大通过经济向集约化发展的方针，但在实施中集约化因素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

如表1所示，20世纪70年代，集约化因素在苏联扩大再生产中比例只有1/4左右，且这一比例一直呈下降趋势。苏联仍然依赖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单位产品的物耗和能耗指标没有改善。苏联经济中的浪费现象十分严重，苏联报刊曾大量揭示苏联经济中的浪费现象：能源的有效利用率为43%，损失达57%，折合标准燃料相当于9亿吨；每年因锈蚀而无情地吞掉2000万—2500万吨金属；因质量低劣，每年有15%—20%的工业产品要报废或降价处理；谷物每年浪费3500万—4000万吨；由于保管不善，每年要损失500万—600万吨化肥，等于向农业提供化肥总量的1/10。苏联、美国每年木材运出量均为3亿立方米，苏联木材从产地运出，经运输、加工等要耗费掉一半。苏联每吨木材所生产的纸板几乎比美国少9/10，纸少5/6，胶合板少8/9等。1976年苏联平均吨标准燃料产出仅有375美元，远低于美国的608美元和日本的1140美元。苏联的科技成果从研究到应用要历经十余年之久，且在经济发展中很少得到推广。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阻碍了苏联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种种问题下，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出现下降趋势，见表2。20世纪70年代后，苏联经济虽然在增长，但是增长速度一直在下降。苏联的战后经济发展优势逐渐丧失，现代技术落后西方发达国家15—20年，农业生产滞后，生产率不断降低。苏联以重工业为主的高度集中的经济发展模式此时已丧失优势。

三 民众生活受到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以来，苏联制订的社会发展计划没有得到很好实现。初期的改革虽然使社会经济得到一定发展，但总体上看，苏联存在的问题颇多，体制僵化，农业减产，物资匮乏，严重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一）民众收入有所增加，但存在问题较多

20世纪70年代，苏联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提高民众收入。苏联加大了对农业的投资，“八五”计划期间，年农业投资额比上一个五年计划有较大提升，从96.4亿卢布增加到163亿卢布。此外，苏联还采取许多积极措施扶持农业，比如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降低农业税率等。这些举措使农民收入有所提高，从1965年到1980年，集体农庄庄园的月工资平均收入由40卢布增加到118卢布，增加近2倍。苏联还不断提高职工工资和其他福利，工人收入逐年递增，见表3。1965年到1983年全部消费品的价格提高了7.8%，但同期职工的月收入水平提高了96.6%，远高于物价的增长幅度。

但是，苏联民众的经济生活仍存在许多问题。巨大的投资并没能根本改变农业、轻工业的落后局面，不合理的经济发展结构和粗放增长方式依然存在，资源大量浪费，效益低下，这严重制约了苏联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二）社会物资短缺，居民购买力得不到实现

苏联长期片面发展重工业导致社会物资长期短缺。生活水平低，医疗条件差，基本食品长期供应不足，房荒，服务行业不发达，以及高档消费品稀缺，这一切始终是苏联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消费品的数量和质量都不能满足苏联民众的生活需求，人们手中有钱也无法买到需要的物品。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一些普通食品如肉、奶、黄油等逐渐从商店里消失，在小城市和农村更甚。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加速战略”，即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战略，解决食品问题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扩大农业经营自主权，发展农业集体承包制度，调动农民积极性，农业产量有所增加。但苏联“加速战略”的重点依然是机器制造业，农业和轻工业发展资金不足，农、轻、重比例失调。1989年，苏联1200种生活消费品中有1150种供应不足，36个大城市实行分配卡制度。越来越多的食物要定量配给。据一些统计资料显示，苏联人每年花在排队买东西上的时间达300亿个工时，这还不包括花在裁缝店、理发店、邮局等候的几十亿个工时。就仅300亿个工时来说，相当于1500万人（按每周40个工时计算）劳动一年。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益增加。

（三）社会贫富分化严重

在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党内滋生出一批特权阶层，它形成于斯大林时期，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进一步扩大。特权阶层享有很多普通民众享受不到的福利和待遇。比如，专用汽车、别墅、特殊门诊等，与普通民众的收入反差极大，这使社会贫富分化加剧。据俄国学者估算，当时这个阶层有50万—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有300万人之多，占全国总人口的1.5%。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特权阶层待遇和特权得到大幅增加。比如，政治局委员可以免费从克格勃九局供应站领取400卢布的营养食品，政治局候补委员可以领取300卢布的营养食品。那些直接在中央机关工作的书记还可以免费享受早、午、晚三餐，他们想订购的任何东西，可以直接运往别墅。而且，通过苏共中央分发下去的食品，都要经过卫生检验（或者在严格的卫生监督下），在专门的车间加工制作。勃列日涅夫本人的美味健身食谱竟有数百页之多，而普通民众的食品支出就占据收入的70%左右。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党政干部与人民群众收入的差距达到30—44倍。与此同时，科技人员的收入水平却在极度下滑，科技人员与工人的工资由1940年的21∶1降到1980年的11∶1”。苏联普通民众收入微薄，还需缴纳各种赋税，财富越来越多地向权贵手里集中。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种状况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1988年的一次调查结果显示，社会分配不公现象正在扩大，苏联高层与低层居民的名义收入之比为3.5∶1，但实际生活两者之比为10∶1，社会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

（四）社会风气日益败坏，道德沦落

生活的不如意导致苏联酗酒人数急剧增加。据统计资料显示，1980年苏联有4000万酒徒，占全国人口的14.81%。酒后发生的抢劫、流氓案件不断增加。酗酒还影响工人的正常工作，矿工、误工现象严重，造成大量的次品和废品，每年因酗酒造成的经济损失达350亿—400亿卢布。离婚率也迅速攀升，从1960年的10%上升到1979年的33%。盗窃成了自上而下普遍存在的现象，并成为民众收入来源之一，农产品、建筑材料等都成为盗窃者下手的对象。吸毒和犯罪行为滋长，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大约形成了2400个黑手党组织，它们大多数有官僚背景，20世纪80年代初莫斯科已和纽约一样，成为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大城市之一。

有资料显示，“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谎报指示、弄虚作假、盗窃公物、行贿受贿实际上已经成为群众性现象”。领导人对此却置若罔闻。当有人向勃列日涅夫说起低收入人群的艰苦生活时，他竟说：“您不懂得生活。没有人仅靠工资生活。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在技校学习，我们靠卸车挣点钱。怎么干呢？送三袋或三箱，自己就留下一袋。全国的人都是这样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