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朗一边正一正两只大耳朵上的圆帽，一边含含糊糊地说了说。里厄仅仅非常模糊地听出是事关发展个性的问题。不过这时那位职员已经离开他们，正用碎步急急忙忙穿过榕树林往马恩大街走去。在化验室门口，柯塔尔对大夫说，他很想去看他，听听他的建议。里厄正在衣服口袋里翻找那张统计表，便约他去他的诊所谈，但他随即改变主意，说他明天要去他们的街区，他可以在傍晚去看他。
离开柯塔尔时，里厄发现自己正在想格朗。他设想格朗正处在一次鼠疫的包围中，不是这一次鼠疫，这一次肯定不会很严重，而是历史上最猛烈鼠疫中的一次。“像他这类人倒可能在大瘟疫里幸免于难。”他想。他记得在书上读到过，鼠疫往往放过身体羸弱的人，却特别青睐体质强健的人。大夫想到这里，发现这位公务员的样子有点神秘。
的确，乍一看，约瑟夫·格朗无非是个外表和举止都很地道的政府公务员。又高又瘦的他总在一些不合身的衣服里晃荡，那些大得过分的衣服都是他为了经久耐穿而特意购买的。他的下牙床还保留着大部分牙齿，但上牙床的牙齿却已掉得精光。他一微笑，主要是上唇抬起来，因此嘴巴活像个黑洞。除了他这副尊容，还得加上他神学院学生一般的步履，贴墙根走路和悄悄溜进房门的技巧，和一股烟、酒气味，以及他毫无风度的神气，谁都会设想他不可能在别处干活，只能成天坐在办公桌前专心核实城里浴室的收费标准，或为某个年轻人编写清除垃圾新税率的报告收集资料。连毫无偏见的人都会认为，他似乎生来就是干那种平凡而又不可或缺的政府辅助工作、日薪六十二法郎三十分的临时工。
原来他在就业登记表上“就业资格”栏里就是这么填写的。二十二年前，他读完大学预科后，因拮据而辍学，于是接受了这个工作。据他说，当时他有希望很快成为“正式”公务员，不过要有一段时间的考核，证明他在处理市政管理中遇到棘手问题时能措置裕如。后来，有人向他保证说，他一定能得到一个报表编撰人的职位，那时生活就宽裕了。当然，约瑟夫·格朗干任何事情都并非出于野心，这一点，他惆怅的微笑就可以成为佐证。然而，通过正当途径使物质生活得到保证，并从而有可能问心无愧地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这样的前景也让他神往。他接受这份工作完全具有光明正大的理由，可以说是出于对理想忠贞不渝的感情。
多年以来，这种临时工作的状况一直延续着，生活费用大幅度上涨，虽然有几次普遍涨工资，格朗的薪水仍然少得可怜。他也曾在里厄面前抱怨过，但似乎没有人在意这件事。格朗的独特之处，或者起码可以说他的特征之一，也正在于此。其实，他完全可以要求，且不说兑现他自己也没有把握的权利，至少兑现人家向他保证过的事情。然而，首先是向他许过愿的科长已作古多年，再说他也记不起来当时许愿的准确说法。总而言之，最麻烦的是约瑟夫·格朗缺乏适当的措辞。
里厄注意到，在描绘我们这位同胞时，正是这最后一个特性才说到点子上了。原来，正是这个特点妨碍了他写好他琢磨多时的申请信，妨碍了他顺应形势走些门路。按他的说法，他感到运用这个他并不坚持的“权利”二字最难说出口，还有“许愿”，这两个字意味着他在讨回别人欠他的东西，因此会有放肆之嫌，而放肆与他目前低微的职务很不相称。另一方面，他又拒绝使用“照顾”、“请求”、“感激”这些字眼，认为那和他个人的尊严水火不容。就这样，因为找不到恰当的字，我们这位同胞便始终待在他那默默无闻的职位上，直熬到上了岁数。此外，他还对里厄大夫说过，一旦习惯了，他发觉他的物质生活总是有保证的，无论怎样，只要量入为出就过得去。他因而认识到，原为我市工业大亨的市长爱说的一句话很正确，市长曾振振有词地说，归根结底（他特别强调这个词组，认为那是最有分量的道理），归根结底，从未有人死于饥饿。无论如何，约瑟夫·格朗过的那种苦行僧式的生活，归根结底，的确使他摆脱了这方面的忧虑。他可以继续推敲他的用词造句。
从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说，他的生活颇有示范作用。他属于那类无论我市还是别处都十分罕见的人，这类人始终勇气百倍地保持自己的美好感情。从他谈到自己的不多的话语中的确可以看出他为人善良，富于爱心，这是当今人们不敢认同的。他毫无愧色地承认他爱他的侄子和姐姐，姐姐是他剩下的惟一亲人，他每隔两年去法国探访她一次。他从不否认，一想到在他年少时去世的父母就颇为伤感。他从不讳言他最喜欢自己街区一座钟楼的钟，每天傍晚五点左右，悠扬的钟声都在那一带回荡。然而，要想表达非常简单的感情，每琢磨一个字都得费他好大的劲。到头来，这种难处竟成了他最大的心病。“啊！大夫，我多么想学会表达呀！”他每次遇见里厄时都会这么说。
这天晚上，大夫看着公务员离去时，突然明白了他想说的是什么：他一定是在写一本书或类似的什么东西。里厄一直走到化验室，这个想法才使他放下心来。他知道这种感受很愚蠢，但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鼠疫会停留在这样一个连一些不起眼的小公务员都有着体面癖好的城市。确切说，他无法想像鼠疫横行的地方会有这种笔耕癖的位置，因此他认定，鼠疫在我们的同胞中实际上是没有流行前途的。
翌日，由于里厄提出被认为是不得体的坚决要求，在省政府召开了卫生委员会会议。
“老百姓着急是真的，”里沙尔承认说，“但街谈巷议总把什么都加以夸大。省长告诉我：‘你们如愿意就赶紧办，但别声张。’再说，他坚信这是一场虚惊。”
贝尔纳·里厄用车接卡斯特尔去省府。
卡斯特尔对里厄说：
“您知道吗？省里没有血清。”
“我知道。我已经打电话给药库。药库主任惊惶得手足无措。这东西必须从巴黎运来。”
“但愿时间别拖得太长。”
“我已经发了电报。”里厄回答。
省长态度和蔼，但容易激动。
“各位先生，我们开会吧。”他说，“还需要把情况作扼要介绍吗？”
里沙尔认为没有必要。医生们都了解情况。现在的问题只是讨论该采取什么相应的措施。
“现在的问题，”老卡斯特尔不客气地说，“是要考虑那是不是鼠疫。”
有两三个医生叫了一声。其余的人似乎犹豫不决。至于省长，他惊得微微一颤，下意识地转身朝门那边看看，仿佛想核实房门是否真的阻止了这个骇人听闻的消息传到走廊上。里沙尔则表示，依他之见，不应当向恐慌让步，因为现在能够确认的，只是并发腹股沟肿大的高烧症，而无论在科学上抑或生活上，任何假设都是危险的。老卡斯特尔一直在平静地咬着自己上唇发黄的小胡须，这时抬起他明亮的眼睛看看里厄，然后把他和善的目光转向与会者，提请他们注意，说，他很清楚，那就是鼠疫，但，当然，要公开承认是鼠疫，就必定要采取毫不留情的措施。他明明知道，实际上，正是这点让他的同行们退缩，因此，为了让他们安心，他心甘情愿接受不是鼠疫的说法。省长激动起来，他宣称，无论如何，这样推理不是个好办法。
“关键，”卡斯特尔说，“不是这个推理方式好不好，而是它让人深思。”
见里厄没有开口，有人征求他的意见。
“那是一种伤寒性高烧，并伴随淋巴结炎和呕吐。我曾切开淋巴结，所以有可能送去化验。化验室确认肿块脓液里有鼠疫的粗短形杆菌。可是，为了更全面些，还应该告诉大家，细菌形状的某些特别变化与传统的描述不相吻合。”
里沙尔强调说，这一点使我们有理由不必马上作出结论，几天前已经开始做一系列化验，起码应该等这批化验的统计结果出来再说。
沉默片刻，里厄说：
“细菌能在三天之内引起脾肿大四倍，能使肠系膜淋巴结肿到橙子那么大，摸起来像浓稠的糊状物，这恰恰不容许我们再犹豫下去。各种传染源正在不断扩大。照疫病目前的传播速度，如果再不停止，就可能在两个月之内夺去城里一半居民的生命。因此，叫它鼠疫或增长热都无关紧要，惟一重要的是你们得阻止它夺去城里一半人的生命。”
里沙尔认为不应该把事情看得那么悲观，再说，这个病的传染性也还没有得到证实，他的几个病人的亲属都还健在。
“但别的病人亲属却有死亡的，”里厄提醒说，“当然，传染并不是绝对的，否则死亡数字就会无限增长，人口减少的速度就会快得惊人。不是悲观不悲观的问题，关键是要采取预防措施。”
此时，里沙尔考虑把当前的形势加以归纳，他提请大家注意，说如果这次疫病不能自动停止，为防止它蔓延，就必须采取法律规定的严厉的预防措施，要这样做，就应当公开承认那是鼠疫，但因尚不能绝对肯定那是鼠疫，所以还需要斟酌。
里厄坚持说道：
“问题不在于法律规定的措施是否严厉，而在于是否有必要采取那些措施以阻止一半市民送命。其余的事属于行政部门的职权范围，我们的体制恰巧规定要有一位省长来解决这些问题。”
“那当然，”省长说，“不过我需要你们正式认定那是鼠疫流行病。”
“即使我们不认定，这次疫病仍然会夺去本市一半人的生命。”里厄说。
里沙尔有点烦躁地插嘴道：
“事实是，我们这位同行相信那是鼠疫。他方才对症候群的描述就是明证。”
里厄回嘴说，他描述的不是症候群，而是他亲眼看见的情况。他看见的是腹股沟腺炎、斑点、谵语性高烧，以及它们引起的在四十八小时内的死亡。里沙尔先生是否可以肯定，不采取极严厉的预防措施，瘟疫也会停止蔓延，他是否能对此负责？
里沙尔迟疑了，他注视着里厄说：
“请对我说实话，您是否能肯定那是鼠疫？”
“您这个问题提得不对。要紧的不是推敲字眼，而是争取时间。”
省长说：
“您的意思也许是，即使算不上鼠疫，也应当采取鼠疫期间要求采取的严厉预防措施？”
“如果一定要我有什么意思，那就是您说的这点。”
医生们磋商着，里沙尔最后说：
“那么我们必须负起责任，把它当成鼠疫来处理。”
这个说法赢得了众人热烈的赞许。
“这也是您的意见吧，亲爱的同行？”里沙尔问里厄。
“我无所谓什么样的说法，”里厄说，“只是应当承认，我们不该根据一半居民不会送命的假设行事，否则，城里一半的人可能真会遭殃呢。”
里厄在众人心烦意乱的氛围中走了出来。片刻之后，他来到油炸食品的香味和尿臭味交织的近郊区。一个腹股沟血淋淋的女人正尖叫着“要死啦！”朝他转过身来。
医生磋商会的第二天，高烧病人又激增了些。连各家报纸都提到了，不过都是轻描淡写，仅仅暗示一番而已。第三天，里厄总算看见省府的白色小型布告匆匆忙忙张贴在城里最不引人注目的地方。从布告上很难证实当局抱有面对现实的态度；措施也毫不严厉，看上去他们似乎非常迁就某些人不愿使舆论担忧的愿望。政府法令的开场白宣称，在阿赫兰各社区的确出现了一些恶性高烧病例，但尚不能肯定其是否有传染性。此种病例还不够典型，还不足以真正引起忧虑，因此，全体居民无疑会保持冷静。然而，省长出于谨慎大家定能理解这种谨慎精神正在采取某些预防措施。这些措施旨在彻底防止一切瘟疫的威胁，应当在理解的基础上加以实施。因此，省长毫不怀疑，民众定将对他个人的努力给予精诚合作。
布告接着公布总体措施的内容，其中有向阴沟喷射毒气进行科学灭鼠，严密监视水的供应。布告叮嘱居民最严格地保持清洁，最后敦请跳蚤携带者前去市内各卫生所。另一方面，每个家庭都有义务申报经医生确诊的病例，并同意将病人送往医院的隔离大厅。那些配备专门设备的隔离室可以在最短时间内使病人得到治疗并取得最大疗效。还有些附加条款规定对病人的房间和车辆进行消毒。其余条款则要求患者家属进行体检。
里厄大夫猛然转身离开布告栏，走上去诊所的路。正在等他的约瑟夫·格朗一看见他便再一次举起胳膊。
“是的，”里厄说，“我知道，数字又升上去了。”
昨天，城里又有十来个病人死亡。大夫对格朗说，他今天晚上可能见到他，因为他要探访柯塔尔。
“您这么做很好，”格朗说，“这对他有好处，我感到他有些变化。”
“怎么回事？”
“他变得有礼貌了。”
“难道他过去不礼貌？”
格朗迟疑起来。他不能说柯塔尔不礼貌，这个说法可能不公正。这个人很内向，寡言少语，他的举止有点像粗野的人。待在他的房间里，去一家简陋的餐馆进餐，加上相当神秘的外出活动，这就是柯塔尔全部的生活。他的公开身份是酒类代理商。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两三个人前来探访他，大概是他的顾客。他有时晚上去对面的电影院看电影。格朗甚至注意到，柯塔尔似乎更爱看警匪片。在所有场合这个代理商都显得孤僻、多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