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結論

士有三次的改變，一個是在漢代建立獨尊儒術時候所建立的新儒學，在這個時期，有陸賈《新語》、劉向《新序》與桓譚的《新論》，這些書的主要目的蓋在於“粗述存亡之徵”“正紀綱，迪教化，辨邪正，黜異端，以爲漢規監者”，換句話說，就是重新規範“士”在政治與社會上的地位與責任。這時的琴書重視的是雅琴、雅歌詩與以六藝爲中心的琴學家法。

第二次“士”的被界定，應該是在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多民族帶來多文化的融合與衝突，這時期目錄書從重視家法轉變爲個人色彩濃厚的個別著作，琴書由“諸琴雜事”的記載，逐漸轉變爲手法、手勢等有關琴技術的傳述。

第三次則是宋代新儒學的建立，這個時期古文運動的興起，運用青銅器與石刻重新界定禮制、以及士與儒學在政治社會上的地位。

由《新唐志》與其後的目錄書中可以發現，原本作爲“士”文化代表的“琴”文化逐漸擴大他的領域，除了儒家系統的思想而外，琴的操作者大量加入了道家色彩，如首創手勢譜的趙耶利，嘗撰琴曲百首的陳康士及授陳康士的琴法的梅復元均爲道士，而譜《大唐正聲新徵琴譜》的陳拙則與陳康士同師事梅復元，可見道士在唐代琴文化中的特殊地位。

或許這正是因爲胡人勢力南下，使得本土信仰的道教成爲漢人思想的依歸，因而代表漢人文化的琴文化也透過道教信仰者而傳續？所以原本的“士人琴”內涵也逐漸放寬，成爲另一種“知識分子”修養內涵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