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艾瑞克森学派的治疗取向(1)

艾瑞克森学派的治疗取向脱离了传统心理治疗的框架，以个别化多层次沟通突破人格理论的限制，并善用来访者的价值观来激发其内在的资源，进而达成治疗目标。

艾瑞克森学派的治疗方式可能是西方世界成长最迅速的心理治疗领域。在1980年12月和1983年12月的艾瑞克森学派催眠暨心理治疗国际会议，有来自超过二十个国家将近两千名专业人员参加；这两个会议都是针对催眠治疗议题所办过最大型的会议。这显示了催眠治疗最终已进入主流地位。

【脱离当代传统的艾瑞克森治疗取向】

心理学一直是致力于回答“为什么”问题的科学。但“如何是”的问题几乎付之阙如。对于将心理治疗回归为结果导向，米尔顿·艾瑞克森的努力无人能及。

让我们简短回顾一下医学史。美国的盲目爱国主义者向来将心理学视为独立于欧洲的本土发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样的态度受到了强化，当时的大多数欧洲心理学家纷纷转向美国，寻求心灵问题的解决之道。因为欧洲的教育体制对理论的重视远胜于实务，欧洲大陆随时都有来自美国的训练师，从事临床训练的工作。

然而，进一步观察，我们会发现美国的心理学和心理治疗是浸润在欧洲传统下的年轻学科。心理学由三个部分所构成——理论、实验和临床工作，但理论模型的建构和实验证据的研究向来主导着心理学领域。大部分的心理治疗者凭借着他们的临床经验，想找出问题的根本究竟是源自生物医学、个人内在心理，抑或人际关系，他们都在问：“为什么”的问题。

尽管美国实用主义者所根植的“如何是”已对科学界和实务界带来原创性的贡献，但“如何是”的态度在心理治疗室依然缺席（cf.Haley， 1982）。治疗师和来访者谈论着过去，以及“为什么”现在这个问题会存在；大多数的心理治疗都是考古学，希冀透过对心灵“被埋藏的宝藏”的挖掘来解释“偏差”是如何发生的，他们通常秉持着解析现状必然会导致改变的假设，但这个想法不周延之处，就如同认为分析结构的组成方式就会造成功能上的改变。

尽管如此，很多心理治疗师长期以来只着重于现象面的理解、描述和理论化，促发改变通常摆在次要的地位。建立理论和进行实证研究被公认为是“高层次”的学术活动。心理治疗专业人员往往只关心治疗方法对来访者的疗效，要是能发展出一套程式化的治疗步骤便感到满意，并把这步骤一视同仁地套用在不同来访者身上，没有考虑到每位来访者在思想、感觉和行为上的个别差异。

【运用不同的沟通媒介】

与此相反，文学、诗歌、绘画、戏剧和音乐这些艺术已经发展出许多具影响力的表现形式。最有效率的艺术家，是最能善用其独特媒介来强力催化情绪和渲染观点的人。治疗师应当能从这个例子中获益不少。

但或许这个例子对他们的工作而言不够贴切，尚不足以触发他们的思考。事实上，理论受到广泛重视，或许是由于在艾瑞克森之前从来没有这样的一种模式，能够在治疗上运用所有传递信息的沟通媒介——文字、声音、语调、身体姿势等，为不同个体量身订制一套产生改变的方针。

艾瑞克森不仅创立了第一套这样的模式，他也是一位超凡不群的人。他的沟通相当精确，治疗过程中的每个字、每个动作都值得加以分析；他很少虚耗精力，每一则沟通信息都是为了达到治疗效果的精心筹划。

当大部分的治疗师学着如何当一位倾听者，艾瑞克森训练自己成为一位沟通者。如果他改变话题或移动他的手，他都清楚意识到可能的后果，并准备去面对来访者的反应。

艾瑞克森对改变而不是理论感兴趣，他认为明确的人格理论是限制治疗师的一种阻碍，它只着眼于狭隘的问题和规则，而不能释放他们去觉察和运用个别与人际间的差异。他说过他不理解为什么心理学家要去建立广泛的人格理论，每一种人格都是不同的。当治疗师使用某种理论进行治疗时，他会去留意支持该理论的证据：我们只听到我们想听的。他举过一个列出一长串单字的例子：saddle（马鞍），stable（马棚），hay（干草），house（房子），bridle（缰绳），他指出我们会倾向于将house读成horse，他知道我们有功能固着（functional fixedness）的倾向，应该努力去克服会让我们产生和维持限制的因素。

为了帮助他的来访者达成这个目的，他变成了个别化多层次沟通（individualized multilevel communication）的大师。我们知道心理治疗是让惯用的不良适应模式产生关键性的改变（Zeig，1982， p.258），改变可能发生在症状、人格、社会系统或是这些因素的任何组合。策略性的改变会引起系统性的反馈，例如，如果症状有所修正，人格和社会系统将会有进一步的改变（cf.C.Lankton， 1985）；反过来说，当治疗师改变人格和社会系统，症状也会随之改变。无论支点是在症状、人格或系统，引起改变的杠杆始终是个别化多层次沟通。

而艾瑞克森运用它的方式是绝无仅有的。

【多层次沟通】

艾瑞克森学派主要的治疗工具是心理层次的（间接的）沟通（cf.Lankton， Lankton ＆ Brown， 1981； Lankton ＆ Lankton， 1983）。海利（1982， p.7）提到艾瑞克森最伟大的技巧之一，便是他能够间接地影响人。他就像一名钟表匠，将钟整个翻转过来，由背后进行细腻的修补工作，让钟能再次正常运转，他通常不会摇晃时钟来让它继续走（Zeig in Van Dyck， 1982， p.40）。

艾瑞克森在开创间接沟通技巧时，提到沟通存在于多元层次，包含言语内容、非言语行为和涉及两者的种种暗示。事实上，间接沟通就是暗示，而非外显的内容；间接就是反应的发生不需要对受试者有全然意识的历程（Zeig，1985a）。艾瑞克森对于多层次沟通的运用相当纯熟，他能够在全然不知观众背景的情况之下，和一位示范的受试者进行私人、切身的交谈（Haley， 1982）。

一些专家主张只有少部分的沟通反应是来自言自语内容，大部分的反应来自下意识对于暗示的觉察。针对沟通的研究指出：沟通最重要的因素是一个人所知觉到的信息效果，而非圆滑的技巧或是信息本身的含义（Haley，1982）。结果远胜于结构。

艾瑞克森了解这一切。他结合上述这些知识，运用来访者自身的价值体系，同时引导来访者获得内在资源的连结，促发来访者在真实情境中的改变，直到有足够的内在资源连结让来访者自发地产生改变，这一切都归功于他们自己的努力（Zeig，1980a，p.11）。从治疗一开始，他就坚信来访者是个完整的个体，有足够的资源达成治疗目标。艾瑞克森和那些受他影响的治疗师，他们的治疗工作就是帮助来访者运用先前不自觉的改变潜能。

以这样的方式，他展现完全不同于以往治疗师的作为，他在各个方面都颠覆传统。

传统上，治疗的基础是分析和理解。根据某学派的理论取向，治疗师会回溯到来访者的过去，找出来访者现状的“真正意义”，通常这涉及面质和分析来访者的软弱和缺点。因为我曾接受过下列治疗取向的训练而获益良多，我可以提供一些被简化了的、带点玩笑性质的例子。例如，如果一位来访者进入治疗室时说：“今天天气真好。”心理分析师可能会说：“你刚才对我说话的方式好像我们很熟，我想你是不是把我当成你过去认识的人。”然后这位治疗师将会在关系的移情部分工作（这是分析师的致命伤，不幸的是，生活本身经常会扭曲移情的样貌）。

如果是一位沟通分析取向的治疗师来响应刚刚的对话，他可能会说：“啊，我记得这句话的关联性；它是你过去脚本的开端，会将你带进竞争的僵局和恶劣情绪的漩涡，那将加强你失败者的悲剧生命脚本，所以有话直说。”

一位完形治疗师可能会对这个情境有不同的回应：“啊哈，这里就是你的未竟之事。把那天放在这张空椅子上，对‘那天’说话，然后再把自己当成‘那天’，对你自己说话。”

以上三例心理治疗的精要之处都是解析。来访者的表述经常是多层次的，无法意识到自己真正传递的信息；而治疗师明显的任务，就是去帮助来访者理解过去的脉络或是现在的肌理。

但是我们不去推断种子的本质，也能欣闻花朵的馨香（Zeig， 1985a， p.318）。艾瑞克森学派的治疗取向主张如果来访者具有一语多关的表述才智，则心理治疗师也要具有同样的才智，使用一语多关的话语来达到治疗效果（Zeig， 1980a， xxviii）。

使用治疗性的多层次沟通并不是一种新的概念，伯尼（Eric Berne）（1966， p.227）主张每次沟通都包括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同样地，贝特森和卢斯奇（Bateson ＆ Ruesch， 1951，pp.179-181）提到每次沟通都同时具有报告和命令的含义；瓦拉维可（Watzlawick，1985）指出每次沟通既是指示，也是命令。众所周知，沟通提供的不仅是信息，沟通也同时告诉听者去“做某事”，但是艾瑞克森善用这样的知识，他的治疗取向运用了沟通的命令面，因为这个层面具有疗效。因此，治疗不再奠基于理解之上，效果才是治疗的一切。

对运用影响心理层次沟通方式的治疗师而言，治疗沟通可以是模糊、不直接、隐喻和缺乏逻辑的，它包含似乎毫不相干的作业。这样的沟通不需要具体、合乎逻辑和切中要点，因为艾瑞克森知道这些都将带来毫无必要的限制。

从一个方面来看，艾瑞克森的治疗取向是一种谦恭有礼的治疗（Haley ＆ Weakland，1985）。[1]如果来访者用多层次的方式交谈，这时去打断他的谈话，指出他一直用隐晦不明的方式说话，并加以分析让他理解，这种做法不仅可能毫无效益，还会直接冒犯当事人。

例如，如果一个来访者因为身心症的问题求诊，治疗师怀疑他真正的问题可能是得了抑郁症，他面质来访者说：“你其实并没有任何生理上的问题，你真正的问题是抑郁症，我会治疗你这个问题。”但一位艾瑞克森取向的治疗师会很客气地谈来访者的身体问题，也会采用多层次散布技术来进行沟通并给予作业，创造一个让病人发掘内在资源和了解个人潜能的改变情境。这个取向在一定程度上更为有效，部分是因为它尊重来访者的否认机制。我们都会自我欺骗，而否认就是自欺的伪饰，透过否认的防卫机制，我们都能获得一时的舒慰。通常不必去戳破这个情况，但如果真的有必要，迂回的巧计会比尖锐的挑明来得好，它所带来的破坏性和抗拒都较少。

【治疗技术的定位】

艾瑞克森不只反对理论，也反对程式化的“食谱”治疗。他不谈特定的技术，而是偏好倡导“善用”（utilization）的治疗概念。

“善用”基本上是指技术来自于来访者，而不是来自治疗师本身。无论来访者使用什么样的技巧让自己成为一个功能不良的人，治疗师都能以其人之道，促使来访者过更有能力的生活。例如，如果一位来访者用“精神分裂式的语言”来和治疗师保持距离，治疗师也能采用同样的沟通方式来和他建立会心的关系。善用也是指最好不要把来访者放到预设的技术框架当中；相反，我们应该为每一位来访者量身订制一套心理治疗方式（Zeig， 1982， p.255）。

除了善用之外，艾瑞克森的治疗特色并非技术，而是关于治疗的一般概念，也就是生活态度。其中一个是弹性的取向，艾瑞克森会尽其所能地促发改变，包括解析、间接暗示或是催眠。（艾瑞克森最小的女儿克莉丝提·艾瑞克森医生将艾瑞克森学派的治疗取向称为“只要有效都可用的治疗”。）在他晚年时，他甚至连看诊时间的长短都很弹性。每次疗程的时间长短由治疗目标决定，而不是由时钟决定。他可能只花十分钟看一个来访者，也可能花上四个钟头，然后再依此来收费。

另一个让他的治疗如此独特的态度，是他预先设想的能力。他会先在心里盘算出预计的治疗效果，然后想出一个达到这个效果的方法。

他是个未来导向的人。在他过世前的四个月，我突然问他：“你有什么计划？”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去看萝西安娜（他的女儿）的小婴儿。”他第26个孙女萝莉在几个礼拜之后出生。

当一个目标达成后，他会立刻设立新的目标。就如同他的父亲在九十多岁高龄时还会种下果树幼苗，在艾瑞克森死前的一个礼拜，他还跟太太确认是不是买了各类的蔬菜种子，并关切地表示今年春天花园的播种有点太迟了。

艾瑞克森经常提到：“生命是活在当下，而导向未来。”很不幸的是，绝大多数治疗师所接受的训练并非是策略性目标导向。

虽然是目标导向，他并没有想要运用特定的介入方式。他的心智策略相当弹性：来访者现在的处境是什么？来访者能改变成何种样貌？来访者需要什么样的资源去完成这个转变？艾瑞克森会做些什么去帮助来访者激发他的内在资源，进而达成治疗目标？他的做法是增强来访者的正面经验，而不是去分析来访者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