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人口与创新

大约200年以前，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发表了著名的马尔萨斯经济人口学理论。这一理论描述了下面这一逻辑链：技术进步可以促进人均收入的短期增长，然而，收入的增长很快会导致人口增加和农业生产率下降，最终将消除人均收入的任何增长。

马尔萨斯理论对工业时代以前的世界经济是一个很好的诠释。在农业社会中，技术进步的速度很慢，生产率的缓慢提高会导致人口增加，但不会带来人均收入的增长。因此，在工业革命开始以前，世界人口缓慢增长而人均收入停滞不前是一般的经济发展模式。

300年以前，中国的农业技术在世界上是最先进的。因此，与陆地面积大致相等的欧洲相比，中国可以负担比欧洲大得多的人口规模。然而，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并没有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只是略高于生存水平而已。清朝的康熙和乾隆两代，占据了18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在此期间，中国人口从8000万增长到了3亿，而人均收入水平却几乎没有增长。过多的人口拖累了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马尔萨斯理论准确地刻画了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

马尔萨斯理论虽然在历史上是准确的，但是已经不再适用于现代经济。首先，农业不再像以前那样占据重要的地位。在发达国家中，农业占GDP的比重不到5%。在中等收入国家中，比如中国，2016年农业只贡献了经济总量的8.6%。每一个现代经济体几乎都主要由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组成，因为与农业相比，这些行业的技术进步更加迅速，并且现代经济体中的人口增长速度也比农业社会中的快得多。

其次，人口增加会降低生产力的这一逻辑已经不再适用于工业和服务业了。从理论上讲，尽管工业部门的确需要原材料、能源和其他资源，但是较大的人口规模将消耗更多的资源，提高自然资源的成本。工业部门所需的资源强度却远远低于农业所需的土地强度。

此外，与土地不同，由于技术创新，人类已经发现了许多新型的材料和能源。例如，大约在200年前，人们用木头和石头来建造房屋，而到了今天，人们已经可以使用许多其他的建筑材料，比如金属、玻璃、水泥、橡胶等。历史上，能量的主要来源是木材和煤炭，然而今天，许多新能源已经被发明利用，比如太阳能、风能和核能。此外，像太阳能这类清洁能源的成本正在迅速下降，已经接近化石燃料了。

在现代服务业和信息技术领域中，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更是弱得多，互联网和娱乐行业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就更少了。这两个行业中的产品和服务可以大量复制，几乎不需要使用额外的自然资源。因此，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制约，已不再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瓶颈。而对解决诸如全球变暖之类的问题，创新会显得更为重要。那么，要使创新维持在较高水平，一个国家就需要有大量年轻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群体，而不是马尔萨斯理论所认为的需要较小的人口规模。

最后，在后工业时代，与马尔萨斯的预测恰好相反：随着人们越来越富裕，父母越来越不愿意多生孩子，人口爆炸的现象消失了；伴随着国家的繁荣，所有国家无一例外地都经历了生育率的大幅下降。几乎在所有的发达国家中，生育率都低于2.1的更替水平。在不信仰伊斯兰教的亚洲，通常是在一个国家达到人均收入水平4000美元的时候，生育率就会下降到低于2.1的更替水平，而当一个国家达到人均收入水平10000美元的时候，生育率甚至会下降到低于1.5。这么低的生育率水平，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不可持续和危险的。

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马尔萨斯主义者的人口和经济学理论，只适用于世界上那些还处于前工业经济阶段的最贫穷国家。世界人口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大多数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都有稳定的甚至日益减少的人口，只有低收入国家还存在高人口增长率。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经济人口学范式。

在现代经济学史上，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当属亚当·斯密（Adam Smith）。他发现专业化和贸易是提高经济效率的主要因素（Smith, 1776）。100多年以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提出了“创造性颠覆”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创新和创业是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熊彼特并没有给出一个正式的经济模型，但他的这一洞见在近年来影响越来越大（Schumpeter,1942）。

2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提出了一个关于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模型（Romer,1990）。在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期间，我曾研究过这个模型，注意到它包含的一个含义是：在一定条件下，一个规模更大的群体，可以使更多人从事研究和创新，从而驱动更快的技术进步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一模型中有几个假设条件，其中之一是自由市场经济，确保知识和商品可以被人们用来交易。另一个假设条件是强化商品和知识的产权意识，从而可以使人们有动力去创新科技和创办企业。罗默提出的这一模型揭示的人口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恰与马尔萨斯主义者的理论相反。通过创新这一渠道，人口的增加将使得经济增长更快，收入更高。

有些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中国，并没有成为类似西欧诸国或者美国那样的先进国家呢？关键或许始于600多年前的明代，当时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在著名的郑和下西洋的过程中，他们使用的航海技术比同时期的欧洲地区先进得多。但在此次航海活动之后不久，由于很多偶然性因素的影响，中国的统治者停止了所有的海洋探险活动，并且关闭了中国的沿海贸易。从地理上看，美洲离西欧更近，因此西欧国家能够早于中国发现新大陆，这有助于它们扩张贸易，并在后来引发工业革命。同时期，近代中国遭受了一系列的战争，以及苏联经济模式的实验失败，因此，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创新能力仍然是落后的。

综而述之，在过去的600多年里，中国自给自足的贸易政策切断了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交流，使得中国在创新和技术进步方面逐渐趋于落后。相比之下，西方国家汲取了火药和罗盘等古代中国的发明知识，并利用它们创造了更加先进的武器装备和航海技术。这些发明帮助它们征服了新大陆，并将其经济贸易扩展到了非洲、中东和印度，获取了比中国更为广大的市场。这就是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的主要原因。

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吸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并依靠研究和开发推动其进一步创新，那么在这一前提下，庞大的人口规模就会成为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优势，美国20世纪的经济史就展示了这种优势。

早在1850年的时候，英国和德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的工业强国，而美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不过，从那时起，美国开始学习和吸收西欧的技术，同时吸引了大批移民。不久之后，它的人口就超过了西欧各国，从一个欧洲技术的模仿者，迅速演变为一个技术创新的开拓者。众多发明家和企业家，例如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和亨利·福特（Henry Ford），引领了世界先进技术和商业组织的潮流。到20世纪初期，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赶上了西欧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1900年之后，美国持续吸引大量的移民，其经济规模远超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总而言之，利用人口规模庞大这一强大的优势，美国成为领先世界的创新者和超级经济大国。

在工业和信息时代，人口众多是创业与创新的重要优势。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中的经验是另一个例子。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起点，中国一旦打开了面向世界的大门，其巨大的市场就迅速吸引了大批外国投资。同时，大量高学历的劳动力能够迅速吸收先进技术，提高生产率。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企业家创立了众多成功的本土企业，不仅在国内市场而且在国际市场上与跨国企业展开竞争。例如，华为和联想已经成为优秀的跨国公司。2016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基于庞大的市场规模和众多的人口数量，中国不仅正在追赶世界先进技术，而且在创新领域也将大有作为。

创新的经济理论

经济学上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使一个国家更加富裕？除了创新，还有许多关键因素可以使一个国家变得富裕。这些因素包括稳定的政府、产权保护、良好的基础设施、健全的金融体系、良好的教育和贸易开放。所有这些因素都很重要，但是从政策的视角来看，哪些是更加难以实现的？我们暂且忽略那些最不发达的国家（比如非洲的一些国家，因为它们缺乏的要素太多），而去关注中等收入国家，会发现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确实都具备这些要素。例如泰国，它拥有稳定的政府、优质的基础设施，大学入学率和贸易开放度也都较高，但泰国还不能被称为发达国家。差距在哪里呢？通过对比会发现，高收入国家与中等收入国家之间的差异，往往是创新能力。

创新变得越来越重要。为什么会这样？首先，全球化使创新的回报比以前更为丰厚。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创新的知识或产品传播得更快、更广，因此可以更快地赚到更多钱。此外，一些技术创新已经可以取代人类的日常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讲，创新就是创造新的工具来代替人类的工作。在未来，将会有更多的人创造工具，却只需要更少的人来操作它们。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都是当今的热门话题，但它们远不具有创新能力。（即使机器人可以创新，人类可能也永远不会允许它去做，因为它实在太危险了。）因此，越来越多的资源将会流向工具的创新者而不是操作者那里。对于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来说，能否达到高收入水平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创新。

创新的类型

创新的类型主要包括适应性创新与前沿创新

适应性创新普遍存在于一个经济体处于追赶阶段的时候。适应性创新指的是：对现有技术进行调整，以适应当地的市场环境。例如，肯德基调整了其在中国销售的炸鸡的配方，加入了中国的调料；印度智能手机制造商设计了一款智能手机的廉价版以满足印度消费者的需求。对于贫困国家（人均GDP低于5000美元）来说，适应性创新是创新的主要形式，因为相比于技术的前沿创新，这种创新形式更加容易。因此，技术的前沿创新在一个经济体处于发展阶段时并不占据重要地位，然而一旦一个贫困的国家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的时候，为了获得较高的收入，就需要进行前沿创新。一个国家想要成为高收入国家，不可避免的途径就是进行前沿创新。在本书的剩余部分中，我将重点分析前沿创新。

前沿创新可以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

（1）学术理论；

（2）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

（3）新的商业模式和组织形式；

（4）内容创作：音乐、电影、游戏等。

不同类型的创新需要不同的经济制度和激励制度与之相配套。例如，学术理论主要是由教授来提出的，由此他们得到的回报是学术职称和学术声望声誉，而新的商业模式通常由新型的公司创立。

创新的历史趋势

以全球视野来看，创新的速度正在加快还是放缓？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让我们来看一下创新是如何被测量的。测量创新的方法有很多种，一种常见的方法是考察专利数量。大多数测量方法得到的结果是，创新的速度是稳定和略微加速的。尽管大多数创新是偶然发生的，但在宏观层面上，对创新活动进行更多的投资将会产生更多的创新。在全球范围内，通过考察对研发活动的开支这一指标，可以发现创新的投入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

另外，创新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让我们来看看专利数据。图2-1的数据表明，专利申请人的平均年龄正在增加。图2-2的数据表明，发明者跨学科的概率正在减小。这意味着发明者越来越老，变得更加专业化了。此外，图2-3显示，每个发明专利的合作者的平均人数也在增加。20世纪70年代，每个专利只有一两位发明者，而现在，每个专利有两三位发明者。

那么，这些信息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它表明，创新变得越来越难。原因就在于，人类的知识就像一个巨人，正在变得越来越大，使得后来者更难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500多年前，像达·芬奇这样的天才能够在诸多学科都有发明创见。可是，今天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只能立足于各自专业的学科，并且各个学科的分类也变得越来越细。

创新通常是偶然之间突发的。顿悟经常会发生在分属于不同学科的知识相互融合的时候。因此，伴随着学科分工变得愈发专业化，跨学科的合作也变得愈加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如图2-3所示的那样，每个专利的发明人数量不断增加。一个好的发明家不仅需要成为本身所在学科的专家，还需要有跨学科的知识，以及能够与其他领域的研究人员开展良好的合作。同样地，成功的创业者也需要有多种多样的技能和工作经验。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教授爱德华·拉齐尔分析了斯坦福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MBA）的工作经历发现，一个选多学科课程的学生，更可能成为企业家（Lazear,2005）。与之相反，如果一个MBA学生的选修学科，比如集中在金融类专业，那么该学生成为企业家的可能性就相对小。拥有各种各样的兴趣和技能，是成功的创新者与企业家的主要特征。

一方面，由于创新变得更加困难了，因此发明家的平均年龄越来越大；另一方面，由于颠覆性创新和创业需要艰苦的工作与冒险行为，更适合年轻人。因此，颠覆性创新和创业的黄金窗口期越来越短。在某些特定的领域中，取得博士学位是做研究的起点，而获得博士学位所需的年数也正在增加。一个学生在28岁的时候获得博士学位是很普遍的现象。稍后，我将会指出，创业的最佳年龄大约是在30岁左右。因此，一位博士毕业生成为一名企业家的黄金时间非常短。

总而言之，人类的知识基础越来越庞大，创新越来越困难，越来越需要跨学科的合作。然而，由于有更多的资源被投入到研究和开发中，创新并没有减缓，反而在近年来还有所加快。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基本的趋势之一。当创新稳步发展的时候，资源瓶颈会由于新技术的出现而得以缓解，使得人均收入继续增长。如果这种趋势可以继续，那么人类社会将达到一个普遍富裕的阶段。

创新驱动的社会变革

在人类历史上，创新和科技曾经推动过许多社会变革。

首先，是工厂的兴建。在工业革命期间，生产从家庭作坊的小生产转向工厂大规模量化生产。工厂的存在成为必要，是因为生产技术和工艺变得更加复杂，需要许多专业化的技能，比如机械维修、产品测试以及质量控制等。对于单独一个人或几个家庭成员来说，掌握整个生产过程几乎是不可能的。一般来说，随着知识的增长，社会的经济活动需要分工以及专业化，从而需要更多的合作，由此就产生了对工厂和现代企业的需求。这也导致了现代工会的形成，以及席卷了半个人类社会的“无产阶级”运动。

其次，是由现代交通和通信技术带来的全球化。集装箱运输技术和高速公路使得货物以非常低的成本流动，而航空技术的进步使得人们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到达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电信技术的进步使得信息几乎可以在世界各地瞬间流动。随着商品、人员和信息的全球化，任何创新都比以往的任何时候要传播得更快、更广。超级明星艺术家在全球市场上能够赚得更多，人们称这种现象为超级明星效应。就像这种效应一样，任何创新都能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获得更高的回报。然而，与此同时，全球化和创新的趋势使得有创新能力的劳动者和普通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被拉大了。这种变化带来的正面效果是，由于回报变得更大，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努力创新。

再次，是高等教育的普及。一个人如果想要有所创新，就需要有综合的知识基础。因此，一个人不仅需要接受技术或职业培训，而且需要全面的大学通识教育。例如，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游戏设计师，一个人就需要了解计算机科学、历史、图形艺术等各方面的基本知识。创新和全球化驱动的技能需求，促进了大学教育的普及。发达国家的大学入学率，仅仅经过一代人的时间，便从20%上升到了50%多。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大学入学率不到10%，而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就增长到了30%。大学已经成为创造知识和传播知识的中心。

尽管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大学教育，但大学教育的回报仍然很高。大学毕业生（这里指本科生）中的佼佼者和博士毕业生的工资收益更高，这是因为创新的回报更高。例如，硅谷是一个高产创新者的集聚地，这些创新者的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美国的人均收入。

大学教育普及的另一个影响，是更多的女性进入大学并进入劳动力市场。在许多国家中，女性的大学入学率已经赶上了男性，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超过了男性。这有助于解释世界各地的生育率和家庭规模下降的原因。

最后，世界主要的大都市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的创新中心。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创新的过程需要更多拥有不同的技能和属于不同专业领域的人士参与。大城市的优势在于，它可以提供一个庞大而多样化的人才储备库。因此，最好的创新公司都集中在大城市，大城市变得更庞大并且生活成本更高，在经济上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不同国家的创新能力

在比较不同国家的创新能力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如何测量创新。图2-4显示了测量创新的所有指标。从投入的角度来看，测量创新的指标包括研发支出和研究人员的数量；从输出的角度来看，这些指标包括专利的数量、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和学术出版物的数量。全球创新指数用以测量和总结所有这些指标，并赋予每个国家一个指数，以反映该国创新的整体水平。

图2-5显示了主要国家相对于其收入的创新指数。纵轴代表全球创新指数，横轴代表该国以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的人均GDP。图上的每个圆圈代表一个国家，圆圈的大小表示该国人口规模的大小。图2-5显示，一国的创新指数与人均GDP收入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高收入国家更具有创新性。这并不奇怪，因为高收入国家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时间致力于研究与开发，而更多的创新将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通过绘制一条向上的回归线，我们可以从人均GDP收入中预测一国的创新指数。

在图2-5中，大致将国家分为三类。右上角地区是发达国家，其中最大的圆圈代表的是美国。在这一区域下面，有两个区域：一个在回归线的右下方，另一个在回归线的左上方。对于回归线以下区域中的国家，就这些国家的人均GDP收入而言，它们并不具有明显的创新性。对于回归线以上区域中的国家，就根据这些国家的人均GDP收入预测出来的创新性而言，它们的表现更具创新性。在这一地区中，有两个巨大的圆圈脱颖而出，最大的圆圈代表的是中国。与具有相同人均GDP水平的国家（人均GDP为7500美元）相比，中国明显表现出更多的创新性。印度的人均GDP为2000美元，与那些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相比，印度也显得更加具有创新性。

与中国和印度不同，许多国家的创新指数，落后于以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的人均GDP预测出的创新指数数值。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例如巴西，就它们的收入而言，这些国家显得并不那么具有创新性的特征。这些国家通常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人力资本非常低。如果我们分析这些经济体最近的增长率，就会发现，与那些相对于其收入而言具有低创新指数的国家相比，这些相对于收入而言拥有高创新指数的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更快。

创新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此外，虽然不太明显，但仍然可以从图2-5中看出的是“规模效应”：大圆圈往往位于回归线上方，这意味着一个国家的人口越多，相对于其收入而言，就往往越具有创新性。在此后的章节中，我们将更详细地分析“规模效应”。

在人们的一般印象中，印度和中国的公司都是低成本的生产者或者模仿者，但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通过各种措施所进行的创新，尤其是中国，远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具有创新性。让我们来看一些具体的措施。图2-6显示了每100万人中科研人员所占的数量。自1996年以来，中国每100万人中所拥有的科研人员数量已经超过了巴西和墨西哥。

如何促进创新

前述已经表明，创新对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政府政策可以促进创新？从历史上看，世界的创新中心已经转移过好多次。最初，世界的创新中心在埃及和中东的其他国家，之后转移到了希腊和罗马，再后来转移到了中国；在最近的二三百年间，它一直处在欧洲。那么，这些变化背后的因素是什么呢？什么样的环境可以促进和培育创新，什么样的政府政策才能促进创新？这些都是本书旨在回答的关键问题。

在创业成功后，我选择前往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将创新作为我感兴趣的专业领域。我很快就认识到，即使对于“如何促进创新”这个堪称经济学学科圣杯的问题，学术研究也只是取得了非常有限的成功，长期的研究只是取得了很少的发现。对于诸如“教育能否促进创新”这类重要的问题，至今仍然没有答案。许多人说，在中国靠死记硬背学习的教育方式是不好的，因为学生被要求顺应而不具有创造性和独立性。然而，几乎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教育方式对创新可以产生影响。日本和韩国也有与中国类似的教育方式，但这两个国家的教育制度并没有阻止它们成为创新大国。由此看来，教育只是提供了基本的技能，一个人是否可以成为一个创新者或企业家，似乎纯粹是碰运气的事情。

那么，政府在促进创新的过程中可以发挥什么作用？对于成功的经济体来说，有一些共同的标准要素，比如稳定的政治制度、充分的产权保护、运作顺畅的金融业、开放的贸易和受过教育的劳动力。例如，我们知道，创新是建立在既有知识基础之上的，因此，能够与世界其他地方自由交换知识是至关重要的。在中国明代的时候，闭关锁国，切断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商品交换和思想交流的通道。这一措施最终关闭了中国进行创新的引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严格的贸易壁垒和不稳定的金融体系，阻碍了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和创新。

今天，大多数国家已经理解了经济创新所必需的宏观条件，并且大多数中高收入国家已经可以为创新提供这些条件了。然而，尽管像马来西亚和阿根廷等这些国家也采取了类似韩国与中国的宏观政策，但是它们的创新能力和过渡到高收入国家的前景都要弱得多。因此，除了以上这些宏观条件，推动创新的因素还有哪些？

经济学家曾经发现了一些看起来不起作用的政策，例如政府的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扶持的对象是某些在创新方面被认定是“有前途的”领域。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市场经济中，创新的回报如此之大，以至于有大量的资本去追逐成功的创新。在过去的十年中，全球风险投资业发展非常迅速。因此，即使在没有政府资金投入的情况下，民营资本也可以很好地资助创新活动，尤其是在如何选择最“有前途的”技术方面做得更好。

另外，由于官僚机构的阻碍，政府工作人员的能力通常要落后于风险资本家。例如，某些国家的政府近年来投入大量资金以支持太阳能产业，但它并不善于选择合适的公司或者正确的技术。虽然科技的飞速发展推动整个行业获得了健康成长，然而，政府在此过程中却浪费了不少资金。

由此可见，一个政府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并不是推出产业政策乃至直接投资，而是提供公平、稳定的竞争环境。政府只需对所有公司提供全面的税收减免优惠，无须自己去投资扶持某些公司或者技术。这也是支持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即主张低税收、小政府、弱监管，并允许市场去认定和奖励赢家。因此，最终结论就是政府不应该对创新和创业指手画脚。

当然，大多数政府不愿意承认这一结论，因为这使它们脱离了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但对于创新来说，从没有什么捷径或者灵丹妙药，否则，世界上早就该出现更多更富裕的国家。我将从人口学的角度来研究“为了促进创新，政府到底可以做什么”这个问题。

为了从不同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先来问一个类似的问题：“一家企业是如何促进创新的？”在过去的30年中，《财富》500强企业的变动率在不断加快。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比如苹果、谷歌和微软等，都是成功的创新者。如果你问这些公司的高管，对于一项创新取得成功的要素是什么？他们的回答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但他们都会提到一个要素，即吸引最好人才的能力。

著名的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提出了企业战略成功的五要素，并将公司竞争战略理论应用于国家竞争战略（Porter,1990）。在他的模型中，一个国家的某种产业能够获得成功，需要具备四种要素：禀赋、需求、零部件产业以及竞争。我对波特这一四要素模型的评论是，所有这四个要素实际上都与人口有关。人口众多意味着庞大的人才储备库和规模巨大的本地市场，即禀赋要素和需求要素。巨大的市场也可以催生更加发达和完整的零部件产业。最后，众多的人口和庞大的市场可以培育更多的竞争者。因此，大量人口似乎是进行创新活动最重要的优势来源。在本书中，我认为，不仅规模，而且包括质量、年龄结构以及人口的分布，都是创新的重要因素。

创新的三个人口因素

人口学影响创新的主要渠道有三种：

（1）规模效应；

（2）聚集效应；

（3）老龄化效应。

规模效应

规模经济在现代经济中无处不在。生产100万件产品的单位成本通常远远低于生产1000件产品的单位成本。在一个典型的服务行业中，在大城市中提供服务（例如银行、邮政、电信）的单位成本，远比在小村庄提供类似服务的单位成本要低得多。

规模经济是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结果。随着专业化和分工的进行，每家公司就可以专注于一项更加具体的任务，因此更加高效。早在20世纪初的时候，福特汽车公司就利用了美国汽车市场的规模优势，第一次普及流水线生产。在这样的生产过程中，每个工人只需要专注于单独一项任务，最终就可以提高整个工厂的效率。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大多数制造业产品的最大市场，这有助于中国的制造企业成为世界上最专业、最高效的企业。

对于创新来说，大国的规模优势更大。例如，投资一部目标为10亿人群市场的电影（或网站）的预算，可以10倍于一部目标只有1亿人群市场的电影（或网站）的预算。再例如，在中国领先的互联网旅游品牌携程旅行网，可以雇用5000位软件工程师，相比之下，日本只有中国市场的1/10，因此，一家类似的日本公司只能雇用几百个工程师。而在中国台湾地区，一家类似的公司只能雇用不到100位工程师。当然，这些假设的前提是这些公司只局限于本地市场而没有打开全球市场。通常在本地取得成功后，才会拥有开拓全球市场的能力。所以，即使在全球化背景下，有更大的本地市场也会成为重要优势。

因此，只有大国才会有本土的互联网公司。同理，中国拥有最先进的高铁技术也毫不奇怪，因为中国可以在这一领域进行研究和开发的人力与物力要远超小国。日本拥有最好的高端制造技术，然而，由于国内市场相对狭小，日本不仅无法在高铁技术方面与中国开展竞争，也不能够在商用飞机的建设领域与美国竞争。

有人认为，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即使是一个小国也可以进入全球市场。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当今的运输成本和贸易壁垒都很低，一个小国的公司可以将标准化的制造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例如，诺基亚是一家芬兰公司，照样能在全球移动电话市场上占有大量的份额。然而，对于服务业来说，庞大的国内市场仍然具有决定性的优势。因为在服务业中，国内企业远比国外竞争对手更有优势，创新者需要与当地的文化、语言、商业和法律环境进行深层次的互动，所有这些都是服务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家服务公司通常需要首先在国内市场对其创新进行试验和测试，只有在实现了批量生产并获得良好的盈利能力之后，才能把其创新的产品或服务出口到其他国家。美国、日本和德国都有大量的顶级制造业品牌，但在服务行业中，美国得益于其规模庞大的国内市场的优势，在连锁餐饮、酒店以及娱乐等服务行业拥有众多的国际品牌。比如星巴克、迪士尼和麦当劳等公司，在它们在世界市场上取得主导地位之前，在美国国内就已经实现了很大规模，而且利润丰厚。

这种规模优势在互联网行业更是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一个网络效应发挥巨大作用的行业中，赢家将是那些能够最先吸引大量顾客的公司。举例来说，如果1000万名客户代表一个“临界值”，为了达到这个临界值，在美国市场上（由于其人口总数为3亿人），所必需的渗透率约为3%。对于总人口只有1亿人的日本来说，所必需的渗透率则为10%。而在中国，这一比率就小于1%。正因为如此，相比于日本市场来说，某项创新达到临界值的时机，通常会在美国市场上要更快一些。美国的互联网公司，如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亿客行（Expedia）等，在国内市场成功达到临界值以后，就迅速扩展到了其他国家，成功占领世界市场。在互联网行业，起步时机的早晚往往足以区分赢家和输家。在手机还只是一个工具的时代，诺基亚公司是成功的，然而当手机成为一种融合了电脑、软件的互联网产品的时候，诺基亚就远非苹果的对手了。

随着市场的扩大，竞争对手当然也会增多，这将为创新提供更大的动力。美国和中国的互联网市场是竞争最激烈的，风险资本家有时甚至愿意支持在这两个国家的市场上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公司，而在一个小国中，风险资本家通常只是投资于市场的第一名。

随着创新在世界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美国在创新方面的优势越来越大。在许多高科技和创意产业中，美国已成为世界创新的中心。纽约是世界金融业的创新中心，洛杉矶是世界影视娱乐业的创新中心，而硅谷则是世界信息技术产业的创新中心。美国的大学也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心，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英语是国际语言。在中国崛起以前，美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压倒性优势已逐渐显现在各个方面。

由于中国的人口是美国人口的四倍，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市场。与美国公司一样，中国的企业，比如华为和联想，在达到规模并在国内市场取得成功后，成长为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对手。在服务业领域中，中国也正在快速追赶美国。当前，中国的旅游、金融和医疗行业只是落后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未来，我们将看到更多来自中国的全球服务品牌。在规模上，中国的电影业正在迅速追赶美国。尽管中国的电影可能不会立刻就达到好莱坞电影的水准，但它们的预算肯定会让世界羡慕。

中国已经有了一个比美国更为庞大的互联网市场。美国的互联网公司巨头没能像征服世界其他地方那样征服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美国网络公司能够在中国取得成功，这让不少美国人感到相当惊奇。有人认为，导致这种情形出现的一部分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对互联网市场的严格监管。然而，事实上，在谷歌退出中国市场时，它也只占有30%的市场份额，而百度却已占据60%的市场份额。其他的例子还有不少，比如亚马逊败给了京东，艾派迪输给了携程，eBay惨败于阿里巴巴。这些都说明中国本土的互联网公司足够强大，美国的互联网公司在中国并不占有规模优势。

很多中国的互联网公司模仿已经在美国取得成功的创新，并将这些创新融入中国市场。通常情况下，当美国创新者来到中国市场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因为依托庞大的本土市场，此时中国企业已经成长为强大的领先者。一位杰出的风险资本家曾这样评论：一家美国的互联网企业要想在中国取得成功，它必须要在进入美国市场的同时登陆中国市场。然而，对于一家初创企业来说，试图同时占领中国和美国的市场往往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当我强调人口在创新中的重要性时，经常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以色列是一个小国，为什么这个国家也能具有非凡的创业精神和创新能力？当然，人口规模不是唯一的因素，其他因素如文化和能力也非常重要。在历史上，犹太民族中曾涌现出无数优秀的企业家和创新者。但是换个角度来思考，假如以色列是一个大国，难道它不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吗？大约有2000万犹太人散居在世界各地，大约有1/3生活在以色列，1/3生活在美国，另外1/3生活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十个犹太人中，有八个生活在美国，两个生活在俄罗斯，却没有一个生活在以色列。这十个人中包括谷歌、脸书和甲骨文公司的创始人。由于在狭小的国内市场上的增长前景有限，许多以色列企业家把他们的公司卖给了大型的跨国公司。与在美国的犹太企业家相比，这些本土的以色列企业家远不如美国或者俄罗斯的犹太人成功。

供给侧：美国能否赢得人力资源竞赛

人口众多也意味着一个巨大的人才储备库。尽管美国人口数量只是中国的1/4，然而，直到2005年，美国大学毕业生的数量仍然超过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人数，如图2-7所示。大学教育是做研发的基本要求，高校毕业生的规模反映了创新活动所能吸引的人力资本规模。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大学毕业生的数量方面，美国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近年来，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仅就大学毕业生的数量而言，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许多人怀疑中国大学教育的质量，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质量差，因为中国没有产生很多诺贝尔奖得主。然而，在一个新兴创新强国的早期阶段，缺乏诺贝尔奖得主并不出奇。通常情况下，高质量的学术研究远远落后于商业创新，而诺贝尔奖通常奖励的是科学家从几十年前就开始从事的研究工作。虽然美国的经济在整个20世纪中都是最强的和最具创新性的，但是直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才成为学术研究的领导者，才产生了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

表2-1显示了在科学界诺贝尔奖（包括物理学、化学和经济学）获得者人数排名前六的国家。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世界领先的创新者之一，但一直到2000年之后，它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排名的位次才有所上升。我们都知道，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创新实际上有所下降，所获得的诺贝尔奖实际反映出其在20世纪80年代的科研能力，因为该奖项通常是在获奖者的创新出现几十年以后才予以颁发的。

在表2-1中，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在本国出生的科学家的数量。这表明，在美国和英国，有大量出生于外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相比之下，几乎所有的日本获奖者都是土生土长的科学家。这显示了美国和英国在吸引外国人才方面的实力。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再次考察移民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此外，学术研究并不完全与商业创新相关。英国和德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数量相似，但从经济上来看，英国要弱得多。虽然截至目前，韩国几乎没人获得过诺贝尔奖，甚至也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但它仍然能够培育出三星等著名的创新公司。韩国的问题在于，它的市场规模太小，无法支撑数量众多的高科技公司。

在未来的几十年内，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的大学入学率将增长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大学毕业生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将会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在中国，2012年大学生在校人数达到了3300万，而与之相比，美国只有1900万。在印度，预计到2020年的时候，大学生在校人数将达到2600万。

从长期来看，印度很可能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在校大学生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的低生育率将显著降低年轻人口的规模。到2040年，18～22岁的人口数量在中国总人口中的占比将小于40%，低于印度。到那个时候，假使中国的大学生入学率可以达到60%，而只要印度的大学入学率超过35%，印度就将拥有比中国更多的大学生。

此外，尽管美国人口较少，但在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方面，美国占有优势。因此，在中国、美国和印度三国之间开展的人力资本比赛，将会出现有趣的看点。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更详细地讨论这一点。

聚集效应

除了人口规模，人口的地理分布也很重要。现代工业往往集中在同一地区。美国的汽车产业集中分布在底特律，而日本的汽车产业集中分布于名古屋。中国的电子工业聚集于广东和江苏南部地区。在地理上靠近上游和下游环节，一家公司可以降低许多成本，比如运输成本、采购成本以及沟通成本。

中国在人口密度非常高的东南沿海地区集中了很多制造公司，因而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集群。任何新产品的发明人，都能找到成百上千的配套公司，快速且廉价地制造出成品来。

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不再是世界最低的，中国的人均GDP达到7500美元，其劳动力成本已经比越南、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许多东南亚国家高出了几倍。从劳动力成本的角度考虑，许多跨国企业理论上应该离开中国。但是，许多公司发现，复杂的产品需要强大的配套供应链做保障，中国在这方面的优势暂时还无法被动摇。这就是今天大多数高科技产品仍然在中国制造的原因。在高端制造业中，许多技术、部件和生产工艺都是相互关联的，一个领域的优势可以扩展到其他相关领域。尽管劳动力成本上升了，中国还是利用其集聚优势，主导了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比如在太阳能、风能等方面的新型制造业，以及高端电子产业。毫无疑问，中国企业从生产简单的、低附加值的产品，升级到生产高端制造品，其在供应链方面的集聚效应将是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

人才集聚效应

高新技术企业的分布比制造企业更加不平衡。在美国，大量的创新公司集中在硅谷。在谷歌、思科、惠普、苹果、甲骨文和脸书等十大高科技公司中，有六家都在硅谷。美国几乎一半的风险投资都投到了硅谷。硅谷，一个从旧金山到圣何塞的小小区域，却吸引了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创造出一大批在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

在制造业中，聚集效应是相关企业互相靠近的结果。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效应，则是创新人才聚集的结果。当有创造力的人聚在一起时，这种效应可以产生出化学反应。在硅谷的夜晚，餐馆和咖啡馆里坐满了身穿休闲装的工程师，他们讨论着下一次的技术突破和创业机会。

许多高科技公司的地址如此接近，使得人们很容易在不同的公司之间流动。在硅谷企业中，员工的流动性非常大。如果一位工程师有创造性的想法，却不能得到自己公司的资金支持，他就可以带着想法加入其他公司，甚至可以在风险投资资金的支持下，自己创办一家新的公司。员工的高流动性，不仅加强了思想和创新的交流，而且还使得创业公司快速找到人才。高流动性也降低了创业失败的成本，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容易在创业失败后找到新的工作。高流动性的必要条件是一个地区能够聚集众多高科技企业。

此外，大城市不仅可以使人才与企业更好地匹配，而且可以提供更多拥有不同学科背景的人才一起工作的机会。近年来，在互联网和软件技术领域的创新往往需要多种学科的合作，这就进一步增强了大城市的优势。对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夫妇来说，大城市特别具有吸引力，哪怕生活成本高，但是夫妻双方都可能找到好的职业。近年来，随着聚集效应的增强，世界各地的大城市变得越来越大，地价越来越高，而小城市却在萎缩。

集聚效应是一种人才的网络马太效应。如果一个区域成为一个产业的创新中心，那么这一中心的集聚效应将会趋向于自我强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中心会越来越大，优势也越来越明显。在硅谷以外，比如波士顿也拥有顶尖的大学（如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然而，尽管房价高昂，硅谷作为创新中心的主导地位已经持续了40多年。由于人才的集中，硅谷仍然是创办高科技公司的最佳地点。一旦一个地方变成创新的中心，其他地方就很难再超越。基于这种逻辑，每个国家的每种产业都应该只有一个中心。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上的每一种行业都可能只有一个中心。

既然这些大城市更有效率和创新，那么，是什么阻止了人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让我们假设：如果地球不再适合人类居住，我们都将搬到另一个不同的星球上，那么人口会在那个星球上均匀地分布吗？也许不会，我们更可能在一个大城市里紧密地生活在一起。世界人口的当前分布可以用历史来解释：在经济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时候，人类需要分散耕作；在工业革命期间，人类需要接近矿源和港口。今天，高科技和服务公司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力，因此，更多的人将会集中在作为创新中心的大城市。一般来说，在一个国家内部，人们可以自由地流动，然而在国与国之间却不可以，所以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和该国最大城市人口数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大城市的发展要比其他城市的发展快得多。在中国排名前30位的城市的住房价格一路飙升，而小城市的房价已经开始下跌。中国现在一线城市和小城市的房价之间已经相差10倍以上。有不少人担忧一线城市中存在着房地产泡沫，上海、北京和深圳三地的房价与收入比已经居世界前列。而我认为，鉴于中国的人口规模，其房价与收入比就应该居世界前列。图2-8将会证明这一观点。

图2-8显示了各国的总人口和最大城市人口之间的关系。横轴是一国的人口规模（对数刻度），而纵轴是该国最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该图表明，一国人口规模与其最大城市人口规模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毫无疑问，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越多，则该国居住在最大城市中的人口就越多。

按照这种逻辑，上海和北京的人口规模应该要比目前的规模还大。就人口而言，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东京，有3700万居民；首尔有2300万居民，而且还在增长过程中。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10倍、韩国的25倍。然而，中国最大的两个城市上海和北京，都只有2300万居民。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的创新中心来说，这样的规模实在太小了，很可能会在未来得到显著增长。未来在上海和北京中心地带的房地产价格，将可能是世界各国中最高的，与曼哈顿和伦敦中部地区的房地产价格不相上下。

最近，北京市政府和上海市政府担心人口会过于稠密。然而，过度限制大城市的规模，不仅会损害创新，而且也无必要，因为良好的城市规划可以解决拥堵和环境问题等所谓的“城市病”。在城市的不同地区修建高铁，是解决特大城市拥堵问题的途径之一。硅谷目前就非常拥挤。扩大城市以容纳更多人的唯一途径，是像东京那样建立高速公共交通系统。东京虽然有超过3700万居民，但是有一个非常高效的公共交通系统。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讨论人口与城市规划这一主题。

老龄化效应

人口因素影响创新的第三个渠道是老龄化效应。

1. 年龄与认知能力

一般来说，一个人的体能在20多岁时达到顶峰。然而，在现代经济中，驱动生产力发展的是人的认知能力。随着年龄的变化，人的认知能力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动呢？人的不同认知能力随年龄不同而发生的变化如图2-9所示。

如图2-9所示，一些认知能力在人们年老的时候依然能够很好地保持。例如语言能力，在50多岁时达到顶峰，一直到70多岁的时候依然可以保持得很好。大多数种类的认知能力，比如数学能力，在一个人30～40岁的时候达到峰值，但在60岁以后会有大幅度的下降。知觉速度是一种反映一个人吸收新信息的能力，在过了20岁以后，就会迅速下降。这与“人在青少年时代的学习能力通常最强”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人的认知能力只是生产力的因素之一。除了认知能力，经验也是形成创造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一般来说，一个人在30岁和40岁时是最有创造力的，因为他们已经有10～20年的经验，而且精力仍然充沛，能够迅速地思考和学习。

美国经济学家本杰明F．琼斯分析了过去100年中300项最伟大的发明，其中72%是由年龄在30～49岁的发明家发明的（见图2-10）。在这72%中，更有42%的发明是由30多岁的发明人发明的（Jones,2010）。

学者还分析了过去100年中诺贝尔奖物理、化学、医学、经济学各学科获奖者的年龄分布，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大多数科学家在他们30多岁的时候，实现了自己研究生涯中的革命性突破，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时更是只有26岁。当然，诺贝尔奖获得者并非普通的科学家或发明家。因此，让我们再来看一下专利持有人的年龄分布。图2-11显示了美国专利持有人的年龄分布。如图所示，在45岁以后，专利申请的数量出现下降。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领域中，工程师和科学家都是在其30多岁甚至20多岁时，最有生产力和创造力。

2. 创新与创业

仅有工程师和科学家还是不够的，企业家是让颠覆性发明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关键。在经济学中，创业始终是一个很难分析的主题，连创业的定义都难以确定。其中一个定义是企业的注册，创业就是企业家注册了一个新的法律实体。然而，按照这一定义，并非所有的企业家都是创新型的。咖啡店的老板可以被称为企业家，但他们只是小企业主而非创新者。

无论定义如何，只有创新型的企业家才能对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创新型的企业家可能不是企业的唯一所有者，因为很可能还有其他的财务投资者，比如天使投资者或风险资本家等。但不同于研究人员或教授的是，企业家可以分享更多创新的回报。

不可预测的、颠覆性的创新常出现在初创企业中。成熟的大型公司善于进行改进型的创新，而颠覆性的创新则通常来自新创立的公司。例如，亚马逊是一家创业公司，它的出现颠覆了零售行业，而优步（Uber）则是一家颠覆了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创新型公司。

那么，为什么传统大公司不善于进行颠覆性创新？这主要是因为传统大公司通常是现状的既得利益者，也就是说，它们从现有的生态系统中获益，而颠覆性的创新将会破坏现状，危及它们的既得利益。例如，巴诺书店的高级管理者没有要做“最好的网上书店”这一远见。只有当他们面临亚马逊的激烈竞争时，才创建了一家网上书店作为应对。此外，传统大公司的官僚机构和平均化的激励制度，绑住了它们进行颠覆性创新的步伐。与此相反，创业者承担了更多的风险，拥有更多的决策权，并最终能够获得更大的回报。

创新型的企业家能够得到更大的回报是非常重要的。当有一个非常大的潜在回报在召唤时，大多数创新者将会更加努力地工作。此外，只有当创新者的经济利益与企业主一致时，创新者才会进行适当的冒险，去取得商业上的成功。如果是微创新，因为其结果相对容易预测，大公司也能设计有效的激励制度去鼓励创新。但颠覆性创新在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也就不可能预设有效的激励制度。最好的激励制度就是利润分成，实际上就是创新者变成了企业家。这就是颠覆性创新只能在初创企业而不是在大型企业中获得蓬勃发展的原因。

在全球10家最大的高科技公司中，除了IBM，都是在过去40年里，由年轻企业家在他们40岁之前创建的。这些公司很快把最新的技术发明变成了商业上的成功。这些公司在发展壮大之后，在研究和开发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反过来又加速了他们所在产业中创新的步伐。

3. 年龄和创业

我与其他三位联合创始人一起创办携程旅行网时是29岁，另外三位中，有两位是33岁，一位是36岁。我有很多进行创业的朋友，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在30多岁时开始创业的。看起来，40岁是一个拐点：40多岁比30多岁开始创业的人少多了。

我对于身边规律的有趣总结，得到了来自“全球创业监测”的数据支持。这项研究在调查了许多国家中成千上万名企业家之后发现，25～34岁是高产的创业年龄，而在45岁以后进行创业的人数迅速下降（见图2-12）。

创业的年龄分布可以用经济学的逻辑来解释：创业是一项长期的、高风险的投资，企业家通常会牺牲大量的个人储蓄和闲暇时间，而失败的概率非常高。正因为如此，年轻人更愿意承担如此高风险的投资，因为年轻人有更长的时间去享受成功的果实。一个55岁的人一般不会去开公司，因为哪怕他辛苦创业15年后取得了成功，也不会有很多年的时间去享受成果，毕竟那时他已经70岁左右了。此外，在35岁及以上的人由于需要担负更多的责任，比如孩子和家庭，因此也不敢承受过大的财务风险。此外，如前所述，大多数人的认知能力在30～50岁时达到顶峰，学习能力在20多岁时最强，因此年轻人在学习新技能和适应新环境方面表现更好。而提出创造性经营理念和经营创业公司所必需的行业知识和业务技能，通常需要从经验中获得。还有一点就是，老年人学习新技能和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低于年轻人。综上所述，最好的创业年龄在25～35岁。因为这一年龄段的人已经积累了一些知识和经验，也仍然保有开放的心态，并且愿意去冒风险。

4. 创业、老龄化与阻挡效应

有天赋的创业者，一般都是在30多岁时最具创造力。一个国家如果拥有大量30岁左右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那么就会对其创新尤其是颠覆性创新很有帮助。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正在迅速老龄化，那么潜在的年轻发明家和企业家就会变少。

老龄化社会还存在一种阻挡效应，即老年人会阻碍年轻人的活力。一个员工获得高级和有影响力职位的概率，取决于相关领域内的劳动力年龄结构。如果公司的平均年龄很高，那么年轻员工就不太可能被赋予更多的管理责任，因为高级职位已经被年长的员工占据了。正因为如此，一个国家的年龄结构可能成为影响创业的重要因素。整体结构趋于年轻的社会，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多机会来获得创业所必需的技能。相反，在一个老龄化的国家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的规模不断缩小，年轻的员工晋升很慢，拥有的影响力较小，技能也较差，因此不能够成为潜在的企业家。结论就是，在一个老龄化的国家里，不仅是年轻人的数量减少了，而且由于他们的发展被一个人数更多的老年人群体所阻挡，导致他们很难进行创业。

我和斯坦福大学、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家研究了企业家精神与老龄化之间的联系。在研究日本创新数据时，我第一次注意到了这种联系。总体而言，日本的创新表现并不差。日本的大公司在研发方面投入巨资，获得了很多项专利。然而，这些发明大多是微创新，而不是颠覆性发明。例如，日本公司不断改进数码相机，使其体积更小、质量更好，并且具有更多的功能。但是，它们没有能够产生颠覆性的发明，如iPhone。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这些大型日本企业获得了大量的专利，但已经无法跟上美国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

日本公司并非一直都是这种表现。它们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时候非常具有创造力，并产生了革命性的发明，如随身听、数码相机和游戏机控制台。日本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获得了急剧发展。当时有许多经济学家预测，其人均GDP将很快超过美国。然而，在1991年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在接下来的20年里一直停滞不前，而美国经济则得益于蓬勃发展的高科技产业走在世界前列。导致日本出现“失落的几十年”的原因，至今仍然众说纷纭。一些经济学家将停滞现象归因于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的金融危机。然而，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金融危机的持续时间超过10年，而日本的经济停滞已经超过25年。今天，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意识到，真正导致这一停滞的罪魁祸首，是人口的老龄化和创业精神的缺失。

日本经济比不上美国的原因是缺乏初创企业使得其IT产业在过去30年中的发展活力远不及美国。如表2-2所示，在美国排名前10位的高科技公司中，有5家是在1985年以后成立的，创始人在成立公司时都很年轻，平均年龄只有28岁。相比之下，日本排名前10位的高科技公司没有一家是在近40年之内成立的。

日本新企业的注册率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6%～7%下降到了90年代的3%（Acht, Thunik, Verheut,2004）。这一数字不到美国的1/3，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最低（Karlin,2014）。根据一项创业调查的数据，日本人的创业倾向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最低（全球创业监测，2012）。在美国，18～64岁的成年人中有4.9%的人正在从事创业的活动，而在日本这个数字只有1.9%。

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经历人口快速老龄化的国家，因为它没有经历像欧洲和美国那样的婴儿潮。日本的生育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几乎立即迅速下降，到了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开始低于更替水平。因此，日本的劳动力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迅速老龄化。

由于阻挡效应，当劳动力变得老龄化时，年轻员工的晋升速度就会减慢。如表2-3所示，20世纪70年代，日本大约有32%的经理年龄在35岁以下，而到90年代中期，这一比例下降了一半，只有16%。

20世纪70年代，日本大约有1/4的部门负责人年龄在45岁以下，而这一比例到了90年代的时候下降了2/3，仅为员工的8%左右。这是劳动力老龄化的直接结果，因为通常情况下，员工的晋升会基于工龄。当年龄结构呈现岁数大的人多、年轻人少的倒金字塔型时，年轻的员工必须等待更长时间才能晋升到高级职位，无法在年轻时就得到成为企业家所需要的锻炼和积累。当他们最终获得晋升时，即便获得了成为企业家所必需的技能、财务以及社会影响力，但那时他们已是40～50岁的中年人，错过了创业的黄金窗口。

让我们根据全球创业监测的调查数据，再来比较不同国家年轻人的创业概率。日本的人口结构老龄化最严重，创业率最低（见图2-13）。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大多数国家中，30岁是最具有创业精神的年龄，然而，日本的情况却并非如此。日本30岁的人甚至比50岁的人更缺乏创业精神。阻挡效应放大了老龄化的影响，并且极大地损害了年轻人的创业活力。

在过去的30年里，日本不仅没有出现创新型的新企业，而且现存的大公司在颠覆性创新方面也变得非常迟钝。类似的阻挡效应，在大公司内部同样在发挥作用。因为在一家大公司内部，为实现突破性的技术创新，一般会组建一个“创业项目”，这个创业项目最好由30多岁的年轻人来负责。然而，在典型的日本企业中，30岁的员工通常只有较低的级别和技术能力，在公司中的影响力也不大，因此无法有效领导这些项目。鉴于这种情况，在一个老龄化的国家（或老龄化的公司）中，不仅创新型的新公司少，而且现有的大公司往往也会更趋保守，更缺乏创造性。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日本以外的其他发达国家，进一步分析老龄化和企业家精神之间的关系。在图2-14中，横轴是年轻人口比例，即年轻员工（20～39岁）在总的劳动年龄人口（20～59岁）中的占比，而纵轴表示该国成年人创业的可能性。如图所示，创业和年轻的年龄结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这些国家中，日本的人口结构老龄化最严重，创业率最低。与此相反，在美国和韩国，由于人口结构更年轻，也就更具有创业精神。

在这幅图中，如果我们把国家分成年轻国家和老龄化国家两类。我们发现，年轻国家的创业率几乎达到了老龄化国家的两倍。这种效应的影响，远远大于年轻人数量上出现的差距本身。这说明阻挡效应（或其他的结构性效应）必定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如果我们不仅仅考察发达国家，而把目光投向所有国家，那么“人口结构越年轻则企业家精神越强烈”这一正相关关系仍然存在（见图2-15）。当前中国的年龄结构仍然年轻，中国员工的创业精神也非常强烈。

最后，让我们把创业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图2-16显示了2000～2009年不同国家的创业率和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较高的创业率与更快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见表2-4）。

其他可以促进创新的因素

在本章中，我们认为人口的因素，例如人口规模、人口的地理集中度、年龄结构等是促进创新的重要因素。让我们来问一个问题：除了人口因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重要因素或者政策，可以更好地推动创新？我对此的整体观察是，很多政策的效果显而易见，并且在大多数国家中已经付诸实施，其他政策很多则和人口有关。下面我将列举几个例子。

1. 贸易自由化

贸易自由化是一个非常重要和已被广为理解的创新条件，因为国际市场可以弥补国内市场规模较小的劣势。大国例如中国和美国，也不能忽视比国内市场要大得多的国际市场。古代的大国很容易错误地认为，其国内市场已经足够大，因此不需要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明清之际的中国皇帝，在著名的郑和下西洋之后，关闭了海上贸易，酿成大错。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贸易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交换商品的利益，更重要的是，贸易也能够交换思想，从长远来看，这才是创新之路上至关重要的条件之一。

纵观历史，那些实施自给自足政策的经济体，几乎都不可避免地落入技术落后和经济停滞的陷阱。幸运的是，当前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如今的全球贸易壁垒要比以往任何时期都低得多，全球化很可能会持续下去。

2. 保护竞争的反托拉斯政策

实际上，一定程度的合并对创新是有好处的，因为合并将使企业实现规模经济，这是创新的关键。然而，垄断或接近垄断却会降低竞争和阻挡创新。因此，能够促进创新的最佳产业结构，就是有几家大型企业相互之间激烈竞争。可是对于许多行业来说，只有依托大国才能具备庞大的市场规模，才有条件确保多家大型企业同时生存并获得发展。

竞争有利于创新。政府有时会利用这一观点来阻止那些会导致垄断的合并。然而，反托拉斯政策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必要了，因为今天的大多数行业，技术的创新和颠覆都是如此频繁和快速，这就使得任何一家公司都越来越难以在很长的时间内垄断市场。过去几十年来，全球《财富》100强企业的流失率一直在加速。此外，当前的竞争具有全球性，所以一个国家内部的反托拉斯政策往往没那么必要。

3. 投资于基础研究

这一策略可以发挥作用，却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尽管美国在基础研究方面投入的资金不多，但是到了20世纪初，借助于规模优势，美国在商业创新方面，尤其是在汽车和电子产品领域大幅度领先于其他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美国的一流大学也将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大学，使其有能力聘请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不久之后，美国的大学也将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在某种程度上，目前在中国，拥有大量资金的中国顶尖大学也正在做同样的事情。

4. 投资于军事技术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在技术创新方面的领先，部分得益于其无可匹敌的军费开支。例如，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最初都是由政府资助研究的。在我看来，虽然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仰仗军事项目，但也有军事项目减缓民用技术创新的例子。比如，如果没有原子弹，核能可能会在今天得到更广泛的应用。最终，政府投入在军事研究上的支出是与人口规模成正比的，只有大国的政府才能负担得起庞大的军事研究预算。

5. 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

良好的通信、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和创新的基础。大多数政府都明白这一点，问题是政府在财政上能否负担得起。储蓄率高的年轻国家，可以有更多资金用于基础设施投资。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有基础设施建设的有利条件，因为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各种基础设施的利用率和效率都比较高。

6. 良好的金融市场和充足的风险资本

对于刚刚创立的高新技术企业来说，金融市场和风险投资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政府并不需要做太多，因为风险资本市场是全球性的。只要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投资者就会进来投资；如果有必要，他们会想办法绕过政策障碍。15年前，中国不允许外资投资于互联网公司，中国的股票市场对于互联网公司也不开放。然而，在庞大市场机会的强烈诱惑下，美国风险投资家发明了“VIE”结构。在一个典型的“VIE”模式中，风险资本家利用咨询协议，可以间接地投资于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不久之后，中国互联网领域就到处充斥着美国的风险投资资金。这就是大多数成功的中国互联网公司由美国风险资本支持并且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原因。

创新和教育

教育投资能够促进创新吗？如果从数据中观察，那么可以看到，创新与教育呈现正相关关系。然而，教育与创新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不一定，因为因果关系可能是倒过来的。比如，如果一个国家是创新的，它就会更加富有，能够大幅增加在教育领域的投资以提高教育水平。事实上，近年来，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大大提高了它们的大学入学率。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的大学入学率已经超过了30%，与发达国家相比，这种水平也并不会低多少。然而，在创新方面，这些国家仍然远远落后于高收入国家。高等教育的水平似乎是创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仅拥有较高的大学入学率是不够的，因为高等教育的质量同样重要。如果用GRE成绩来衡量大学生的质量，就可以发现东亚学生的数学成绩很高。就语言成绩来说，亚洲学生和欧洲学生的分数大致相同，而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学生则得分很低（见图2-17）。

总的来说，GRE成绩所反映的教育质量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例外的是印度和中国。如果从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和质量来看，中国应该是一个高收入国家，而印度应该是一个中高收入国家。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分析中国和印度两国的经济与创新能力。

提高高校的入学率很容易，但提高大学教育的质量则很难。此外，人类还没有找到能够教授创造力的方法。创造力是一项非常复杂的能力。直到目前为止，没有机构能够准确地测量或测试创造力，更不用说试图教授它了。一个国家将高校入学率提高到一定水平之后，进一步投资教育的回报率将会变低。我认为，与其增加对教育的普遍投入，不如提高学习效率，让有天赋的学生更早地毕业并开始工作，这才是促进创新的更佳方案。如果有天赋的人可以更早地开始职业生涯，他们将有更多时间做创造性的工作，从而有更长时间用于创业。对于有天赋的年轻女性来说，提前毕业会让她们有更多的时间来生育子女，同时还能做到事业有成。在互联网时代，加快学习的过程是可能的。我稍后会在书中再次讨论快速学习的主题。除了让有天赋的学生提前完成学业和尽早创业以外，加大教育投入并不会对提高年轻毕业生的创造力有很大的帮助。

相反，一个欠佳的教育系统似乎也并不会对创造力形成太大的损害。某些亚洲国家拥有一个低效的高中教育应试体系，让学生用一两年的时间大量记忆，以准备大学入学考试。然而，这似乎并没有削弱它们的创新能力。

有人会说，创新者都是百里挑一的精英，企业家、工程师和科学家所占比例不超过人口的5%。因此，一个国家可以集中资源，为这些精英提供最好的教育。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其逻辑依赖于一个假设前提，即你知道哪些5%的人将会成为研究人员和企业家。然而在现实中，没人知道哪些5%将会是下一个史蒂夫·乔布斯（苹果公司的创始人）或马云（阿里巴巴的创始人），这两个人都不是最好的学生。最好的创新者和企业家基本上是随机的。这并不像挑选篮球少年那样，可以用身高这种单一指标来判断其成为篮球巨星的潜力。对于未来的创新者和企业家，更像是选择能够成为顶级足球运动员的孩子，因为很难预测到底谁会成为一名优秀的足球运动员，所以必须扩大青少年参与训练的范围，然后确保好的足球运动员能从基层中脱颖而出。

中国政府在篮球建设方面相对成功，因为政府可以集中资源全力训练那些少数被选拔出来的身材高大的孩子。然而，自上而下的方法并不适合足球。所以，基于同样的道理，为了培养创新和创业精神，国家必须向许多人提供高质量的基础教育，然后才能看到更多的史蒂夫·乔布斯和马云从庞大人群中脱颖而出。

最有天赋的企业家和科学家不需要太多的额外培训或投资。只要确保开放和公平的竞争环境，他们就会出现。这就好像上帝向任何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发了一张天才的彩票。一个国家人才储备规模的大小，与有多少人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相关，而这最终将与该国总人口规模的大小成正比。

日本的案例很好地说明了人口质量与数量的关系。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的人口不仅年轻，而且数量也在不断增长。虽然大部分年轻人来自贫困家庭，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是成了杰出的企业家和科学家。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随着年轻人口的减少，尽管日本的教育支出增加了，但其创造力和创业精神下降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许多日本毕业生到美国顶级的大学读书。然而，近年来，来自中国、印度以及韩国的毕业生数量都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日本。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过去的10年中，日本的研究生到美国大学中读书的人数下降了27%，而来自韩国、印度和中国的学生，已经增加了一倍多。学生质量下降的原因，很可能是阻挡效应另一个版本的表现形式。当一个国家变老了，年轻人的晋升前景暗淡，辛勤工作回报降低，因此他们的进取心也下降了。

由于日本陷入生育率低下、劳动力萎缩和人口老龄化的陷阱，年轻人的素质和数量都受到了影响。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并不能弥补人口数量的损失。更多的资金应该用来鼓励生育，从而增加未来年轻人的数量。

在本章中，我们发现，推动创新的基本因素是人口。三个最重要的人口因素，是人口的规模、年龄结构和地理分布。用一家公司来做比喻，这个结论并不奇怪，因为一家公司的竞争力最终也取决于它的人力资源的规模和质量。其他因素，如战略和执行力也很重要，但战略还是要由员工创建与执行。同样地，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创新的最终决定因素是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