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人口与经济

第二章讨论了人口因素对创新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人口对经济的影响还涉及其他许多方面，包括就业和养老等。

低生育率与养老

人们在讨论低生育率时，人口老龄化对养老的影响是最常提到的内容。假设每个劳动者的产出保持不变，那么老年人和儿童的数量相对于劳动者数量的增加，将导致人均产出的减少和经济增长的降低。

在传统社会里，当父母年迈时，孩子就要赡养父母。在现代社会中，私人储蓄和公共养老金是供养老年人的主要来源。发达国家财政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被用于支付养老金和医疗福利等的养老保障。这些用于养老的公共开支，其实是通过向目前正在工作的年轻一代征税来筹集的。因此，在老龄化社会中，随着政府养老支出的增加，税收负担和财政赤字也将会随之上升。图3-1显示了老龄化和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正如预期的那样，一个国家的抚养比越高，其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就越高。

为了应付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政府可以有多种选择：

（1）提高税收；

（2）增加赤字；

（3）减少老年人的福利；

（4）延长退休年龄。

提高税收将会降低经济的活力，尤其是年轻人的活力。增加赤字只是拖延问题，因为赤字最终需要由更高的税收偿还。在一个老龄化社会中，减少老年人的福利通常是政治上的“自杀”，因为老年选民拥有强大的政治权力。

延长退休年龄是减轻养老负担的常用办法。未来在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退休年龄将从目前的水平显著提高。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的人均寿命从60岁提高到了75岁；目前的50～60岁的退休年龄水平显然不可持续。在日本，退休年龄已经从55岁提高到了65岁，但由于预期寿命（目前为80岁）持续提高，这一退休年龄也还是不够的。日本政府几乎已经负担不起沉重的养老费用，其债务水平是所有富裕国家中最高的，达到了GDP的240%。在不久的将来，日本很可能将退休年龄提高到70岁。

许多人认为，由于平均寿命超过80岁，如今的老年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健康，工作到70岁并不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养老保障的财政缺口可以主要通过提高退休年龄来解决。然而，如果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停留在劳动力市场上，也会带来一个副作用，即当政治权力和社会资源越来越倾向于年迈的员工时，整个社会都会变得更加保守。因此，创新和创业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这种劳动力老龄化的负面影响，是导致日本经济出现“失落的几十年”的主要原因。这一点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解释过。我将在第六章中再次详细地研究这个主题。

低生育率和人口红利/赤字

低生育率可以产生人口红利，但只能是在短期内产生。人口红利通常由抚养比来衡量。抚养比是指，在一个社会的人口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小于15岁的儿童以及64岁以上的老人）所对应的劳动年龄（大于15岁且小于64岁）人口的数量。抚养比越低，每个劳动者所需负担的儿童和老年人数量就越少，因此人均收入就越高，从而导致所谓的人口红利。

中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中国的生育率和抚养比在过去30年中产生了剧烈的变化。1985～2015年，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儿童数目迅速减少，抚养比由44%下降至37%。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经济享受到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但这只是一个短期效应，因为今天更少数量的孩子，意味着20～30年后更少数量的劳动者。2011年，中国劳动者的数量达到高峰。之后，中国的人口红利和抚养比将会迅速逆转。2015～2040年，中国的抚养比将从37%上升到60%。抚养比的上升，特别是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将会给养老金和医疗支出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而这又必然会导致更高的税收或更高的退休年龄。这样会耗费政府的大量资金，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高生育率能降低人均资产水平吗

另一个经常提到的问题是人均资产/资本水平。人均资产/资本水平低会降低生产率和人均收入。在短期内，许多因素都会降低人均资产/资本水平，比如移民和高生育率。这里的资产是指房地产、设备，以及诸如道路和机场之类的基础设施。最近，有一位来自印度的朋友在访问中国时评论说，虽然中国沿海地区的人口密度与印度类似，但中国的公共场所如机场、火车站、百货商店等，远不如印度拥挤。这是因为，尽管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由于在过去20年中保持了很高的投资水平，中国现在的人均资产水平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如果有客人在20年前来过中国，他会觉得以前与现在很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人均资产水平很低。在那个时代，中国的机场和火车站与印度的一样拥挤。

在假日期间，中国的很多旅游景点，例如长城，都非常拥挤。有些人认为这是由于中国众多的人口。然而，真正的原因是众多游客在公共假期同时涌入了这些景点。对于大多数中国的劳动者来说，带薪假期都集中在春节期间和其他的法定公共假日。因此，旅游景点在这些时间段内接待了一年中的绝大部分游客，但游客在一年中的其他时间里则少得多。对于旅游景点来说，增加设施不会有很好的回报，因为这些设施在大部分时间里供过于求。

人们往往用中国长城上的游客摩肩接踵来说明人口众多对旅游业的负面影响。但在现实中，人口众多实际上对旅游业发展有好处，因为从长远来看，更高的需求将导致更多的投资，从而可以建立更多和更好的景点。从历史上看，中国之所以能建成如紫禁城和长城这样宏伟的项目，正是由于其庞大的人口规模。今天，随着旅游需求的增加，不断有新的长城段被开发为旅游景点。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人口与人均资产/资本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是短期的。从长远来看，更多的资产最终将由更多的人才能创造出来。人均资产/资本水平与人口规模无关，但与储蓄/投资率相关。对移民的普遍批评是，他们使道路更加拥挤了。然而，正是由于大量的移民，才能够产生足够的通勤需求，从而可以修建更多的道路和地铁。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往往拥有最高效的公共交通系统。

我最近访问了夏威夷的大岛（the Big Island）。由于人口稀少，这个岛的主要道路是一条环绕海岸的四车道公路。一般居民需要开车45分钟去上班。我曾经问酒店的一个工人，为什么不把住处安置在离旅馆近一些的地方。她说整个岛上只有一所中学，但酒店非常分散。几年前，政府曾经考虑过建设一条高速公路，但由于人口密度太低，没法这么做。在中国的海南岛，情况则完全不同。和夏威夷非常相似，海南岛也是一个大受欢迎的热带海滩度假胜地。虽然面积只比夏威夷大一倍，但海南岛的人口是夏威夷的五倍，游客接待量（主要来自中国）是夏威夷的六倍。由于居民数量多以及游客密度高，海南岛有资金建设一个高速公路网络，而且一条环岛的高速铁路已经建成通车。

总之，从长远来看，人均资产/资本水平与人口数量无关，因为资产来源于储蓄和投资。从长期来看，储蓄率和生产率决定了人均资产水平。通常情况下，类似中国这样的高增长国家的储蓄率很高，最终中国的人均资产水平将会接近高收入国家。

这里讨论的资产，并不是指自然资源。显然，更多的人口将降低人均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水平。从理论上讲，这可能导致生产力下降。我将在下一章中讨论自然资源的话题。当前，关于人口增长（如大量的移民）的一种普遍的说法是，更多的人口将会挤占公共资源，如道路、医院等。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公共资源不是自然资源。从长远来看，公共资源是由人们的储蓄/投资而产生的。

低生育率能减少失业吗

更多的人口将会导致失业，这种谬论是基于工作数量是固定不变的错误假设。这个假设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可能成立，因为有些工作需要资本投资。例如，服务员就业需要有餐馆，而餐馆是不能在一夜之间建成的。所以乍一看，要是人口变多了，而餐馆数量和服务员岗位还是只有原来的规模，那么失业人口似乎会有所增加。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需要到餐馆就餐，更多的餐馆将会迅速建成。这样一来，不仅会提供更多服务员的工作岗位，而且还会提供更多的建筑业就业机会，最后让更多人而不是更少人能够找到工作。

除非存在严格的监管，否则，就业市场是非常灵活的，它可以让工资的水平迅速调整。如果有更多的人希望到餐馆工作，那么服务员的工资就会下降，餐馆将会雇用更多的员工。此外，在全球市场上，一个部门的低工资问题往往可以在国际市场上找到解决的出路。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大量剩余的农民工。如此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并没有造成大规模的失业，反而使得劳动者的工资保持低水平，为中国成为制造业出口大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之，当更多的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时，虽然创造了更多的劳动力供应，但也创造了更多的需求，因此会出现更多的就业机会。如果一个经济体向国际贸易开放，并且拥有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更多的人口并不会导致更高的失业率。事实上，许多低生育率的国家，如俄罗斯和西班牙，失业率却很高，如图3-2所示。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高失业率是由于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和工资结构不合理造成的，而不是由于人口过剩造成的。例如，通常导致高失业率发生的原因在于最低工资太高，失业福利过于优厚，或者由于劳动法的僵化规定使得公司很难解雇工人，从而不愿意雇用正式员工。

移民对失业率的影响，类似于高生育率对失业率的影响。没有证据表明移民会导致失业率增加。相反，通常移民比本土人士更有创业精神，因此有很多移民居住的城市和地区，通常更富有活力，失业率也低。最近，欧洲和美国的公众舆论已经转向反移民，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也希望减少移民人数。移民问题关系到复杂的人口政策，这一政策会影响收入分配和不平等，移民政策也会影响创新能力。我会在第五章中详细研究移民政策。

机器人、失业与创新

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进步，许多人担心人类的机会将被机器人抢走。从历史上看，自动化和技术进步已经导致很多旧行业被新行业所取代，不过从就业的角度来看，以往许多从事农业和制造业的就业机会被转移到了服务业。但相关专家认为这一次的改变将与以往不同，因为即使像司机之类的服务岗位也有可能会被机器人取代，更有甚者，哪怕是律师、医生之类的专业工作也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由于高度自动化而引起的失业，其实并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这可以被视为一件好事，因为只需要少量高技能创新工作者每周上3天班，就可以确保在其余人口不工作的情况下，依然维持原先社会在商品和服务方面的供给水平。这种失业更大程度上还是社会问题，因为大多数人会感到自己似乎是多余的，同时这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大多数选民将不再是纳税人。我们应该把这种问题称为“休闲过剩”，而不是失业。况且，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在短期内，服务行业将会产生很多工作机会；从长远来看，即使大部分日常工作可以被人工智能取代，未来仍会有许多与创新有关的工作机会属于人类。

首先，当前机器人技术水平还远远达不到完全代替人类从事服务行业的程度。电脑可以在棋类项目上击败人类，但机械手仍远远不及人类的双手灵巧。我估计，机器人要胜任简单的房屋清洁工作或航空乘务员的工作，至少需要30年的时间，甚至因为涉及法律问题的缘故，无人驾驶汽车的普及也将至少需要10年的时间。所以，在不远的将来，服务业的工作机会将继续快速增长，足以抵消制造业就业机会的减少。

其次，即使电脑能够帮助专业人员（例如记者、股票分析师，甚至律师和医生）做一些分析工作，但电脑的主要作用是让专业人员变得更有效率，而不是直接取代专业人员。很难想象，一个机器人律师能够出庭为被告进行慷慨激昂的辩护，因为仍然需要一位有血有肉的律师，在法庭上针对人类组成的陪审团进行道德和价值观上的说服。在此过程中，人工智能所能做的只是帮助完成案例分析。

最后，与创新有关的工作可能一直主要由人类完成。一方面，如果允许电脑进行创新，可能带来人类无法掌控的危险后果；另一方面，创新往往涉及审美和口味的判断。例如，如果任务是评估一段音乐、一部电影或者一道新菜，人类可能永远都要比机器人更了解自己的需求。

总之，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更多的服务岗位。从更长远来看，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将与创新有关。有人说，创新只需要少数天才而非大量人口就能实现，但这种观点显然与历史趋势相悖。人类在创新方面正在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本和人力资源，而且人口越是密集的城市与地区，其创新力越旺盛，这种趋势现在并没有放缓的迹象。将来会有更多人具备参与某种形式创新活动的能力和意愿，其中既包括高技能工作（例如人工智能编程），也包括低技能工作（例如游戏测试和电影评论）。未来更多人会具备这种能力，这部分要归功于电脑帮助他们提升分析能力。未来更多人会具备这种意愿，这是因为参与创新将带来乐趣和满足感。即使像电影评论这种看似轻松愉快的工作，本质上也是某种形式的创造性活动。

从长远来看，创新不光是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更是对于未知事物的探索。人类对更多食物和住房的需求很容易饱和，然而人类总是有兴趣探索新的器具、新的故事或者新的游戏，还包括进行探索本身。如果人类不再有探索的欲望，那么人类文明将开始衰落。这个问题要比“休闲过剩”（失业）严重得多。

经济科幻小说的比喻

我们将借用科幻小说来说明，即使有了机器人，只要年轻人比老年人拥有更高的生产力和创造力，那么更多的年轻人将显著提高人们的整体生活水平。

2100年，机器人将接管几乎所有的工作，甚至是照顾老人的工作。人类的平均寿命将会超过100岁。一切都很便宜，唯一的奢侈品是长途旅行，包括太空旅行。

让我们建立一个简单的经济模型。假设一个人每天的物质消耗和服务需求平均需要一个机器人（单位），每个老年人需要另加一个机器人，以满足他的医疗需求。年轻人的主要工作是管理机器人，包括开发、生产以及保养。让我们假设每个劳动者都能管理10个机器人。除了提供日常物品和服务，机器人还可以提供长途旅行服务，如驾驶飞机和太空船，以及管理太空旅馆等。

让我们比较两个假设的国家：一个是绿色国家，另一个是白色国家。白色国家有10亿个老年人，但由于生育率低，它只有5亿个年轻人和5亿个孩子，总人口为20亿。它需要30亿个机器人提供日常物品和服务。这些机器人需要3亿个年轻人来管理。其余2亿个劳动者管理正在旅游业工作的20亿个机器人，为居民提供旅游服务。20亿人口对应20亿个旅游业机器人，平均而言，白色国家中每个人消耗价值为一个机器人单位的旅行服务。

而在绿色国家中，有与白色国家相同数量的老人（10亿）。然而，绿色国家的生育率更高，有10亿个年轻人和10亿个孩子，总人口为30亿。其公民的日常消费需要40亿个机器人，需要4亿名劳动者管理。如此，其他的6亿名劳动者就可以在旅游行业中管理60亿个机器人。30亿人口对应60亿个旅游业机器人，平均而言，绿色国家中的每个人可以有2个机器人为其提供长途旅行服务。而在白色国家中，就只能有1个机器人来从事此项工作。因此，绿色国家可用于旅游的人均消费是白色国家的两倍，而从旅游业的整体市场规模来看，绿色国家是白色国家的三倍。

上述模型表明，只要老年人需要年轻的劳动者提供额外服务，那么老龄化的国家将会降低在其他商品和服务方面（比如长途旅行）的人均消费水平，从而降低生活水平。

此外，白色国家中的死亡人数将超过出生人数，从而对机器人的需求也将逐年萎缩。绝大部分对机器人的新增需求将来自绿色国家。绿色国家中也将会有更多的劳动者致力于机器人的研究和开发，因此将会比白色国家具有更高的创新与创业水平。由于具有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活力，绿色国家将会吸引白色国家的青年移居到该国。这将导致白色国家失去相当一部分本就已经在国内占比很小的年轻人口，形成恶性循环。

让我们展开想象，再接着假设。白色国家和绿色国家是两个生活在不同星球上的不同国家，拥有不同的文明。在这个宇宙中，文明的发达程度由这一文明能够延伸得多远来体现。绿色文明比白色文明多投入两倍的资源，因此它有更好的太空旅行技术。如果两个文明发生冲突，绿色文明首先会侦测到白色文明，而白色文明可能被消灭。

老龄化对不同行业的影响

娱乐旅游业

娱乐业和旅游业是朝阳产业，因为它涉及人类的精神需求。人在物质方面的消费，比如食物、衣服和住房，会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饱和，但精神方面的消费仅受限于时间。随着人们变得越来越富裕，越来越多的时间将会被用于娱乐消费和旅游活动上。此外，老年人将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来从事这些活动。因此，即使人口已经老龄化，旅游业和娱乐业也将在整体经济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

旅游业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娱乐业，因为把一个人从一个地方运送到另一个地方受制于物理规律，所以旅游产品相对来说更昂贵。与此相反，数字娱乐产品可以变得非常便宜，因为数字产品几乎可以零成本复制，所以虽然数字娱乐会越来越多地占据人们的闲暇时间，但其总规模将增长缓慢。无论处于哪个年龄阶段，人们都将会有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消费于娱乐与旅游业上。

健康产业

在一个老龄化的社会中，医疗保健行业也将成为一个快速增长的行业，因为老年人的寿命更长，也将会花费更多金钱来进一步延长他们的寿命。基因技术的最新进步，使得医疗保健成为最具活力的创新产业之一。美国的医疗保健行业在发达国家中是受到监管最少的和最昂贵的，同时也是最具活力和最具创新的。美国医疗保健行业已占到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0%，而且这一比例仍在增长。

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很大一部分医疗支出来自政府预算和公共养老金。一旦国家开始老化，持续提升的医疗福利费用，就将会给政府预算带来沉重的负担，而这一切只能依靠课以重税或延迟退休来缓解。

金融业

金融业的本质，是劳动产出跨时间交易。孩子从父母和社会那里借来财富，当他们成人以后，就以税收的形式偿还。政府从就业人群那里收税，为老年人提供医疗方面的最低保障。在一个老龄化社会中，养老是昂贵的，政府可能会不得不降低养老金福利。因此，大多数人越来越多地需要依靠私人储蓄或者投资进行养老，从而导致老龄化社会的金融业更加繁荣。

如图3-3所示，在职业生涯的早期，人们通常会有贷款，也即负储蓄，因为他们需要借钱购买他们的第一套房子和抚养孩子。人们通常在中年的时候开始为退休而储蓄。人们的储蓄高峰的年龄一般会在40～60岁。

中国的迅速崛起和其独特的人口结构，对全球资本市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在中国的出生人口数量线中有一个凸起，即所谓的中国“婴儿潮”，出现于1962～1991年（见图3-4）。在这些年份出生的人口，比接下来的20世纪90年代各年份多出40%。由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这些年份出生的人口明显下降了。1962～1991年，中国平均每年出生2200万人口。相比之下，1991～2015年，平均出生人口数量下降到每年只有1600万人。这种人口出生数量的变化，无论在绝对值还是在相对值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关于独生子女政策对出生于中国婴儿潮时期庞大人口产生的经济影响，许多经济学家并没有充分认识到。

中国婴儿潮和美国婴儿潮的比较

1991年以后，独生子女政策得到了严格执行。出生于中国婴儿潮时期的人们，通常只有一两个孩子，因此抚养孩子的负担就没有那么沉重。此外，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些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因此，他们的储蓄率仍然可以保持很高。这也能部分解释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不同寻常的高储蓄率。让我们做一些简单的计算。通常情况下，一个人的储蓄率在50岁左右达到最高。对于出生于1961～1991年的婴儿潮一代来说，储蓄高峰应该出现在2012～2041年。如图3-5所示，家庭储蓄率从2002年的30%增加到了2012年的40%，这是相当高的。如果不把人口因素考虑进来的话，那么如此高的储蓄率非常令人迷惑。中国的高储蓄率将会持续到2041年，这将给国际资本市场带来充足的资本。因此，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将会拥有非常充足的流动性，因为中国需要为其巨量的储蓄寻找出口。中国婴儿潮一代需要在国际上进行投资，这意味着他们将来需要依靠其他国家的孩子为其养老。这依然是因为他们基本都只有一两个孩子，中国经济在2040年以后受累于老龄化，届时产生的收入不足以支撑婴儿潮一代的养老需求。这就是为什么在未来的几年里，中国将会不可避免地输出大量资本到世界各地，而这将推升资本价格、降低利率。近些年来，美国向中国出售了1.2万亿美元的国债。宏观经济学理论认为，巨量的资本外流必然伴随巨大的贸易顺差。基于中国独特的人口结构这一视角，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可以得到部分解释。

房地产行业

房地产行业也会受到人口的严重影响。虽然所有年龄段的人都有住房需求，但人们通常在30～45岁购买住房。大多数国家的人们在30岁左右的时候购买他们的第一套住房，当他们有了孩子之后会置换一套更大的房子。到了45岁的时候，当他们家最大的孩子上了大学以后，他们通常就不再买更大的房子了。事实上，当孩子都离开家以后，他们会再换回一套较小的住房。有钱的老年人可能会买一个度假屋，但一般在45岁以后，人们的住房需求会萎缩。图3-6给出了美国各年龄段住房支出与非住房支出情况。

美国的婴儿潮一代出生于1945～1964年。假定他们在30～45岁购买住房，我们就会得出如下结论：2001～2005年，房地产市场将有一个繁荣期，而从2006年或者2009年则开始萎缩。现在再来看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期间的房地产市场泡沫和衰退，或许可以从人口数据中得到预测。导致危机出现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华尔街在预测房地产市场的时候未能充分考虑到人口因素。

日本是一个只出现过短暂婴儿潮的发达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出生率迅速下降。由于人们房地产消费的高峰期是在45岁，我们可以推算，日本的住房需求将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高峰，这一时段与日本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的时机是一致的。

房屋往往有很长的寿命，因此对于新房屋的需求只能来自新增的住房需求。我们知道，日本的人口总量正在下降，所以其房屋的新增需求实际上为零或者为负。唯一的例外出现在东京，由于集聚效应，东京地区的房屋价格仍在上涨。而在其他所有城市中，住房需求的负增长将使得房地产的价格持续低迷。

现在，让我们再次运用人们一生中的购房需求模型，来预测一下中国在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们的住房需求曲线。中国大城市的住房需求将保持强劲的势头，一直持续到2025年。大城市由于具备充满活力的创新和创业机会，将继续吸引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们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一、二线城市（即排名前30位的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仍将保持强劲，整体住房需求将在2025年达到峰值，以后将会陷入停滞，因为届时大多数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将停止购买房屋。

制造业

大多数制造业，比如汽车、家具、服装、家电、钢铁、水泥等都与房地产业相关。因此，正如房地产行业一样，这些制造行业同样会受到人口的影响。当然，由于制造业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因此，并非每种制造行业所受的影响都是一样的。例如，飞机制造业实际上应该归类于旅游业，医疗设备制造业则属于健康产业的一部分。在一般情况下，对于大多数大型耐用消费品来说，按年龄的消费周期与房地产相似，即大多数人购买耐用消费品的年龄都在25～45岁阶段。因此，一个国家进入老龄化以后，对于耐用品的需求将会减少。

能源和大宗商品

对于能源和大宗商品来说，人们消费的高峰年龄段也是从25～45岁。作为能源和大宗商品的最大消费国，中国的需求在2010年前后达到峰值，因为此时是在婴儿潮时期（1962～1991年）出生的人们的需求达到消费高峰年龄的时段（见图3-7）。中国的钢铁和铁矿石需求高峰刚刚过去。

继中国之后，有类似需求规模的国家是印度。随着印度经济的腾飞，全球能源和大宗商品需求将会在2040～2070年达到高峰。2070年以后，随着全球人口增长进入停滞和老龄化的阶段，商品需求将会下降，商品的价格和在经济上的重要性也将会随之下降。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和财富将越来越依赖于创新。

人口与通货膨胀

对于许多行业来说，人们的需求高峰年龄都是在25～45岁。20多岁的年轻劳动者是重要的消费群体，然而他们的生产力和工资仍然很低。因此，一般来说，一个经济体一旦拥有数量庞大的20多岁的年轻人口，总需求旺盛与产能不足这两种情况会同时并存，从而导致通货膨胀。根据这一逻辑，其实可以准确地预测出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之所以出现高通货膨胀率，是因为当时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们正在进入劳动力市场（见图3-8）。

与之相反，当年轻人口由于低生育率而减少时，经济通常会处于缓慢增长和通货紧缩的状况之中。日本人口的老龄化迅速，年轻的劳动力不断减少，因此，日本的经济没有增长且通货膨胀率为负，即通货紧缩。年长的劳动者，往往以牺牲年轻劳动者的利益为代价，从通货紧缩中获益。

首先，在通货紧缩的经济中，老一代储蓄的购买力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提高。此外，在典型的日本公司里，名义工资很少会下降，因此，当货币的购买力增加以后，当前在职劳动者的有效工资将会上升。为了降低成本，公司不得不降低新员工的工资。这正是日本现在的情况，年轻劳动者深受经济停滞和通货紧缩的双重拖累。与30年前相比，当前的高薪全职工作职位要少得多，年轻人的收入和职业前景大不如他们的父辈，这是“阻挡效应”的另一种形式。由此，年轻人创新创业的活力大不如前。

人口和不平等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他的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Piketty,2014）中，描绘了一幅人们收入贫富差距不断增加的悲观图景。不平等似乎是世界经济中最具挑战性的问题。让我们先来澄清关于不平等的一些常见误解。

1. 更平等总是更好的

虽然对于平等的机会，人人都很向往，但由于人与人之间固有的能力和文化的差异，完全的收入平等不仅不可能，而且也不可取。在一个完全平等的世界里，人们将失去创新、冒险和努力工作的动力，这将降低人们的整体生活水平。计划经济时期的苏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强调工资和福利的绝对平等，却完全不考虑能力、生产力水平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要我们希望还有竞争和冒险的行为，就总会产生赢家或输家。因此，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是必要的。

2. 全球的贫富差距

近几十年来，人们渐渐地认为贫富差距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然而，如果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待贫富差距，人们将会发现，事实其实与之相反。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绝大部分时期里，全球贫富差距在不断加重；然而，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和印度比世界其他地区在致富的道路上走得更快，得益于两国的快速发展，对全球的贫富悬殊状况有所拉平。可是当观察一国内部的贫富悬殊状况时，我们又看到许多国家的贫富悬殊状况变得恶化。从出现贫富悬殊加剧情况的国家内部来看，很明显有一部分人在全球化中大大获益，而其他人则完全没有。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和富裕的亚洲国家中，衡量贫富悬殊的基尼系数基本保持稳定，但是在美国，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贫富悬殊的状况是在显著增强的。图3-9显示了全球基尼指数的不平等状况。

3. 长期贫富差距的趋势

随着通信和交通技术的不断提高，创新者获得了更大的市场来获取利润。总的历史发展趋势是，技术进步和全球化使得更多的财富集中到创新者和企业家手中，因而导致更多的贫富差距。

贫富差距的状况在原始社会中表现得最不明显。在财富总量相对较低的背景下，人与人之间可能出现的差距必定较小。在前工业化的世界里，由于地主变得富裕而其他人都还很穷，贫富差距开始拉大。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发达国家远比发展中国家要富裕得多，进一步拉大了贫富悬殊的程度。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仅对于成功所需要的高技能要求越来越高，并且成功后可以获得的回报也在不断增加。

在供给侧，人力资本和高技能工人也在增加。在某些时期，如果人力资本（即人均教育供给）的增长需求增长得更快，贫富差距就可以暂时降低，但当人力资本的供给达到饱和时，贫富差距将会再次加重。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全球的贫富差距一直在加剧。但近些年来，由于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全球的贫富差距实际上已经降低了。这简直是一个惊人的逆转，具有非凡的意义。然而，一旦中国在未来几年内人均年收入达到20000美元，作为一个高收入的国家，中国未来的增长将在世界上产生更严重的贫富悬殊。中国的崛起，部分得益于人力资本的大规模升级和大学毕业生人数的增加。

在美国，从1950～1980年，大学毕业生的供给大幅度增加，收入不平等减少了。但1980年以后，美国的大学毕业率停滞在50%，远低于其他许多发达国家。因此，美国的高技术劳动者和低技术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上升。

1980～2000年，为什么美国的大学毕业率停滞在50%？这是因为其大学入学率继续上升到近80%，但只有其中约60%的人可以毕业。低毕业率的原因之一，是低收入家庭只能获得低质量的中小学教育（这个话题较复杂，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因此，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问题是两极分化：一方面，美国拥有最具创新能力的人口；另一方面，它也拥有大量低技能的人口。随着技能回报在全球范围内的增长，美国的收入差距扩大了。

4. 移民和贫富差距

当一个人从贫穷国家迁移到富裕国家时，这几乎总是在减少全球的贫富差距（或者从移民的来源国和接收国相结合的角度来看）。因为当一个穷人移居到富裕国家并能赚取更多的钱时，其结果就是使世界的收入变得更加平等。

但是从移民接收国的角度来看，一个移民是高技能还是低技能劳动者就会决定其对不平等的影响。如果是低技能的劳动力，那么他将与当地的低技能劳动者竞争，并拉低他们的工资，从而加剧移民接收国的不平等。反之，如果是高技能劳动者，那么，他将与本土高技能劳动者展开竞争，这也会拉低他们的工资，从而降低接收国的不平等程度。这就是为什么一国政府总是喜欢高技能移民：因为政府关心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同时，大多数国家也都允许在国内自由迁徙，因为内部移民总是有利于减少国家内部的整体不平等。这是移民和不平等的逻辑关系。

生育率对不平等的影响与移民类似。如果高技能的夫妇能生育更多的孩子，那么这也将有助于减少不平等，因为高技能的夫妇往往可以养育高技能的孩子，从而增加高技能劳动者的供应，从而降低其工资水平，并拉低整体的不平等。相对应地，如果低技能的劳动者生育了更多的孩子，也会抬升不平等。整个人类历史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情况一直是富人养育更多可以存活到成年的小孩，这实际上成为一个不平等的减速器。直到20世纪60年代，欧美地区的富裕国家，例如英国和美国，由于高生育率和良好的健康状况，在世界人口中的增长率比其他国家更高。自此，西方国家的人口在世界总人口的占比中一直在增长。

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中开始出现一种新的人口趋势：主要是由于高技能劳动者在教育和工作上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导致他们生育的孩子数量比低技能劳动者更少，这降低了未来高技能劳动者相对于低技能劳动者的供给，导致下一代以后的劳动者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扩大。

5. 如何解决收入差距问题

总而言之，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的全面扩大，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和全球化造成的，对此，任何人都无能为力。此外，新的人口趋势也会部分加剧这种趋势，对此只能依靠人口政策来解决。所需的人口政策，基本上是一个聪明的移民政策，以鼓励更多的高技能移民；还有鼓励生育的政策，以促使高技能劳动者养育更多的孩子。我将会在第五章中讨论这些政策。

中国的不平等主要是城乡差异。城市中年轻人的人力资本和技能水平，远高于其在农村的同龄人。近几年来，由于大部分创新都发生在大城市里，这导致了二、三线城市及农村地区的相对落后，不仅中国的城乡差距不断扩大，而且小城市和大城市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最好的办法是让更多的人进入城市，并且鼓励在城市中的人们养育更多的孩子。然而，中国政府基于对环境和自然资源消耗增长的不必要的担忧，最近又对大城市的人口增长进行了限制。有关人口和资源之间的关系，将在下一章中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