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早期青铜时代：商和西周

好几个世纪以来，河南安阳附近小屯村的农民常常在雨后或者犁地时，从田地里捡到一些奇怪的骨头。有些骨头经过抛光，像玻璃一样闪光；大多数在背面有成行的椭圆形钻孔和T字形裂纹；少数甚至看起来像是原始文字符号。农民们将这些骨头带到安阳和邻近的城镇，出售给中医，而中医则将符号铲平，以“龙骨”的名义卖出去，将其作为一种恢复元气的药材。1899年，一些带刻画符号的骨头流传到知名学者和收藏家刘鹗（1857—1909）手中，刘鹗辨认出这是一种比当时已经知晓的周代青铜礼器上的金文更古老的书写符号。很快，以罗振玉（1866—1940）和王国维（1877—1927）为代表的学者都投身到商王室档案碎片的研究中。尽管当时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商的存在，但中国史学家对此笃信不疑。

甲骨被追溯到安阳。农民们开始更勤力地向纵深挖去，不久以后，北京和上海的古董市场上出现了非常精美的青铜器、玉器和其他器物，然而它们的出土地点却一直讳莫如深。连续近30年中，农民和古董商们往往在夜间和冬天农闲的几个月里，持续不断地疯狂盗掘商代墓葬。直到1928年，中研院在安阳展开一系列重要的发掘，才最终第一次用确凿无疑的考古学材料证明商代确实存在，而不像某些西方作者所怀疑的那样，是擅长追溯回忆的中国人臆造的假象。到1935年，超过300座墓葬被发掘，其中10座规模宏大，无疑是王室墓葬。

这些发现提出了它们远远不能解决的问题。谁是商人？他们从哪里来？他们的早期遗存，特别在青铜器技术上，如何揭示一个高度复杂的文化面貌？如果商确实存在，那么更早的夏代的遗存也有可能被发现。

传统上，中国人相信他们是黄帝的后裔，继承黄帝的是伏羲，他创造了八卦，也创造了书法艺术。神农发明了农业并学会使用草药。接下来是尧、舜，最终大禹建立了夏朝。在这些传说人物的身上，中国人将他们所珍视的事物都一一个性化了：农业、善政、孝道以及书法艺术。现在大家都认同，所有这些人物都是相当晚的时期创造或想像出来的。尧、舜、禹最早出现在周代晚期的文献中。而黄帝则很有可能是道教的产物。

1950年之前，我们对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知识几乎全部来自安阳的商代遗址。安阳是商王盘庚在前1320年前后建立的，而最终于前1050年前后为周朝军队所攻克。在安阳，青铜文化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金属工匠们以世界上任何其他文化都无法与之匹敌的高质量生产祭祀器具，可以说，这是数世纪发展的结晶。甲骨上发现了盘庚之前十八位商王的名字，按照传统记载，商人在最终定都于安阳之前曾经五次迁都。如果这些早期都城能够被发现的话，就可以填补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安阳纯熟的青铜文化之间的空白。

20世纪50年代，中国考古学家开始在河南北部和山西南部 “夏墟”地区寻找真正青铜文化的开始。他们发现了上百个遗址，其中文化最丰富的是位于洛阳和偃师之间的二里头。二里头有建立在台基上的宫殿、陶制坩埚、镶嵌了绿松石的青铜器和玉器。考古学家将二里头文化分成四个阶段，大体对应前1900—前1600年。从第三期开始，出现了一种用来温酒和注酒，被称为“爵”的简单但形态优雅的器具（图2.1）。爵是目前为止中国所发现的最早的青铜礼器之一，也是成熟的商代青铜器的雏形。

学者们争论的是，到底二里头的四个阶段都属于夏代（长期以来被认为仅存在于神话之中），还是仅仅只有较晚的两个阶段属于夏代。但是，如果没有文字资料证据，任何遗址都不能够毋庸置疑地被称为“夏”，而迄今为止也的确没有发现任何文字资料。二里头也不代表中国文化的一次突飞猛进，因为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提到的，金属技术和防御性城市的建筑早在前2000年之前就已经出现在华北大地上了。近年来，中国考古学家将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纪称为“铜石并用时代”。但是，考虑到近期的一些新发现，也许命名为“石器—青铜并用时代”或者“原青铜时代”更为合适。确凿无疑的是，原始青铜工业已经零星出现在若干地区，无须从中国以外的地区寻找渊源。

到前1500年，青铜文化广泛地扩张到中国的北方、中部和东方。在郑州就发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前安阳时代，即二里冈时代的遗址。郑州最底层的地层是典型的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但随后的两个阶段——二里冈下层和上层——却显示出一个剧变。二里冈城墙底部宽达18.3米，围合面积超过1.6平方公里。同时，在城中发现了可能是宫殿的建筑和祭祀建筑（图2.2）、房屋、铸铜作坊、陶窑和骨器作坊。其中，大型墓葬中随葬了青铜礼器（图2.3）、玉器、象牙，而陶器则包括原始釉陶和最先见于安阳的精致白陶。虽然无法准确指出它究竟是其中哪一个，但郑州可能就是早期商人的首都之一。

近年来的发现显示，商王朝被一系列文化或方国包围，它们从中心地区获取青铜艺术，同时又保留了显著的地方特色，进而反过来丰富了商代青铜文化。人物形象在安阳很少见，却见于东北辽宁一带；最早的动物形状器物发现于湖南；安阳极少见的铙是南方民族礼制生活中的重要元素；作为商周艺术母题的虎纹饰和鸟纹饰特别流行于南部和东南一带。在武丁时期的商人势力扩张过程中，这些因素都被吸纳到安阳铜器之中，但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近年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商人势力范围之外的青铜文化的景象，这里我们仅讨论最重要的三个发现。1974年，考古学家在长江流域武汉附近的盘龙城发现了可能是宫殿的遗存和高等级贵族墓葬，但无法判断这究竟是商人的统治中心还是独立的方国势力。盘龙城的一座墓葬中出土了硕大但较粗糙的铜鼎（图2.4）。 1989年，江西南昌西南的大洋洲镇发现了一座巨大的商式墓葬，尽管遭受破坏但幸而未遭盗掘。这是迄今为止安阳以外的地区发现的随葬品最丰富的墓葬，出土了50件青铜容器、数量众多的刻纹玉器和多达356件陶器，而釉陶就占据陶器总数的五分之一。以双目圆睁和牙齿突出为特征的青铜面具（图2.5）暗示了一种当地特有的崇拜。

我们继续上溯到四川，便来到了近年来最轰动的考古发现地点之一。1986—1990年，成都北部的三星堆发现了一处城墙周长达12公里的遗迹，同时还发现建筑台基和四个祭祀坑。一个祭祀坑包含了分层堆积的礼制性玉器、青铜器及少量陶器。器物最丰富的二号坑分成三层：顶层是象牙，中层是丰富的青铜器组合，底层主要是玉器和石器。所有器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从中层发现的真人大小的青铜立人形象（图2.6）和多达41件的青铜头像及面具，有的覆盖黄金贴片，有的则有巨大而前凸的双眼，可能是某种神祇或偶像。目前尚未在这个遗址中发现任何文字，因此，三星堆和以郑州、安阳为代表的商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和近期在下游地区发现的商时期遗址的关系仍不清楚。这些青铜头像和面具所表现出来的技术水准和高度象征性表现手法至少暗示古代四川地区的文化同样历史悠久。

三星堆出土了大量来自印度洋的海贝，可能用作贝币，与之相伴生的还有甲骨，但可能并不出自安阳，因为上面没有文字。这并不必然表明这些人民不知书写，他们可能书写在木简上，而木简在四川盆地的潮湿土壤中极易腐烂。

1949年之后的中国历史学家按照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商周描述成为封建社会之前的奴隶社会，确实，仅安阳王室墓葬就有足够证据显示，商代存在大量惨遭虐待的奴隶。但同时看起来，某些封建主义元素也早早地露出端倪——甲骨文刻辞上记载了战胜的将领、王室子弟，甚至商王的配偶都受到封赏，而周邻的小国也有定期纳贡的义务。

商代官员中最显著的是贞人。贞人起草甚至在甲骨上书写刻辞，同时解释甲骨被烧灼后出现的裂纹（图2.7）。甲骨文一般是刻写的，最近有人提出甲骨文是用炽热的金属尖笔灼烧的，但也有少数用笔墨书写。目前已经确认的甲骨文多达三千余字，其中一半可以被释读；甲骨文竖栏书写，出于平衡的考虑，书写顺序可以从左往右，也可以从右往左。在郑州，早期甲骨主要用猪、牛、羊的肩胛骨，而到了安阳的晚期，龟甲几乎成为惟一的书写载体。当时也应该使用了木册和竹简，甲骨文中的“ ”字就是明证。

甲骨上的刻辞包括事件的陈述或者商王的意图，以及用简单的“是”与“否”来回答的关于未来的问题。它们主要跟农业、战争、狩猎、天气、出行，商王试图沟通上天的所有重要祭祀，以及继位等相关。仅举一例：“甲申卜，殻贞：妇好娩嘉？王乩曰：其叀（惟）丁娩，嘉；其叀（惟）庚娩，弘吉；三旬又一日甲寅娩，不嘉，（惟）女。”

总体上，甲骨文表明商人已经有了一定的天文学知识，清楚地知道一年的长度，发明了闰月和分月计日的方法。他们的宗教信仰以超自然神——天帝为中心，天帝控制了雨、风和人事，商人也信仰上天、土地、河流、山川和各种特别地点的自然神。卜辞显示商人特别尊崇祖先的灵魂，他们认为祖先和天帝居住在一起，可以对人的命运产生或好或坏的影响，而祭礼可以确保他们对后世子孙的赐福。

安阳人主要建造木构夯土结构的房屋。几座大型建筑遗迹已被发现，其中一座长度超过27米，建造在一个台基之上，成排的木柱支撑着茅草屋顶，木柱早已荡然无存，只留下石柱础。另外一座则以南面中央的台阶为轴线展开（图2.8），其屋顶可能和现在华北农村的大型传统建筑的屋顶相去不远。一些更重要的建筑以高度形式化的石刻兽头装饰，房梁上描绘着和青铜礼器上类似的设计。可能因为造价低廉，并且能够有效地抵御华北地区冬季的寒风，版筑技术是最常见的建筑方法，就是在垂直的木板之间用木棍夯打填土：木棍直径越小，墙体越坚固。

因为长达80年的连续发掘和研究提供了当地社会和经济生活的详尽场景，安阳是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纪中最重要的遗址。然而，安阳还有众多不解之谜。首先，发掘者发现安阳并没有防御性城墙，而在其他主要的中国城市直到今天都可以发现防御性城墙的痕迹。另外，安阳的建筑与郑州和盘龙城的建筑不一样，都是南北朝向的，并无明显的秩序列成一排。也许安阳并不是首都，只是王室陵墓和祭祀建筑的所在地、青铜作坊，以及官员、祭祀人员、工匠和服侍他们的普通百姓的居址而已。如果真的如此，商代晚期的首都又在哪里呢？也许它仍然在郑州，或者是在安阳附近一个尚未发现的地点。但即使安阳不是首都，其中所发现的房屋、墓葬、作坊和居址的复杂性对早期中国文化史已经足够重要了。

中国人相信“事死如事生”，死者的灵魂仍然拥有他在俗世生活中所拥有（或者希望拥有）的一切，从而导致大规模的牺牲和人祭。这些做法后来逐渐被废止，人牲被刍灵（稻草人）以及陶俑替代，不仅有家具、农田、房屋，也有仆从、护卫和家畜的模型。同时，死者穿上华丽的衣服，佩戴了倾其家国的珠宝和玉石。后世收藏家甚至随葬他们最喜爱的画作。尽管有人会批评这种习俗，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这种习俗，很多精美的艺术品可能无法保存至今。

商代王陵揭示出中国早期文明的惊人面貌。有的陵墓规模宏大，随葬了丰富的青铜器、玉器和陶器。一个似乎是动物爱好者的王室成员在陵墓周围单独埋葬了若干宠物，其中就包括一头大象。武官村大墓甚至出土了一个由彩绘皮革、树皮和竹子制成的帐篷，在墓道和墓室中至少发现了22个男人（其中一人在墓室之下）和24个女人的完整骨骼，而邻近的祭祀坑内还有50个男人的头盖骨（图2.9）。在某些情况下，死者没有表现出暴力的痕迹，这可能是墓主人的亲属或家臣自愿殉葬所致，而在另外的场合中，砍头的迹象说明那些殉葬者是奴隶、罪犯或者战俘。在安阳的其他地方还发现了埋葬在特别的随葬坑中的马匹和车夫配置完整的马车，坑底地面甚至挖出几道槽以便放置车轮（图2.10）。当然，木头已经腐朽，但是从它们在泥土中的痕迹可以复原马车及判断众多精美的青铜饰件的位置和功能。大规模牺牲和人祭在周代已不再流行，但在随后的岁月中却不时得到复生。

早期中国文化常被提及的一个侧面是明显缺乏可以与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相比较的纪念性雕塑。但是如果这些大型结构是土质或者木质的话，它们早已化作灰烬了。在三星堆所见到的真人大小的青铜塑像（图2.6）从未出现在安阳。商代雕刻似乎对细小的器物更有兴趣，比如用合范法铸成的动物或鸟的形象的青铜礼器（图2.11），小型跪姿奴隶或人牲形象，以及如图2.12所示的石雕方形牛头形象，石雕的装饰风格与铜器类似，后面穿凿了凹槽，暗示它可能是某种建筑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