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资本论》提出了一个明显《圣经》式起源的预言：
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的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不可否认，马克思与恩格斯并不像其后来大多数的解释者那样教条主义。实际上，前人政治预言的失败让他们间或也会在著作中对决定论有所调和。马克思自己就承认“发展总趋势”的“加速或延后”会受到“包括了……个体‘偶然的’性格等‘意外因素’”的影响。恩格斯也不得不承认“历史常常跳跃着、曲折地前进”。这会对“思想的连续性造成很多干扰”。在恩格斯后期的书信中，他试图论证在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简单的因果关系（后来证明这番努力是徒劳的）。
正是这样的难题让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备感困惑。在他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一文中，尽管他千方百计想要摆脱一大堆几乎能说明个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例子，但最后举出的例子实际上反映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决定论更多地持反对而不是赞成意见。普列汉诺夫认为，如果路易十五是另外一种性格，法国国土（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之后）也许能有所扩大，经济和政治上的发展也许会发生改变。如果蓬巴杜夫人对路易的影响更小一些，苏比斯亲王糟糕的将才可能就没有施展的余地，海上的战争或许能进展得更为顺利。如果1761年8月布图尔林将军在斯切格（今波兰的斯切戈姆）向腓特烈大帝进攻——就在伊丽莎白女王死前几个月——他可能改变腓特烈大帝的行军路线。如果米拉博活了下来或者罗伯斯庇尔死于一场意外会怎样？如果波拿巴在他早期进行的某次战争中战死会怎样？普列汉诺夫试图把所有这些限定条件和反事实假设都纳入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中。毫不夸张地说，这种企图的表达很是晦涩费解：
（个体）……是必然的工具，而且是由于其社会身份及其产生的心态和气质不自觉地成为这样的工具。这也是必然的一个方面。既然他的社会身份让自己拥有特定的性格，那么他不仅是不自觉的，而且是抱着十分急切的心情想要成为必然的工具。这是自由的一个方面，此外，这种自由来自于必然，准确地讲，自由恰恰是与必然同一的——它是转化为自由的必然。
因此，“个体的性格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因素’，社会关系决定了它发展的目的、方式和程度”。普列汉诺夫甚至预料到了后来布里的论证，即历史的偶然是其必然性因果链之间冲突的结果，但他从中得出的是更富决定论意味的结论：“不管有多少心理学、生理学的原因复杂精巧地交织在一起，任何情况下都绝不可能消除产生法国革命的强烈的社会需求。”即使米拉博活得再久一些，罗伯斯庇尔离世更早，波拿巴死于冷枪的一颗子弹：
事件也许仍然会按照同一轨迹发展……革命运动的最终结果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发展成它既有结果的反面。有影响力的个人可以改变事件的个别特征和某些特定的结果，但却无力改变总的趋势……（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个总趋势的产物；如果没有这个总趋势，他们就绝不可能从潜在变为现实。
至于“生产力发展与社会经济生产过程中人们之间的关系”究竟怎么能抵消奥地利联合俄国战胜腓特烈大帝的效应，普列汉诺夫只字未提。他也没有考虑到他在论及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时，其实还提到了一个反事实的可能结果：“路易-腓力也许能在1820年而非1830年从他深爱的男性亲属那里继承王位。”那是否真的如他所认为的——这个问题无足轻重？
而正当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应付种种质疑时，与之不相关的科学领域有了一项突破，为马克思主义者证明其社会变革模式提供了新的资源。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革命性论点立刻受到了恩格斯的注意，并被他用做阶级矛盾的新证据——尽管很快种族冲突理论家也有了同样的主张，但他粗率的理解导致他误读并歪曲了达尔文所要传达的复杂（且有时自相矛盾的）信息。托马斯·亨利·赫胥黎和恩斯特·海克尔等作者，用一种简化后的自然选择理论改造早期戈比诺的种族理论，使其更有现代化色彩。在这种简化的自然选择理论中，个体生物间的竞争变成了种族间的残酷斗争。这个概念在世纪之交发生的许多政治争论中成了广泛流行的用语。由于缺乏可以对社会智性发展加以某种控制的政党式政治的约束，“社会达尔文主义”很快以大量不同的形式出现：优生学理论家的伪科学工作、英国历史学家E·A·弗里曼过分自信的帝国主义论、斯宾格勒的魏玛式悲观主义。当然还有最后希特勒反犹太人的狂暴幻想，将种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形成了20世纪最具破坏性的意识形态。但以上不同思想之间的联系就在于决定论（在某些例子中预言性的）论断，以及对个人自由意志概念的漠不关心。考虑到马克思与达尔文的这种明显糅合（尽管二者有明显不同的思想来源），关于存在历史决定论法则的信念在他们乃至以后广泛传播也不足为怪了。
可以肯定，19世纪也不是人人都支持决定论。兰克及其追随者就认为，历史学家可以从科学世界中吸取不同的经验教训。兰克对于之前的历史学家试图凭空（或充其量从其他历史学家与哲学家的书里）抓出普遍的历史法则表示怀疑。他相信，只能通过恰当的科学方法——对文本档案一丝不苟、全面彻底地研究才有希望获得历史普遍性的理解。这也是他为什么早年就承诺要对历史“如实直书”，不断强调过去事件与年代的独特性。“历史主义”（人们一般认为是兰克发起了这股思潮）主张在特定现象自身的语境中对之进行理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拒斥决定论，因为在很多重要方面，兰克都受惠于黑格尔哲学。方法论的方向也许颠倒了——从特殊走向普遍，而不是反过来——但兰克著作中普遍性的性质与功能仍然是黑格尔式的，也同样赞美普鲁士国家。尤其是他认为历史学家应该用心按照本来的样子（或者也许是它“本质的”样子）来描述过去，这潜在地排除了一切对于历史事件其他可能性的严肃反思。兰克和黑格尔一样，坚持着同样的假定：历史来自某种精神性计划的运行。他对这个计划有着黑格尔一样的笃信，没有丝毫怀疑，而计划的最终目标是普鲁士国家的自我实现。
英国人引入了兰克的史学方法，并且去除了其中黑格尔的影子，但即使如此，他们的工作也还是建立在类比神学的基础上。斯塔布斯的研究主题不是普鲁士国家而是英国宪法趋向完善的演进过程，这仍然与不那么学院气的麦考利有关系。另一位杰出的兰克派历史学家阿克顿将类似的概念用于整个欧洲历史。和法国的实证主义者一样，世纪之交的自由派史学家对自己所采用的科学方法很是自豪，自认揭示了政治实践的“经验教训”，也例证了“进步”的普遍化过程。此前，莱基对这个过程十分着迷。阿克顿的确将历史研究本身看做欧洲中世纪阴影的动力源之一——他用相当德式的语言说道：“关于考察与发现的普遍精神……总是一直在运作或撤回不断出现的倒退，直至……它最终得以被普遍接受。这条……从附属到独立的……渐进的道路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现象，因为历史科学一直是其诸多工具之一。”因此，历史学家不仅会关注描述进步的必然胜利，在这样做的同时，他实际上也为进步作出了贡献。在更多新近的自由派历史学家如约翰·普拉姆、迈克尔·霍华德等人那里，我们也能看到这种乐观主义的苗头。
偶然性、机遇和对因果关系的反动
当然，这种进步论的乐观主义不管是对于观念论者还是唯物论者，都遇到了挑战。托马斯·卡莱尔在《论历史》一文中有一段著名的文字：
最有天分的人也能观察到更可以记录到自己脑中连续的印象序列，因此……他的观察也必然是连续性的，而事件常常会同时发生……并不像历史书中所写的那样：实际事件之间绝不像父母与后代的关系那么简单；每个事件都不单单是某一个事件的后果，而是源自在它之前或与它同时发生的全部事件共同的作用，随后又反过来与其他事件一起产生新的事件——这是一场永不停息的混乱，事物在无数的因素作用下不断地塑造自身。这种混乱……正是历史学家所要描述或者说科学地估算的东西，这种描述只能通过有限的几条线索彼此穿插交织来进行！从本质上看，人们认为所有行为都可以在宽度、深度和长度上延展……一切叙事因此本质上都只有一个纬度……故事是线性的，而行为是立体的。唉，我们所谓的“因果链”亦是线性的……但一切事物都处于广阔深邃的无限之中，每个原子都是与所有的原子交织联结在一起的！
与卡莱尔同时代的俄国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种反科学的说法则持更极端的看法。在《地下笔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了整整一大页篇幅来炮轰理性主义的决定论，强烈指责经济学家关于人的行动出于私利的假设，以及巴克尔的文明理论、托尔斯泰的历史法则：
你似乎很肯定人会主动停止因自由意志而作恶……也肯定宇宙中存在自由法则，以及不管在人的身上发生什么都是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所有的行为都像被列入了对数表里，比如提到“108000”这个数字，然后转入时间表……它们具有详细的估算，精确地预测将要发生的一切事情……但随后，一个人会出于无聊做出任何事……因为人更喜欢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行动，而非理性和利益的驱使……一个人拥有自由、无限的选择，会一时兴起，也会天马行空地幻想，若达到狂野不羁的地步，有时候甚至会导致一种狂乱——这是人类最突出的优点，不适用于任何表格……一个人完全可能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希望自己被伤害，出现一些愚蠢的甚至是完全无知的举动……（只是）为了确定自己拥有犯傻的权利。
将这个法则用于历史，进步的观念就只能被排除出去。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病态的、“第二自我”来说，历史也许“宏大”、“多彩”，但本质上是单调乏味的：“他们争斗、争斗，还是争斗；现在在争斗，过去在争斗，未来仍然还是会争斗……所以你要明白，你可以谈论世界历史的任何话题……除了一个，那就是你不能说世界历史是合理的。”
然而即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无法在他最伟大的著作中一以贯之地坚持这样的观点。在别处（也许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是最为明显的），他回身转向宗教信仰，似乎只有信奉正教才能让他免于《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在梦魇里预言到的那种混乱。卡莱尔的思想也有类似的转向，当然，如果仔细考察，就会发现比起正教信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神圣意志的概念和黑格尔（也许还有加尔文）更为接近。在对黑格尔的回应（尽管也是修正）中，卡莱尔将“普遍历史”看做“本质上是伟人的历史”：“世上我们见到的所有成就都正是被送到这个世界上的伟人们思想的……外在物质结果；整个世界历史的灵魂……就在于这些……活的光源……这些在天堂之光笼罩下的自然之光的历史。”这很难说是一种反决定论的历史哲学。正相反，卡莱尔简单地拒绝了新生的、支持旧有神性说的科学决定论：
历史……就是瞻前顾后；的确，即将到来的一切早已在当下等候着，无形却确定，一切已事先安排好，无可避免；前事也好，后事也好，只有在两者的结合中才能找到其意义……（人类）生活在两个永恒之间，而且……他将欣然在与整个未来与整个过去之间的……清醒明确的关系中找到完整的自己。
事实上，直到世纪之交，英国历史学家伯里、费希尔和特里维廉等人的工作才让我们看到一个尽管简单但很完整的针对决定论的假设，其中甚至还包括了隔代遗传下来的卡莱尔式加尔文主义。世纪之交牛津学派的历史学研究对偶然性作用的强调也许更多是受反加尔文主义而非其他学说的影响，引来了很多争议。伯里和费希尔提出，查尔斯·金斯利所谓的人类“违反自己现有法则的神秘力量”是一种新的历史哲学。费希尔在其《欧洲史》的前言中直率地承认：
比我更明智博学的人已经注意到，历史中有情节、节奏和预定的模式。我没能发现这般隐藏着的和谐，而只能看到突发的事件就像一层层波浪推进般相继不断地发生……进步不是一种自然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