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他曾敲过我的门，”格朗说，“他向我要火柴。我把自己的一盒给了他。他表示很抱歉，同时说，邻里之间……他随后保证说，他一定会把火柴还回来。我要他留着用。”
所长又问这位职员，他曾否看见柯塔尔显得古怪。
“依我看，他的古怪在于他的神情显出他想跟我聊天。但我呢，我当时正在工作。”
格朗把身子朝里厄转过来，有点尴尬地补充说：
“是我私人的工作。”
这时所长想看看病人，但里厄考虑，最好先让柯塔尔对他的探访有个思想准备。里厄走进病人的房间时，见他只穿了一件浅灰色法兰绒衣服，而且正在从床上坐起来，满脸忧虑地朝门外看。
“是警察局吧？”
“是的，”里厄说，“您别着急。办完两三个手续后，您就可以放心了。”
但柯塔尔回答他说，这毫无用处，而且他不喜欢警察。里厄显得有点儿不耐烦了。
“我也并不喜欢他们。但必须又快又正确地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才能一劳永逸地完事。”
柯塔尔不说话了，大夫反身正要往房门走去，那小个儿却叫住了他，等他回到床边，便一把抓住他的双手：
“他们不能碰一个病人，一个上过吊的人，对不对，大夫？”
里厄注视了他一会儿，然后向他保证说，根本谈不上有这种性质的事，而且他来到这里也是为了保护病人。柯塔尔似乎轻松了些，于是，里厄让派出所所长进去。
他们向柯塔尔宣读了格朗的证词，又问他是否能明确说说他这次行为的动机。柯塔尔看也不看警官，只回答说：“是内心抑郁，这样做在当时很不错。”所长连忙追问他，是否还想再干。柯塔尔怒气冲冲，回答说不想，说他只希望别人让他安宁。
“我要提醒您，”所长用生气的口吻说，“眼下是您在让别人不得安宁。”
但看见里厄示意，他停下不说了。
在出门时，所长叹了口气说：
“您想想，自从大家谈论那高烧，我们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呢……”
他问大夫，高烧的事是否严重，里厄说他对此一无所知。
“是天气作怪，如此而已。”所长作结论说。
这无疑是天气作怪。白天越往夜里走，东西越黏手。里厄每出诊一次，心里的忧虑就增加一分。就在这天晚上，他那老哮喘病人的邻居一边用手使劲压着腹股沟，一边在说胡话的当间儿呕吐。他的淋巴结比门房的大得多，其中一个已开始流脓，不一会儿便溃烂得像只烂水果。里厄一回到家里就给省药品仓库打电话。他在这天写的工作笔记只提到：“答复说没有。”这时已经又有人在呼叫他去诊治其他几个相同的病例了。很明显，必须捅开脓肿。用手术刀画个十字，淋巴结就溢出了带血的脓。病人们四仰八叉，都在流血。但他们的腹部和大腿上出现了斑点，有一个淋巴结停止出脓，紧接着又肿起来。大部分时间病人都是在可怕的臭气中死去的。
报纸在老鼠事件里喋喋不休，对死人的事却只字不提。原因是老鼠死在大街上，而人却死在他们自己的房间里。报纸只管街上的事。不过省政府和市政府已在开始考虑问题了。但只要每个大夫掌握的病例不超过三两个，便没有人想到要行动。其实，如果有谁想到把那些数字加一加就好了，因为加起来的数字是触目惊心的。仅仅几天工夫，致死病例已在成倍增加，而在那些关心此怪病的人眼里，很明显，那是真正的瘟疫。里厄的一位年龄比他大得多的同行卡斯特尔正好选在这个时刻前来看望他。
“您自然知道那是什么，里厄？”他说。
“我在等化验结果。”
“我可明白，用不着化验分析。我行医之后有一段时间在中国。大约二十年前我在巴黎也见过几例这样的病，只不过当时谁也不敢说出它的名字罢了。舆论，很神圣嘛：它说不要惊慌，千万不要惊慌。还有，正如一位同行说的：‘这不可能，谁都知道，瘟疫已在西方绝迹了。’不错，谁都知道，除了死者。好了，里厄，您和我一样清楚这是什么病。”
里厄在思忖。他从诊室的窗口眺望着远处俯瞰海湾的悬崖。天空虽然还呈蔚蓝色，但亮丽的色彩已经随着午后的逐渐消逝而暗淡下来。
“是的，卡斯特尔，”里厄说，“这难以置信。但这很像是鼠疫。”
卡斯特尔老大夫起身朝门口走去。
他说：
“您知道人家会怎样回答我们：‘鼠疫在温带国家已经绝迹多年了。’”
“绝迹，绝迹意味着什么？”里厄回答时耸耸肩。
“是啊，别忘了：大约二十年前，巴黎还发生过呢。”
“好吧，但愿这次不比当年严重。不过这真难以置信。”
适才第一次说出了“鼠疫”这个词。故事讲到这里，我们暂且把贝尔纳·里厄留在窗前，让笔者对大夫心里的犹豫和惊异作些解释，因为这也是我们大多数同胞对当前情况的反应，虽然程度有些差异。天灾人祸本是常见之事，然而当灾祸落在大家头上时，谁都难以相信那会是灾祸。人世间经历过多少鼠疫和战争，两者的次数不分轩轾，然而无论面对鼠疫还是面对战争，人们都同样措手不及。里厄大夫与我们的同胞一样措手不及，因此我们必须理解他的犹豫心情，理解他为什么会焦虑不安而同时又充满信心。一场战争爆发时，人们说：“这仗打不长，因为那太愚蠢了。”毫无疑问，战争的确太愚蠢，然而愚蠢并不妨碍它打下去。倘若人不老去想自己，他会发觉蠢事有可能一直坚持干下去。在这方面，我们的同胞和大家一样，他们想的是他们自己，换句话说，他们都是人文主义者[2]：他们不相信天灾。天灾怎能和人相比！因此大家想，这灾祸不是现实，它只是一场噩梦，很快就会过去。然而，噩梦不一定会消逝，它们一个接着一个，其间逝去的却是人，首先是那些人文主义者，因为那些人没有采取预防措施。我们同胞的过失并非比别人严重，他们忘记了人应当谦虚，如此而已，他们认为他们还有可能对付一切，这就意味着天灾没有可能发生。他们继续做买卖、准备旅行、发表议论。他们如何能想到会有鼠疫来毁掉他们的前程、取消他们的出行、阻止他们的议论？他们自以为无拘无束，但只要大难临头，谁都不可能无拘无束。
里厄大夫甚至在朋友面前确认有几个分散的病人在毫无警觉的情况下刚死于鼠疫时，他还不相信真有危险。人一当了医生，无非对痛苦有了些认识，想像力也比一般人丰富些。里厄大夫在凭窗眺望这座尚未起变化的城市时，面对所谓的“前景堪忧”，他几乎感觉不出在他心里已产生了轻微的沮丧之情。他竭力回想着自己对此病所知道的一切。一些数字在他脑海里浮现出来，他想，在历史上大约发生过三十次大规模的鼠疫，大约造成一亿人死亡。但死一亿人算什么？人只有在打过仗时才知道死人是怎么回事。既然人在死亡时只有被别人看见才受重视，分散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亿尸体无非是想像中的一缕青烟而已。大夫忆起君士坦丁堡那次鼠疫，据普罗科庇[3]记载，当时一天死一万人。一万死者相当于一家大电影院观众人数的五倍。有必要这样作比较。你们去五家电影院门口，把出来的观众集合在一起，把他们引到城里的广场上，然后让他们成堆地死去，那时就可以看得清楚些。在这个无名尸堆上至少可以认出一些熟悉的面孔。但这当然是做不到的，何况，谁又认识一万张面孔呢？再说，谁都知道，像普罗科庇那样的人是不会计算的。七十年前，在广州，当鼠疫还没有波及居民时，已经有四万只老鼠死于此病。然而，在1871年，还没有计算老鼠的办法。当时只能计一个大略的数字，显然有可能计算错误。不过，假如一只老鼠长三十厘米，把四万只老鼠一只接一只连起来就等于……
大夫不耐烦了。他这是在听任自己遐想，不应该这样。几个病例算不得瘟疫，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就行了。不过必须抓住已知的情况不放：昏迷、虚脱、眼睛发红、口腔肮脏、头疼、淋巴结炎、极度口渴、谵语、身上出现斑点、体内有撕裂般的疼痛，而出现这一切之后……这一切之后，里厄大夫想起了一句话，这句话正好成了他在手册里列举症状后写下的结束语：“脉搏变得极为细弱，稍一动弹就骤然死亡。”是的，那一切症状之后，病人危在旦夕，而四成有三成的病人这是准确数字都按捺不住去做这个难以觉察的动作，加速他们的死亡。
大夫仍在凭窗眺望。窗玻璃那面，天高云淡，春意盎然；这面却还能听见“鼠疫”这个词在屋里回荡。这个词不仅有科学赋予的内涵，而且有一长串非同寻常的图景，这些图景与这个灰黄色的城市很不协调，这个城市在这一刻还算不得热闹，说它喧哗还不如说它嘈杂，但总的说，气氛还是欢乐的如果人可以同时又欢乐又愁闷的话。如此平静祥和、与世无争的氛围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让人忘却以往灾祸的情景：瘟疫肆虐的雅典连鸟儿都弃它而飞；中国的许多城市满街躺着默默等死的病人；马赛的苦役犯们把还在流淌脓血的尸体放进洞穴里；在普罗旺斯，人们筑墙以抵御鼠疫的狂飙；还有雅法[4]和它那些令人厌恶的乞丐、君士坦丁堡医院里硬土地上潮湿霉臭的病床、用钩子拖出去的一个个病人、“黑死病”肆虐时期戴上面罩显得滑稽的医生们、堆放在米兰的一片片墓地里的还活着的人、惊恐万状的伦敦城里那些运死人的大车，还有日日夜夜到处都能听见的人们无休无止的呼号。不，那一切都还不够刺激，还不足以打破他这一天的平静。在窗玻璃那边突然传来一阵看不见的电车的铃声，刹那间赶走了那些残忍和痛苦的景象。惟有在鳞次栉比的灰暗屋群后边涌动的大海才能证明，这世界上还有令人忧虑和永无安宁的东西存在。里厄大夫凝视着海湾，想起了卢克莱修[5]谈到过的柴堆，那是雅典人得了瘟疫病后架在海边准备焚烧死人的柴堆。大家在夜里把死尸运到那里，但位置不够，于是，活着的人便大打出手，宁愿用火把打得头破血流，也要给亲人的尸体找到位置，而决不愿抛弃他们。谁都可以想像那反射在平静暗黑的海水上的发红的柴堆，在火星四溅的黑夜进行的火把鏖战，以及那向关心人间的天空升腾的恶臭浓烟。谁都可能害怕……
然而，在理智面前，这些令人晕眩的想像毕竟不能持续下去。不错，“鼠疫”这个词是说出来了；不错，就在那一刻，灾祸正在使人心绪不宁，正在毁掉一两个牺牲品。但那又怎么样？这些都可以停止。目前应当做的，是明确承认必须承认的事实，消除无益的疑心，并采取适当的措施。鼠疫随后便会停止，因为瘟疫是不可以凭想像存在的，或者说，瘟疫是不会随便胡思乱想出来的。假如鼠疫停止了这最有可能一切都会一帆风顺。假如情况并非如此，大家也可以知道什么是瘟疫，知道是否有办法先处理它，后制伏它。
大夫打开窗户，街市的喧闹声骤然增大了。一台机锯千篇一律而又短促的咝咝声从隔壁的车间传了进来。里厄振作精神。坚定的信心就在那里，在日常的劳动中。其余的一切都如系游丝，都由一些毫无可取之处的意念左右，可不能停留在那里面。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里厄大夫正想到这里，外面有人通报约瑟夫·格朗来访。这位政府职员兼管许多杂务，但仍然定期被召到户口登记处去搞统计，其中当然包括死亡统计。他生性乐于助人，所以答应把统计结果的复本亲自送到里厄家里。
里厄看见他同他的邻居柯塔尔一道走了进来，职员把手上的一张纸扬一扬，说：
“数字在上升呀，大夫。四十八小时内死了十一个人。”
里厄向柯塔尔打了招呼后，问他感觉怎么样。格朗解释说，柯塔尔坚持要来向大夫致谢，并对自己给医生带来的麻烦表示歉意。但里厄一直在看统计表。
“好吧，”里厄说，“也许应该下决心叫这个病的原名了。直到现在，我们还裹足不前。来，你们和我一道，我必须去一趟化验室。”
格朗边跟着大夫走下楼梯，边说：
“对，对，东西都必须叫原名，可它的原名怎么叫？”
“我不能告诉您，再说，这对您也没什么用处。”
“您瞧，”职员微微一笑，说，“这并不那么容易。”
他们往阅兵场那边走去。柯塔尔一直没有开口。大街上的行人开始多起来。我们这个地区的黄昏瞬息即逝，现在已经逐渐被夜幕覆盖，初升的星星出现在轮廓尚清晰的天际。不一会儿，大街上的点点灯火将天空映衬得一片漆黑，而人们谈话时倒仿佛提高了音调。
“请原谅，”走到阅兵场的一角时，格朗说，“我该乘电车了。我晚上的时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就像我家乡人说的：‘今天的事永远别推到明天……’”
里厄已经注意到出生在蒙特利玛尔的格朗有援引家乡成语的癖好，引完之后再加上一些平庸的没有出处的陈词滥调，诸如“梦一般朦胧的时刻”，“仙境一般美妙的灯光”。
“噢！”柯塔尔说，“这是真的。晚饭后谁都不可能把他从家里拉出来。”
里厄问他在家里是否为市府干活。格朗回答说不是，他是为自己干。
“哦！”里厄不经意地说，“有进展吗？”
“我干了好几年，总有些进展，尽管从另一个角度看进步不大。”
里厄停下脚步，问：
“说来说去，到底是什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