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儒生與士人文化

先秦是一個封建社會，貴族透過封疆建邦，結合宗法制度，掌握政治成爲社會重要的階層。禮樂制度就是用以規範等級社會的貴族，在音樂系統中，琴屬於士的階層，所謂“大夫聽琴瑟未嘗離於前，所以養正心而滅淫氣也”。秦統一六國，開政治之新猷，建立中央集權政治，雖旋及爲漢所取代，然社會結構已丕然大變，由西漢宰相出身可以看出權力結構的變化，如下表：

新的權力結構當然也會影響到社會的組織階層，從高祖惠帝以迄文景，宰相均爲功臣集團及其子弟，一則爲了消減功臣集團的勢力，一則爲了能夠確實掌握社會的脈動，漢武帝的時候，如何選拔共治的對象已經成爲必須解決的問題，獨尊儒術與察舉制度解決了用人的來源問題。昭宣以迄哀平，經學之士與掾史文吏，成爲政府重要的組成與運作份子，劉向《新序》與桓譚《新論》的論著目的，在於“粗述存亡之徵”“正紀綱，迪教化，辨邪正，黜異端，以爲漢規監者”，桓譚《新論》並第一次討論到“琴道”，除了延續“言琴之象政狀及霸王之事”的傳統論述，將大夫們的輔政行爲、能力與合法性以撫琴作爲一種象徵的表明；更陳述一個新的政治力量的開始——儒生所代表的士大夫的輔政現象，並強調了士大夫在從政的過程應該要有的修養。

黃正建在《唐代“士大夫”的特色及其變化——以兩〈唐書〉用詞爲中心》一文研究發現，“士”的稱謂自魏晉南北朝以迄宋，已經有了名稱與意義上的變化。自北朝至唐初，“士大夫”指的是門閥士族，隨著九品中正任官制度的確立，“士大夫”逐漸變成“熟詩書、明禮律”文人色彩濃厚的官員，而一些既有操守，又承擔著社會輿論職責者，被稱爲“士君子”。這些“士大夫”或者“士君子”不乏漢化的胡人，與“胡化”了的漢人，胡樂也已經進入廟堂扮演朝廷祭祀與宴饗重要的角色，琴能否不受胡化的影響？由大量出現的新琴譜與手勢譜來看，隨著士人文化的改變，琴文化顯然也開展了新猷。

除了琴學傳承產生性質的改變，琴文化也從儒士擴展到其他的人群，如趙耶利、陳康士、梅復元等均爲道士，隨著佛教的發展，僧人也開始加入琴的操縵，如嵇康有名的琴曲《廣陵散》便有記載由河東司戶參軍李良輔傳給洛陽僧思古，再由思古傳於長安張老，並著爲定譜。也有了琴僧專門的琴學著錄，《文獻通考》引《崇文總目》：

琴德譜一卷

原釋唐因寺僧道英撰，述吳蜀異音及辨析指法，道英與趙邦利同時，蓋從邦利所授。

其書名更值得深思，非儒士的僧人竟然可以以“琴德”爲名，說明琴“德”已非儒士所可專有，此時的琴文化必然有了性質上的轉變。顯然原本的“士人琴”內涵也逐漸放寬，成爲另一種“知識分子”修養內涵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