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费希尔提议历史学家“承认偶然性与意外时间在人类命运发展中的作用”（尽管他是否在自己的著作中做到了这一点还有待讨论）。伯里则做得更多，他在《克丽奥佩特拉的鼻子》一文中提出了一种有关完全成熟的理论——这种理论把偶然性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的原因链的重要冲突”，原因链所涉及的是一系列具有决定性却偶然发生的历史事件，包括那些被认为是因为同一个鼻子所引发的事件。这在实际上代表了一种调和决定论和偶然性的尝试：在伯里复杂的规定中，“偶然巧合的成分……在对事件的决定性力量中有所辅助”。然而伯里和费希尔都没有进一步去具体探究历史发展的别种可能性，尽管二人可能在不同重要性的不同问题上有所冲突。伯里的确证明了他的观点通过提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偶然性事件……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原因在于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日益增强，以及民主制度对个体政治家的约束。这听上去就像穆勒或托尔斯泰对于自由意志衰退的说法那么可疑。
特里维廉在其论文《克里奥女神》中更进一步，认为“人类生活中的因果关系学”是“对物理科学的错误类比”，应完全摒弃。历史学家可以“对因果关系作出归纳和猜想”，但首要任务应该是“讲故事”：“毫无疑问……（克伦威尔）的行为是有其影响的，就好比是推动潮汐起落的层层波浪之一，但……他们最终是成功还是失败……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偶然性，而这偶然性是无法量化的。”对特里维廉来说，战场最能说明这一点：
机遇从众多地方中挑选了这一处作为战场……从而扭转战争局势，决定民族和信仰的命运……在瞄准那个村庄的尖塔的攻坚战中，若不是某个诚实的士兵充满了勇气或者是一时走运，我们现在肯定会把战斗失败的原因归于无论如何都无法逆转的“必然趋势”。
这种方法影响了下一代历史学家中著名的A·J·P·泰勒。他不厌其烦地强调偶然性（“错误与琐事”）在外交史中的作用。尽管他很清楚，“指出原本应该做什么并不是历史学家的义务”，但他还是非常乐于这么做。
他还反复地强调英国历史上的某些事件的偶然性。对于后来的德罗伊森等德国历史学家来说，历史哲学的任务是“不仅要建立客观历史法则，而且还要建立历史研究与知识的法则”。德罗伊森比兰克更进一步，关注的是“不规则、个体、自由意志、责任、天才……人类自由的运动及其结果，还有个人的特点”。狄尔泰详细地阐释了这个论点，他的一项工作不仅被认为是创立了历史相对理论，也使他被看做是该理论中测不准原理的创始人。在历史学方法的发展中，弗里德里克·迈内克试图区别因果关系的不同阶段——从决定论者的“机械论”因素到“人类的自发行为”。他在最后一部著作《德国的浩劫》（German Catastrophe）里作了一个明确的区分，不仅强调国家社会主义（对两种伟大观念灾难性的黑格尔式综合）的一般原因，而且也强调了让希特勒能够在1933年掌权的偶然性因素。
然而，要彻底地推翻19世纪的决定论还有重要的理论条件限制。有两位英国的历史哲学家，他们的工作在英国的背景下具有巨大的重要性，他们是科林伍德和奥克肖特，这两位观念论者的工作多要归功于布拉德雷的《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Presuppositions of Critical History）。科林伍德最著名的是他基于简单的实证主义立场对历史事实的一种贬低。在他看来，所有的历史事实只不过是“思想”的反映：“历史思考是……思想向自己呈现一个半确定性的事实世界的过程。”历史学家因此最可能做的是“重构”或“重现”过去的思想，而这种重构或重现必然会受到他个体经验的影响。毫不奇怪的是，科林伍德根本不去理会决定论者的因果论模型：“历史所揭示的计划并非预先就已经存在；历史是一场戏，一场即兴发挥的戏，由它自己的演员彼此合作表演而成。”“历史的情节”不像小说的构思，它只是“一组被赋予了特别重要性的事件”。历史学家之所以与小说家不同，是因为他们试图建构“真实”的叙事，尽管每种历史叙事都只是“暂时性地报告了我们历史研究的进程”。
科林伍德对时间的思考十分深刻，而且还预先论及了此后现代物理学家对这个主题的说法：
我们总是……用某种比喻的方式来想象时间，即把它想象成像河流那样或以持续流动、始终不断的方式进行运动……（但）河流的比喻毫无意义，除非它意指的是河流会受到堤岸的约束……未来的事件并不像剧院售票处排队的人群那样，按部就班地等待着发生的那一刻：它们尚未存在，因此也就无法以任何秩序来归类。只有当下是实实在在的，过去与未来仅仅只是观念。坚持和强调这一点很必要，因为我们习惯了将时间“空间化”，或者干脆用空间的术语来描述它，导致我们以同样的方式去想象过去和未来……这就好比当我们走上牛津大街，穿过王后巷时，抹大拉与万灵无时无刻都存在着一样。
然而，他得出的结论是，历史学家的目标只能是“认识现在”，尤其是“现在是怎样形成的”：“现在是真实的，过去是必然的，未来则蕴于可能之中。”所有历史都是在尝试理解现在，重现它的决定性因素。在这个意义上，他简单地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历史只能是目的论的，因为历史学家只能从其自身的角度、难以避免成见地来进行写作。“此时此刻”是唯一可能的参考角度。这是一种决定论色彩较弱的新理论，但很明显还是对任何有关反事实假设的讨论持拒绝的态度。
当然，我们还是有可能拒绝“现在有其决定性的条件”这种说法——方法就是抛弃因果关系的概念。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观念论者与语言哲学家那里，存在一种普遍的趋向。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将“对因果关系的信仰”作为“迷信”排除了出去。伯特兰·罗素对此表示赞同：“因果法则……是过去留传至今的遗风，就像君主制一样，被人们以为是无甚坏处的东西。”克罗齐也是如此，他认为“原因的概念”从根本上讲是“外在于历史”的。
乍看下这似乎是一个很深刻的反决定论问题。但正如站在观念论立场上的奥克肖特明确表示的那样，这个问题“和决定论一样直截了当地排除了反事实主义”：
每当我们……从历史中抽取一个时期，将其作为历史整体或其他部分历史的原因时，我们都舍弃了历史经验。因此，每个历史事件都是必然事件，我们不可能去区分必然性的不同重要性。没有历史事件是纯然负面的，任何事件都对历史会产生促进作用。如果将单个事件不恰当地抽离出来（因为没有历史事件可以安然无忧地与其特定环境相脱离），称其具有决定性意义，从促生与解释的意义上来看，整个事件的过程……不是劣史或疑点不断的历史，而是根本不存在历史了……历史思考的前提是，杜绝这一点……我们没有理由将整个事件过程归结于先于它发生的某个特定事件……严格的因果概念似乎与历史解释不相干……原因的概念……被世界上层出不穷的事件所取代，它们天然地与彼此有所关联，不允许任何缺漏的存在。
这或许秉承了某种哲学的逻辑，但其实际意义远不尽如人意。在奥克肖特的阐述中，“历史中的变化本身就已带有相应的解释”：
事件的过程完整而充实，并不探究或需要任何外在的原因……历史的统一性或连续性……是……可与其他经验性的历史假说产生共鸣的唯一原则……事件之间的关系总是会表现为其他事件，并总是通过事件的全部关系得以确立其在历史中的位置。
因此，历史学家可以完善对事件的解释的唯一方式，就是提供“更全面的细节”。如奥克肖特表明的，这不是一个可以用于“整体历史”的秘方。我们还是必须在“重要的关系”和“偶然的关系”中作出某种选择，因为就好比我们承诺了要构建出……一系列彼此有重要关联的事件来回应某个历史问题，“历史探究没有给无意义的事件关系留有空间”。但是，是什么让一个事件变得“重要”？奥克肖特在这里只给出了一个隐晦的回答，大意是历史学家对特定问题的答案必须有内在的逻辑，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以过去遗存至今的人工制品与言论为凭据，推导出与之相关却未能发生的事件，形成一段历史，为某个历史问题提供答案。”这似乎是在暗指科林伍德所设想的那种叙事结构，但事实上任何一种结构只要能被人们所理解，在逻辑上也就满足这样的要求。
观念论者向19世纪决定论的挑战对于时下的很多历史学家有着重要影响，尤其是巴特菲尔德与内米尔。这两位对外交史与政治“结构”的研究也都体现有一种针对决定论（特别是其唯物论变种）的深重敌意。莫里斯·考林也传承发扬了同样的观念论传统，他对高层政治与19、20世纪“公共学说”的准宗教性质的关注，实际上使他不同于同时代的牛津学者。我们在杰弗里·埃尔顿的著作中也能找到观念论的反决定论痕迹，只是不那么明显。
奥克肖特提出的理论观念仍然是不完备的。他驳倒了从自然科学衍生出的因果决定论模式，事实上却是用另一种决定论替代了它，而且其约束性依然很强。他的这个定义要求历史学家必须将自己限制在重要历史事件的关系中，就好像他们实实在在地站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然而历史学家用以区分事件重要、不重要或“偶然”的过程，完全没有得到过清晰的阐述。很明显，这是个主观的过程。在对某个历史问题的答案的追索中，历史学家找到了过去留存到现在的一些残迹，他将自己的意义附在了这些残迹上。还有一点同样很明显，历史学家发表他的答案时，这个答案必须也对其他人有意义。但谁选择了最初的问题？谁拥有发言权来判断读者对已有文本的诠释是否与作者意图一致？最重要的是，为什么应该排斥反事实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奥克肖特并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科学的历史学——续篇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持观念论的英国历史学家都以其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而闻名。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历史学院派的争论也的确表明，历史哲学中的反决定论与政治中的反社会主义有着紧密联系。不幸的是——从观念论角度来看——这些争论都是对方获胜。
正如人们心里所期待的那样，19世纪的决定论没有因1917年之后那些打着它的旗号肆虐的罪恶而失去其说服力。马克思主义能够保持其生命力主要归因于人们普遍相信，国家社会主义是其反面的极端表现。马克思主义在战后的复兴也应归功于意大利、法国与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想要脱离与斯大林、列宁乃至马克思本人的关系。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太过关注萨特和阿尔都塞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的不同修正，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让马克思摆脱历史的困窘与复杂，安然地回到黑格尔哲学。我们也不用过多地提及葛兰西的有关理论，尽管从历史角度来看，他的理论更实用。葛兰西试图解释无产阶级为何未能如马克思以统治集团、错误意识等术语所预言的那样行动。这些思想帮助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思想焕发了新的生机。大陆国家的影响扩至英国的过程十分缓慢，不过即便如此，英国特有的“贵族义务”精神——一种社会上层对下层激进主义的故作多情——也刺激了马克思主义的复兴。
在英国社会主义历史学家中，E·H·卡尔可能是最没有什么原创性的思想家了。卡尔是布尔什维克政权年谱的记录者，但他对决定论的辩护却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还会持续下去，直到有人以与《历史是什么？》一样诱人的书名写出一本更好的书。卡尔试图将自己与黑格尔或马克思严格的因果决定论拉开距离。他声称相信“一切既已发生的事件都有一个或多个原因，要想某个事件不发生，除非其原因产生变化”。他自认在这个意义上是个决定论者。当然，这个定义弹性很大，意味着他对非决定论是认可的：
历史学家其实并不会在事件发生前就假设它注定不可避免。他们常常会假设存在多种选择，讨论事件参与者可能的不同命运……历史上没有什么是必然发生的，除非我们从形式上讲，如果一个事件以其他方式发生，那么它的原因也必定有所改变。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说得通。但卡尔又加了一句，历史学家的任务只是“解释为什么历史最终选择了这条路而非另一条”，“解释事实上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他不耐烦地提到：“研究当代历史的困难，在于人们都还记得所有选择都摆在面前的那个时刻，因此很难像历史学家那样接受既定事实不作任何他想。”卡尔的老派决定论也不仅表现在这个方面，他还提问：如果“历史的偶然……的确存在”（这一点他不得不承认），“我们怎样才能在历史中发现合乎逻辑的因果关系序列？我们怎样才能在历史中找到意义”？在勉强附和了一下观念论（“这是哲学里模棱两可之处，这里不需赘述”）之后，卡尔和奥克肖特一样断定，我们必须根据原因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历史重要性”来进行选择：
（历史学家）从多种因果关系序列中仅抽取出其中具有历史重要性的那些因果关系，而判断的标准是他有多大能耐将它们嵌入自己的理性解释与理论模式。其余的因果关系则作为历史的偶然被丢弃，这并不是因为因果关系本身有什么不同，而是因为它们与主题不相关。历史学家用不到它们，它们无法得到理性的阐释，对过去或未来都没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