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誓制度的衰亡_迷信与暴力：历史中的宣誓、决斗、神判与酷刑-QQ阅读男生玄幻网

书名：迷信与暴力：历史中的宣誓、决斗、神判与酷刑
作者名：(美)亨利·查尔斯·李
本章字数：13818字
更新时间：2021-04-04 14:19:07

共誓制度的衰亡

身处一个有着如此恶劣基本原则的体制之中，立法者最多也只能做些微改善而已，从早期我们就发现有人为限制和废除它而努力。鉴于大量伪证行为的发生，983年，奥托二世（Otho II）奥托二世（Otto II,955—983年），东法兰克国王（961—983年在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967年起与父亲奥托一世共治）。颁布的宪章废止了共誓制度在财产争议中的适用，代之以决斗断讼。[L. Longobaid. Lib. II. Tit. lv. § 34.—Qua ex re mos detestabilis in Italia，improbusque non imitandus inolevit, ut sub legum specie jurejurando acquireret, qui Deum non timendo minime formidaret perjurare.]在英格兰，亨利一世（Henry I）亨利一世（Henry I），英格兰国王（1100—1135年在位）, “征服者威廉”（威廉一世）的幼子，击败并俘虏其长兄之后，兼领诺曼底公爵头衔（1106年起）。错综复杂而又自相矛盾的法律更加彻底地对其大加谴责，并代之以粗鄙的神判。[L Henrici I. cap. lxiv. §I.“Malorum autem infestacionibus et perjurancium conspiracione，depositum est frangens juramentum, ut magis Dei judicium ab accusatis eligatur; et unde accusatus cum una decima se purgaret per eleccionem et sortem, si ad judicium ferri calidi vadat.”然而，这连“暂时在英格兰废除共誓”都算不上，因为同一部法典中就有许多与此相抵触的、适用共誓的规定。]

我们可以从后来的例子中看出，这些努力是多么无济于事，无法消除这个源于所有欧洲种族的偏见中的、根深蒂固的恶俗。根据西班牙歌谣（the Romancero）西班牙歌谣（the Romancero），西班牙民间歌谣体裁，多为英雄史诗，适于吟唱。，对这种规则持续而普遍的信赖，被卡斯蒂利亚的阿方索六世（Alfonso VI of Castile）阿方索六世（Alfonso VI of Castile,1040—1109年），莱昂（Leon）国王（1065—1070年），卡斯蒂利亚国王（1072—1109年），被称为“勇敢者”（the Brave），后自封为“西班牙皇帝”（Emperor of all Spain/ Imperator totius Hispaniae）。下文中“熙德”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位君王的时代。表露无遗，《熙德之歌》（the Cid）记载了他在熙德的执意要求下，发誓未曾参与暗杀他的兄弟即前任国王桑丘二世（Sancho II）桑丘二世（Sancho II，约1037—1072年），卡斯蒂利亚国王（1065—1072年在位），上文所提到的莱昂国王阿方索之兄，曾通过战争将阿方索逼走，但旋即被暗杀，其王国也被阿方索继承。的阴谋：

我们在此要您

发下这般誓言，

对您和12个同伴，

提出共同问题，

关于先王之死

不应归罪于……

也不因此欢欣，

心中毫不知情。

[Romances Antiguos Españoles. Londres, 1825, T. I. pp. 246-7.]

对此规则的类似依赖也体现在“私生子奥德福华”（Audefroi-le-Bâtard）私生子奥德福华（Audefroi-le-Bâtard，也写作Audefroi le Bastart），中世纪的游吟诗人，来自法国北部阿图瓦（Artois）地区，似乎是一位富贵人家的私生子，故而得了“私生子”这样的外号。生平事迹大多已不可考。他的即兴作品文辞美妙，朗朗上口。有些书中认为他主要活跃于13世纪，与本书作者所说的“12世纪”似有出入。参见David Colbert, The Birth of the Ballad: The Scandinavian Medieval Genre,1989, p. 231。 ——12世纪著名的游吟诗人（trouvère）——所作的民谣小调中：

美丽的娥伦柏斯（Erembors.）[Le Roux de Lincy, Chants Historiques Français, I.15.]

“所谓长昼，五月降临” 原文为法文“Quand vient en mai, que l'on dit as lous jors”。等等

春日明媚悠长，

五月百花盛放，

法兰克人离开王庭

一路风尘返回故乡。

里纳尔多（Rinaldo）引领前行，

路过娥伦柏斯的灰塔，

转身离去，不愿仰望

那少女的闺房。

啊，亲爱的里纳尔多！

塔楼的窗棂填上她的倩影

美丽的娥伦柏斯端坐一旁，

骑士与贵妇的相思传说

五彩缤纷地缠绵交织。

她看见法兰克人前行的队伍，

里纳尔多一马当先，

诽谤中伤无计消停，

流言蜚语广播四方。

啊，亲爱的里纳尔多！

“骑士阁下，我牢牢记得

你曾多么忧伤地看到

旧爱娥伦柏斯的城堡

看到我竟无一丝微笑。”

“公主啊，你背信弃义

你的信念轻如鸿毛

你的爱情朝三暮四，

你的举止肆无忌惮。”

啊，亲爱的里纳尔多！

“骑士阁下，我的信念坚不可摧，

谨向圣徒的遗骸发下誓言；

有百名少女并三十位贵妇

可以共誓证我清白。

我从未移情别恋，

我的誓言白璧无瑕。

如果此言为你祛除疑惧，

你将得到亲吻三回。”

啊，亲爱的里纳尔多！

里纳尔多攀上阶梯，

好一位骑士，如我所见，

肩宽而腰窄，

金发配碧眼。

世间没有比他更得天独厚的青年

符合骑士的一切标准；

娥伦柏斯得见他面，

情不自禁喜极而泣。

啊，亲爱的里纳尔多！

里纳尔多在塔楼中

静卧于榻上休憩，

那里巧用花环纹饰

图案是紫罗兰和玫瑰。

美丽的娥伦柏斯在他身旁

柔情蜜意相依相偎，

彼此双眼和双唇中

山盟海誓、重续前缘！

啊，亲爱的里纳尔多！

在英格兰，可能是共誓的衍生物——陪审团审判制度的缘故，与别的地方相比，前者在这里更早地失去了其重要性。12世纪末，格兰维尔编写了他杰出的小论文《英格兰法》（De legibus Angliæ）《英格兰法》（De legibus Angliæ），全名为《论英格兰的法律和习惯》（拉丁文全名：Tractatus de legibus et consuetudinibus regni Angliae，英文全名：Treatise on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the Kingdom of England）。，这是中世纪历史中第一次出现了令人满意的法律程序规定。这部作品对所有形式的检控和辩护制度都规定得如此完整，提到共誓人制度时，却表示它在整个法律机制中仅有立锥之地，只被用于解决附带问题而不是主要问题。于是，被告想要否认法庭令状的送达而声称未曾收到，须有12个共誓人即告成立[Glanville, Lib. I. cap. ix. Also, Lib. I. c. xvi., Lib. IX. c. i., Lib. X. c. v.]；如果法庭作出了于己不利的陈述或承认，涉诉一方当事人可以用两个共誓人与自己一同起誓的方法，否认整个法庭的统一记录和记载。[“In aliis enim curiis si quis aliquid dixerit unde eum pœnituerit, poterit id negare contra totam curiam tertia manu cum sacramento, id se non dixisse affirmando.”（Ibid. Lib. VIII. c. ix.）——在其他一些法律体系中，这种有欠考虑、妨害公正的模式，得靠坚持雇用律师才能获得，而律师们的主张对客户没有拘束力。同此，在《耶路撒冷法典》（the Assises de Jerusalem）中原文为：“Et por ce il deit estre lavantparlier, car se lavantparlier dit parole quil ne doie dire por celuy cui il parole, celui por qui il parle et son conceau y pueent bien amender ains que le iugement soit dit. Mais se celuy de cui est li plais diseit parole qui li deust torner a damage, il ne la peut torner arieres puis quil la dite.”（Baisse Court, cap. 133）同样的警示可见于14世纪的德意志程序法中——其原文是：“verbis procuratoris non eris adstrictus, et sic vitabis damnum.”（Richstich Landrecht, cap. II. Cf. Jur. Provin. Saxon. Lib. I. art. 60; Lib. II. art. 14.）法国也存在同样的滥用现象，但是受到圣路易的限制，他宣布：律师的主张对当事人有拘束力，除非双方对此另有相反规定。（Établissements, Liv. II. chap. xiv.）]然而，这种习惯做法仍然被采用。在1194年，当理查一世（Richard I）获释后，试图促成他的总理大臣伊利主教威廉（William, Bishop of Ely）伊利主教威廉（William, Bishop of Ely, ? —1197年），本名为威廉·朗伍德（William Longwood），出身法国诺曼底的英国主教。深得理查一世的信任，在理查参加十字军东征期间，作为总理大臣代为管理英格兰，并在理查被德皇囚禁后赴德协商赎金等事宜，同时写过影响甚大的法学论文《实用法律和法令》（Practica legum et decretorum）。他执政期间在英格兰权贵中树敌甚多，其中不仅包括他曾试图逮捕的约克大主教乔弗瑞（Geoffrey, Archbishop of York，亨利二世的私生子、理查一世的异母兄弟），而且包括后来的“无地王约翰”。和约克大主教（Archbishop of York）的和解，条件之一就是总理大臣需要与100名神职共誓人共同发誓说：他不是约克大主教遭到逮捕的幕后黑手，也绝对无意使大主教遭受此难。[Roger de Hoveden, ann. 1194.]一个世纪之后，布莱克顿（Bracton）布莱克顿（Bracton，也拼作Bratton或Bretton, ? —1268年），即“布莱克顿的亨利”（Henry of Bracton），中世纪著名的英格兰法学家，著有《论英格兰的法律和习惯》（De legibus et consuetudinibus Angliae），是最早系统阐述普通法系的著作之一。他以罗马法（民法法系）和教会法扩展了英格兰的普通法传统，影响深远。写到封建领主和臣属之间的徭役纠纷案件时，依然提到了共誓制度被采用，并极其严格和精确地规定了共誓人数和资格[“Tunc vadiabit defendens legem se duodecima manu.”—Bracton. Lib.III. Tract. iii. cap.37, §I. —“Et si ad diem legis faciendæ defuerit aliquis de XII. vel si contra prædictos excipi possit quod non sunt idonei ad legem faciendam, eo quod villani sunt vel alias idonei minus, tunc dominus incidet in misericordiam.”——出处同上§ 3。也见于Lib. v. Tract. v. cap. xiii. §3。]，直到19世纪共誓制度才被正式废除。这一习惯法的副产品之一，就是“名誉审查”（the Inquest of Fame），即“陪审者所知的被告的大致品行，乃是对囚徒有罪或无辜的一种暗示”。[Pike, History of Crime in England, I.285.]

格兰维尔的时代之后不久，共誓制度受到了一次严重的冲击，这次冲击恰恰来自共誓制度最大的赞助者——教会。如上文所述，在神职人员之间发生的诉讼中，共誓程序曾被普遍地当作解决疑难案件的恰当模式。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约1161—1216年），罗马教皇（1198—1216年在位），承袭上文提到的格里高利七世的思想，他曾表示：“国王的权威来自教会，就像月亮的光辉来自太阳。”在他任内，进一步推行教会改革，加强了教会对欧洲封建王侯的控制，发动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以及针对法国南部阿尔比派教徒的血腥镇压，使罗马教廷的势力达到顶峰。，他本人曾经殚精竭虑废除同样荒谬的神判法，却又仍然规定在涉及地位崇高的神职人员的案件中沿用共誓制度；但是，为避免此规定被滥用，他小心翼翼地要求共誓人必须拥有良好的品行，与被告的亲近程度也是考量其誓言分量的因素。[Can. vii. Extra, v. 34.]与此同时，为了消除反对使用共誓制度的呼声，他亲手毁掉了共誓受人尊崇的主要理由之一。他下谕规定：共誓人只需要针对自己对本方当事人誓言真实性的信赖发誓。[Illi qui ad purgandam alicujus infamiam inducuntur, ad solum tenentur juramento firmare quod veritatem credunt eum dicere qui purgatur.—Can. xiii. Extra, v.34．英诺森还努力终结神职人员之中滥用此做法的现象，这些人罪恶昭彰，却能通过这种脱罪方式逃避应得的制裁。—Can. xv. eod. loc.]如此一来，他动摇了共誓这一制度的根基，使得“不再把誓证人看作被告有罪或无辜的分担者”的观念成为后来的大势所趋。这样的创新，可以被看作撤回了一种亘古长存的保证。一旦把这种制度纯粹作为一项法律规则，就剥夺了它在宗教上的神圣性，使它不再是值得人们信赖的担保，亦不再能够获得司法机构的注目。

在民事管辖权和宗教管辖权旷日持久而又错综复杂的对抗中，无从知晓这样一道教令能有何种权威得以直接贯彻于世俗司法体系中。我们从上文已经看出古代绝对誓言的形式已被毫无改变地照搬了很久，而由一位基督教教会首脑发出如此宣言，其道德影响力无疑是巨大的。而另一种毫不逊色于此的影响力，也在发挥着作用。12世纪中叶罗马法研究的复兴，旋即为半个欧洲的法学理论和原则带来了一场深刻的变革。[学术界民法研究的迅速传播，以及它所得到的热切关注，受到了当时教会人士忿忿不平的攻讦。早在1149年，我们就看到圣伯纳德（St. Bernard）圣伯纳德（St. Bernard），指克莱尔沃的圣伯纳德（St. Bernard of Clairvaux，1090—1153年），法国教士和学者。不无遗憾地表示：查士丁尼（Justinian）查士丁尼（Justinian），指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483—565年），在他授意之下法学家们编纂了《查士丁尼法典》（Codex Justinianus）。的法律已然令上帝的律法相形失色。—“Et quidem quotidie perstrepent in palatio leges, sed Justiniani, non Domini.”（De Consideratione, Lib. I. cap. iv.）更加苦涩的抱怨之词，来自生活在那个世纪末的吉拉度·康布伦锡（Giraldus Cambrensis）吉拉度·康布伦锡（拉丁文：Giraldus Cambrensis，英文中常写作Gerald of Wales，约1146—1223年），中世纪时威尔士的高级神职人员，也是著名的编年史家。。他身居教会人士的顶层，在悲叹当时教士们学养的衰退时，将其归因于查士丁尼法律的独占鳌头，为贪婪和野心提供了最确定无疑的奖赏。为印证这一观点，还引用了他的老师巴黎大学教授梅尼耶（Mainier）的格言：“Episcopus autem ille, de quo nunc ultimo locuti sumus, inter superficiales numerari potuit, cujusmodi hodie multos novimus propter leges Justinianas, quæ literaturam, urgente cupiditatis et ambitionis incommodo, adeo in multis jam suffocarunt, quod magistrum Mainerium in auditorio scholæ suæ Parisius dicentem et damna sui temporis plangentem, audivi, vaticinium illud Sibillæ vere nostris diebus esse completum, hoc scilicet ‘Venient dies, et væ illis, quibus leges obliterabunt scientiam literarum.'”（Gemm. Ecclesiast. Dist. II. cap. xxxvii.）与其他学术分支一样，这些在教会人士的口中颇有些夸张，尽管精明勇敢的民法律师中已经有先驱人物出现，并注定要为揭露教会的虚伪矫饰而呕心沥血。有点儿奇怪的是，尽管那是一个神职人员占据最高法律职位的时代，他们却不被允许履行诉讼代理人或法律顾问的职能。参见Home's Myrror of Justice, cap. II.. sect. 5。]蛮族的刑事程序曾经极大地依赖否定性证据制度。如果没有确凿的肯定性罪证，有时即便有这样的证据，被告仍然必须用共誓或神判方法证明自己的清白。比较冷峻无情的罗马法体系，看穿了此种努力的徒劳无功，这个体系建立在这样一条无可置辩的格言之上：对某事物的否定实在无法证明——除非这种否定确实与确凿的肯定性证据相矛盾——这样一来，举证责任就被转移到了指控方身上。[Actor quod adseverat, probare se non posse profitendo, reum necessitate monstrandi contrarium non adstringit: cum per rerum naturam factum negantis probatio nulla sit.（Const, xxiii. C. de Probat. IV. 19.）—Cum inter eum, qui factum adseverans, onis subiit probationis, et negantem numerationem, cujus naturali ratione probatio nulla est...magna sit differentia.（Const. x. C. de non numerat. IV.30.）有点儿奇特的是，这与早期英格兰的普通法是多么针锋相对，早期英格兰普通法规定，在债务诉讼中“总是由否定的一方负责举证”（拉丁文：semper incumbit probatio neganti）。—（Fleta, Lib. II. cap. lxiii. § 11）.]《法学汇编》（The Pandects）《法学汇编》（The Pandects，也写作The Digest）,6世纪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下令编纂的罗马法集成。的热情崇拜者们不久便认识到此一原则性真理，将其发扬光大。13世纪中期，西班牙统治者“明智的阿方索”的法典做了几乎与古罗马法学家措辞完全相同的规定。[La cosa que non es non se puede probar nin mostrar segunt natura. —Las Siete Partidas, P.III. Tit. xiv.1. I.]不久之后，《耶路撒冷法典》不容置辩地宣称：“无罪无须证据证明。”而博马努瓦（Beaumanoir）博马努瓦（Beaumanoir，全名Philippe de Beaumanoir，约1247—1296年），中世纪时法国的法学家和王室法律顾问。则在《博马努瓦习惯法汇编》（Coutumes du Beauvoisis）中，赞同地引用民法博士们的论述，效果是一样的：“如果不是个案审判员认为必要和必须，否认方无须面对证据问题。”

然而，抽象的原则尽管可供自由采用，却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根除深植于那个年代的主观感受和偏见之中的传统习惯。以上所引用的三种法律体制，与它们自己的初衷南辕北辙，尤其体现在：多少完整地保留了最荒谬的否定性证据规则——决斗神判，以及不久之后引入的酷刑，使被告人面临最残暴的“自证无罪”的制度。不过，这些法典仍为我们展现了关于共誓程序的显著进展。1262年左右颁布的《七编法》（the Partidas）《七编法》（the Partidas，或Siete Partidas），于13世纪50年代由西班牙卡斯蒂利亚和莱昂的国王阿方索十世（Alfonso X,1252—1284年在位）制定。这部由七个部分组成的法律，构成了西班牙法律的基础，影响深远，直到19世纪才被依拿破仑模式制定的法典所代替。，作为历史文件的意义相对平常，因为它的权威性不够确定，大可看作一位开明统治者根据心中应然之法所做的判决记录，而不是一个民族既存法律体制的记载。此外，共誓制度在西班牙的缺失，是因为对西哥特人法典的直接继承，即对《裁断法典》（Fuero Juzgo）《裁断法典》（Fuero Juzgo），卡斯蒂利亚的费尔南多三世在1241年颁布的法律集成，内容多是对西哥特人法典的直接继承。的规范沿袭。[尽管西班牙没有普遍适用的法律，但共誓制度被作为偶尔援用的习惯法引入。譬如，在1202年《马德里法典》（the Fuero of Madrid）规定，一个被指控犯有杀人或其他犯罪的人，在缺乏证人证言的情况下，可以通过6或12名共誓人洗脱自己的罪名，人数多少按照罪行严重程度来确定——“iuret cum xii. uicinos bonos et ille de mays: et pergat in pace”—（El Fuero de Madrid del año de 1202.）（Mem. de la Real. Acad. de Historia,1852.）我们会在后面看到它出现在1356年的《古卡斯蒂利亚法典》（the Fuero Viejo of Castile）中。]《耶路撒冷法典》更是一部中世纪法学的珍贵遗迹。1099年，受布永的戈弗雷（Godfrey of Bouillon）之命、为东部的拉丁王国政府制定的法典，被认为保持着我们所讨论的那个年代的形式，并且表现了西方各民族武士的经验集合，它在共誓制度方面一字不提的态度，可谓意味深长。至于博马努瓦在1283年的著述，不仅是当时法学最完美的体现，而且很有趣地成为江河日下的封建权力与罗马法理论互相绞杀的里程碑，后者为圣路易所追求的开明集权提供了鲜活而强大的动力；并且，博马努瓦同样对共誓行为保持沉默，仿佛它已不再是现行的制度。所有这些立法文件和法学家们无一例外，均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Frederic II）腓特烈二世（Frederic II，也写作Frederick或Friedrich,1194—1250年），也被称为“腓特烈大帝”（Friederic the Great），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霍亨斯陶芬王朝最有权势的皇帝之一，“红胡子”（巴巴罗萨）腓特烈一世的孙子，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六世和西西里王国女继承人康斯坦萨的独子。幼年在母亲的扶植下，2岁时加冕为西西里国王，暂时放弃了德意志国王的头衔，转以西西里为帝国统治的中心。双亲过世后，从4岁起受教皇英诺森三世的监护。尽管童年难称幸福，但腓特烈二世在神职人员的教导下，受到了较好的拉丁化教育，能说多国语言，学识渊博，甚至曾用外交谈判而非战争手段，从伊斯兰教徒手中赎回了耶路撒冷，但他终生都与罗马教廷纷争不断。故而本书作者认为他不像勇猛好斗的条顿族人，而更像注重文化教育的拉丁民族。所超越，他在1231年颁布了《西西里宪章》（Constitutiones Sicularum），用以统治他辖下的那不勒斯（Naples）那不勒斯（Naples），意大利南部沿海城市。诸省。无论从教育还是志趣上来看，腓特烈都是拉丁人，而不是条顿族，他的法学体系也比之前所有的都先进许多。可想而知，在他的法律体制中，共誓制度无立锥之地。被称为《圣路易法令集》（Établissements of St. Louis）的法律集合，无论如何都算不上一部完整的法典，但是它却有足够充实的内容，使得其中共誓制度的消失显得举足轻重。实际上，对《法学汇编》的大量借鉴，表现出以罗马法取代习惯法的强烈愿望，以及这位君王为废除包括我们所讨论的一切否认性证据规则所付出的努力。皮埃尔·德·方丹（Pierre de Fontaines）皮埃尔·德·方丹（Pierre de Fontaines），中世纪的法国法学家。的《司法与抗辩之书》（Livres de jostice et de plet）以及《大议会》（Le Conseil）这两本非官方实用参考书同样如此，它们充分展现了13世纪后半期通行的那套程序；法国巴黎高等法院，即国王的高等法院的《案例集》（The Olim）《案例集》（The Olim），是巴黎高等法院所裁断案件的记录。显示，为了压制负隅顽抗的封建领主、扩大王室管辖权，该机构在其长期斗争中，始终遵循同样的原则。在1254—1318年的《案例集》记录中，我只发现两个要求采用共誓制度的案例——一个在1279年发生于努瓦永（Noyon）努瓦永（Noyon），法国北部城镇。，另一个在1284年发生于贡比涅（Compiègne）贡比涅（Compiègne），法国北部瓦兹河畔城市，瓦兹省的首府。。由于有无数案件原本同样适用共誓程序最后却并没有用，这两个案例只能作为例外，并且由此可大致推断出，地方习惯法使得某些情况下不可能拒绝这一特权。[Olim. II.153,237.]

所有这一切，都是受复兴罗马法学者影响的人们所为。他们的工作，佐证了废除中世纪蛮族制度的风潮，而不是对创新的普遍接受。他们的权威依然被无数法域拒之门外，这些地方墨守成规，不愿接纳逐渐迫近的新形势。于是，1250年，我们看到在皮卡迪（Picardy）皮卡迪（Picardy），法国北部省份。的普瓦克斯（Poix）普瓦克斯（Poix），法国北部城镇。领主修格·泰莱尔（Hugue Tirel）和当地公社之间的争议解决中，市长和39位有产者跪于德·普瓦克斯夫人面前，发誓说从未对她施以侮辱，即使有什么，也只是向德·普瓦克斯阁下致敬。[Actes du Parlement de Paris, T. I. p. cccvii（Paris,1863）.]尽管偶有例子证明中央政权本身也曾允许使用共誓制度，这表现出根除世代相传的偏见是多么困难，而即便在精明强干的民法学律师们的大力协助之下，由圣路易和“美男子腓力”（Philippe-le-Bel）美男子腓力（Philippe-le-Bel,1268—1314年），腓力四世（Philippe Ⅳ），法国卡佩王朝国王（1285—1314年在位），据说容貌英俊，故有“美男子腓力”之称，然而这只是表象。他在位期间，致力扩大王室领地，加强中央集权。为了有足够财力支撑战争，他没收了法国教会财产并强征什一税，因此与教皇发生冲突。1309年他派兵将当时的教皇软禁于法国南部小城阿维尼翁，史称“阿维尼翁之囚”事件。为了支持同教皇的斗争，他于1302年召开了三级会议，这是法国历史上第一次三级会议。此外，他还用阴谋、欺骗和酷刑等手段，将宗教武装金融集团“圣殿骑士团”一网打尽。两位法国国王所颁行的政策也不总是那么坚持一致。由此，1283年，在巴黎国会上亚眠（Amiens）亚眠（Amiens），法国北部城市。的司法官员被指控侵犯了教会特权，因为他审判了3位被指控犯罪的教士，裁决要求他与6位证人共誓保证他确实不知道这些罪犯乃是神职人员。[Actes du Parlement de Paris, T. I. p. 382. ]同样，在1303年，“美男子腓力”朝廷中一位有权有势的贵族被指控犯下一桩卑劣无耻背信弃义的谋杀罪，被害者的兄弟提出通过决斗断讼来证实。此时腓力正致力废止司法性决斗，被告人也竭力主张避免神判。于是，他被判处须由99位贵族共誓才能洗清罪名，与此同时，用数额巨大的罚金来打消被害人兄弟的复仇之心[Statuunt... se manu centesima nobilium se purgare, et ad hæc benedicto juveni bis septem librarum milio pro sui rancoris satisfactione præsentare.—Wilelmi Egmond. Chron.]——对于此等辩护体制受信赖的程度，这个判决提供了最现实的注解。甚至在1353年的巴黎高等法院中，以及1357年“英明查理”（Charles-le-Sage）英明查理（Charles-le-Sage,1337—1381年），查理五世（Charles V le Sage），法国瓦卢瓦王朝国王（1364—1381年在位）。他逆转了百年战争第一阶段的战局，因此获得了“英明查理”的绰号。的法令中提到共誓制度时，依然把它作为现行有效的制度。[Is qui reus putatur tertia manu se purgabit, inter quos sint duo qui dicentur denominati.—Du Cange s. v. Juramentum.]

然而，由于受到顽固守旧势力的保护，以及长期苦苦抵制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独立精神的庇佑，外省才是如上所述的共誓制度最富于生命力的地方。罗马法将所有权力集中于君主一人，将其臣民限制在绝对服从者的境地。蛮族体制和封建制度的特质，使得权力地域化。这些原则根本就是针锋相对，双方的对抗漫长而复杂，因为彼此都无法在所有案例中确保具体到每一细枝末节的最终结果，尽管各方都已在这场斗争中使尽了浑身解数。

当我们看到，即便相对早熟的城市文明，比如里尔市，尽管文明开化的进程早已使共誓仅仅流于形式，失去了严肃的意义，当地还是将此传统一直保持到14世纪中期，便会觉得这般墨守成规是可以理解的。直到1351年，一起民事案件中的被告被要求与两位同性别的共誓人一起履行宣誓义务，发誓说出了真相，但言辞轻描淡写，有所保留。[Et li deffendans, sour qui on a clamet se doit deffendre par lui tierche main, se chou est horn II, hommes et lui, se chou est fame II. femmes et li à tierche. ... “Tel sierment que Jehans chi jura boin sierment y jura au mien ensiant. Si m'ait Dius et chist Saint.”—Roisin，Franchises, etc. de la Ville de Lille, pp.30,35.]对仪式的最细节规定也被执行如仪，连手指怎么摆放这样的细枝末节也有法律规定。尽管极度形式化，共誓却仅仅作为录取证词和案件审查的引导，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当事人犯了即使最微小的错误，也会因此无可挽回地输掉这场官司。[出处同上p. 51。由于法国国王约翰（King John of France）法国国王约翰（King John of France），法国国王约翰二世（John II of France, 1319—1364年），瓦卢瓦王朝君主（1350—1364年在位），身处英法百年战争时期，曾被英军俘获，后支付大笔赎金并以儿子为人质，获得释放。在1350年3月颁布的特别诏令的影响，这一制度在1351年9月被当地条律所废除。王室诏令宣称：“en langage estraigne et de mos divers et non de legier a retenir ou prononchier。”然而，也规定任一方当事人“par quelconques maniere faloit en fourme ou en langage ou que par fragilite de langhe, huirans eu, se parolle faulsist ou oubvliast, ou eslevast se main plus que li dite maniere acoustumee en requeroit ou quelle ne tenist fermement sen poch en se paulme ou ne wardast et maintenist pluiseurs autres frivoles et vaines chozes et manieres appartenans au dit sierment, selonc le loy de la dite ville, tant em parole comme en fait, il avoit du tout sa cause perdue, ne depuis nestoit rechus sur che li demanderes a claim ou complainte, ne li deffenderes a deffensce”。——出处同上p.390。]

诺曼底对古代传统更是忠贞不渝。《习惯法汇编》（the Coutumier）《习惯法汇编》（the Coutumier，也写作Countume），在法国中部和北部地区一直适用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一直适用到1583年亨利三世（Henry III）亨利三世（Henry III），指法国国王亨利三世（1574—1589年在位），又称瓦卢瓦的亨利（Henry of Valois,1551—1589年）。统治时期才得到修正，其中保留着被称为“戴斯利恩”（desrene）戴斯利恩（desrene），即被告通过自己和同伴的誓言否认指控的法律。参见Robert Brady, A Complet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First Entrance of the Romans Under the Conduct of Julius Cæsar, Unto the End of the Reign of King Henry III, T. Newcomb for S. Lowndes,1685, p. 169。的断章残简，在一些无足轻重的问题上，一个人有2个或4个共誓人就可推翻对他的指控，哪怕有证人证实指控。程序形式如旧，而誓词本身（见本书“方式和程序”一节）也只是对被告方主张的事实的无条件声明而已。[Anc. Coutume de Normandie, chap. lxxxv.（Bourdot de Richebourg, IV. 53-4.）]然而，实际上，我们可以认定这种习惯早已被废弃，亨利三世1577年的诏书就已下令修订法律“大部分已不再适用，本国居民几乎不再遵从”；而且，帕斯奎耶（Pasquier）帕斯奎耶（Pasquier），指法国律师和文学家艾蒂安·帕斯奎耶（Étienne Pasquier, 1529—1615年），所著10卷本《法国研究》（Recherches de la France），不仅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而且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在1584年之前所写的作品，将共誓制度看作过时的事物，由此也许可以正确地推断：共誓，已是一种被遗忘的做法。[Recherches de la France, Liv. IV. chap. iii．至于此事的日期，参见La Croix du Maine, s. v. Estienne Pasquier。]

即使共誓制度在欧洲南部的其他地区都已经过时了，贝阿恩彪悍的山地居民们，却相对缺少这等标新立异的精神，在16世纪的改革进步浪潮中保持了他们的封建独立性。因此，在纳瓦拉的亨利二世（Henry IIof Navarre）纳瓦拉的亨利二世（Henry II of Navarre,1503—1555年），位于今法国南部、与西班牙交界处的纳瓦拉王国的国王（1517—1555年在位）。所修订的最晚近的1551年法典中，我们发现共誓的做法作为常规程序得以保留，直到18世纪依然有效。[Fors et Cost. de Bé arn, Ruhr. de Juramentz（Bourdot de Richebourg,IV.1082）.]不过，时代的影响力最终还是显示出来了，体现在对誓词的修改上，誓词不再是对当事人本人陈述的毫无保留的确认，而仅仅是对其信任的声明。[Lo jurament deu seguido se fé Juran per aquetz sanctz bertat ditz exi que io crey.]

在卡斯蒂利亚，1356年由“暴君佩德罗”（Pedro the Cruel）暴君佩德罗（Pedro the Cruel,1334—1369年），西班牙卡斯蒂利亚和莱昂国王佩德罗（1350—1369年在位）。他的对手指责他“残暴”，但也有人认为他严格执法、公正严明，因此也称“公正的佩德罗”（Pedro the Just）。编纂的法典中，这种习惯焕发了新生。它规定在某些案件中，允许被告人通过11名贵族（hidalgos）共誓人来证明自己的清白。[E si gelo negare e non gelo quisier probar, devel' facer salvo con once Fijosdalgo e èldoceno, que non lo fiço.（Fuero Viejo de Castiella, Lib. I. Tit. V. I.12.）可以看出这是对否定性证据制度（有罪推定制度）的无条件认可。]但是，这与一个世纪之前的“明智的阿方索”在《七编法》中实行罗马法理论原则的努力背道而驰，并且有悖于《阿尔卡拉法令集》（Ordenamiento de Alcalà）中一直沿用到15世纪的法律精神，因此只能被看作一时之间的回光返照。

北方民族对罗马法复兴的抵制更加顽固。虽然我们已经看到腓特烈二世在1231年从其统治之下的那不勒斯法典中删除了所有关于共誓制度的规定，但他从未试图在其治下的德意志臣民中废除这个习惯，他在1230年颁行于雷根斯堡市（Regensburg）雷根斯堡市（Regensburg），德国东南部城市。的一部宪章中就提到了它。[Du Cange, s. v. Juramentum.]在13—14世纪时，德意志南部的当地法典《士瓦本明镜》（Schwabenspiegel）《士瓦本明镜》（Schwabenspiegel）,13世纪后期一部德国士瓦本地区的法律习惯汇编。规定，在无法采纳直接证词的各种诉讼中，采用各个阶层的共誓人。[Jur. Provin. Alaman. cap. xxiv.; cccix. §4; cccxxix. §§2,3; cccxxxix .§3.（Edit. Schilteri.）]德意志北部施行的法典，就如我们所见，为仅以被告人的誓词推翻指控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萨克森明镜》（Sachsenspiegel）《萨克森明镜》（Sachsenspiegel）,13世纪早期德国萨克森地区的法律习惯汇编。中很少有对于共誓制度的规定，不过也并非完全没有，它还是规定，无论哪一方都可以通过与6名共誓人一同发誓说他与对方确有亲戚关系，从而拒不参加司法决斗。[Jur. Provin. Saxon. Lib. I. c.63.]然而，在萨克森的市民法中，共誓规则却常常被援引，从各种文献记载中可以明显看出，一个品行端正的市民只要能够找到另外6个同样的市民一同发誓否认罪行，就不容易被定罪。但是，如果有充分的证据，就不允许采用共誓，并且在杀人案件中，如果被害者的亲属决定进行决斗，那么他的复仇权至高无上，其他的程序就都不能选用了。[Sachsische Weichbild, art. 71, 72, 86, 40,88.]在16世纪早期，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1459—1519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三世之子、查理五世的祖父，亦是哈布斯堡王朝鼎盛时期的奠基者。马克西米利安通过自己和子女们的婚姻，使得其孙查理五世成功地取得了西班牙的王位，再加上马克西米利安自己的神圣罗马皇帝帝位（尽管这个帝位要靠7位选帝侯选举并经教皇加冕），查理五世成为统治德意志、西班牙以及意大利南部等广阔地区的欧洲霸主。为废止共誓制度的使用下了许多功夫。[Meyer, Institutions Judiciaires, V. 221.]但是他没能斩草除根。后来的查理五世（Charles V）在1548年签署的一部宪章中规定在疑难案件中，该制度仍是一种现存的法律途径，而且这是以公众对它的效用依然抱有信心为基础的，虽然共誓人只被要求发誓说他们相信本方当事人的誓言而已。[Sique accusatus tanta ac tam gravi suspitione laboraret ut aliorum quoque purgatione necesse esset, in arbitratu stet judicis, sibi eam velit injungere, nee ne, qui nimirum compurgatores jurabunt, se credere quod ille illive qui se per juramentum excusarunt, recte vereque juraverint. —Constit. de Pace Publica cap. xv. §I.（Goldast. Constit. Imp. I.541.）]

在荷兰，这种制度同样保持了它的地位。丹霍德（J. Damhouder）朱斯·德·丹霍德（Joos de Damhouder，其名亦写作Joost、Jost、Josse或Jodocus,1507—1581年），出生于尼德兰联省的安特卫普，著名法学家，著有《刑法的实践》（Praxis rerum criminalium,1554年），其著作长久影响了整个欧洲，尤其是在刑事法学方面。，在其1554年的著述中描述了基督教法庭（the Court Christian）基督教法庭（the Court Christian，亦作ecclesiastical court或court spiritual），中世纪的教会法庭，主要管辖范围是宗教和信仰领域。运用这一制度的案例之后，还表示作为效仿，这一方法在世俗法庭中也时而被用到。[Damhouder. Rerum Criminalium Praxis cap. xliv. No.6（Antwerp.1601）.]

在苏格兰，迟至14世纪中叶，这种制度的存在，依旧可见于以下条文中，即，如果一个窃贼逃离监禁处，狱监长官若要摆脱共谋越狱的指控，就必须有30名共誓人，其中至少有3名贵族。[Statut. Davidis II. cap. i. §6.]

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更是顽固地因循守旧。哈科·哈孔森在13世纪末颁布的法典显示，作为一种几乎适用于所有刑事案件甚至民事案件的基本辩护程序，共誓方法依然常常被用到，而共誓人的人数则与犯罪性质或争议金额成比例，对执行宣誓的规制细致入微。[Jarnsida, Mannhelge & Thiofa - Balkr passim; Erfthatal cap. xxiv.;Landabrigtha-Balkr cap. xxviii.; Kaupa-Balkr cap. v., ix., etc.]在丹麦，这种制度经历了家族甚至整个行会成员彼此勾结、互相回护等严重的滥用之后，直到17世纪中叶克里斯蒂安四世（Christian IV）克里斯蒂安四世（Christian IV,1577—1648年），丹麦国王和挪威国王（1588—1648年在位）。时才被废除。[参见Sporon&Finsen, Dissert. de Usu Juramenti juxta Leges Daniæ Antiquas, Havniae 1815-17, P. I. pp.160-1, P. II. pp.206-8。]废除该制度的日期无法确定，不过人们抱残守缺的顽固劲头，直到1683年克里斯蒂安五世（Christiern V）克里斯蒂安五世（Christian V,1646—1699年），丹麦及挪威国王（1670—1699在位）。时还是清晰可见：在颁布新法典时，他发现必须正式明文禁止强迫被告人提供共誓人。[Christiani V. Jur. Danic. Lib. I. c. xiv. §8.]在瑞典，共誓制度同样得以苟延残喘。直到17世纪，适用这种制度的指南依然存在于法典中。[Poteritque se tunc purgare cui crimen impomtur juramento XVIII. virorum.—Raguald. Ingermund. Leg. Suecorum Lib. I. c. xvi.]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或Gustav II Adolph,1594—1632年），瑞典国王（1611—1632年在位），被称为“古斯塔夫·阿道夫大帝”（Gustav Adolf the Great）。他参与了三十年战争，在法国的支持下，对神圣罗马帝国出兵，屡战屡胜，主导了三十年战争的“瑞典阶段”，被称为“北方雄狮”（the Lion of the North）。然而，就在战争形势大好之时，古斯塔夫·阿道夫却在吕岑战役中阵亡，导致瑞典丧失主导地位，三十年战争由此开始进入法国阶段。时期的法律中常常提及它。[Legg. Civil. Gustavi Adolphi, Tit. x.]而查理十一世（Charles XI）查理十一世（Charles XI,1655—1697年），瑞典国王（1660—1697年在位）。则在1662年的敕令中谴责人们随时准备上场做共誓人的现象，并且要求法官们在准用之前，必须调查人选是否恰当，以及这些人因为什么理由相信本方当事人是无辜的。[Caroli XI. Judicum Regulæ, cap. xxxii.]因此，到这一时期，尽管共誓人仍非证人，却已逐渐趋同。

斯拉夫人公共生活的活跃，自然而然地使他们倾向因循守旧，这源于他们关系紧密的家庭；因此，我们丝毫不必惊讶地看到，这种制度在波兰被完全沿用直到18世纪，被告总是被要求提供共誓人以证明其无罪辩护誓言的真实性。[Ludewig. Reliq. MSS. T. VII. p. 401.]但是，波兰人对这种制度的信心早已被架空。1368年，卡西米尔三世（Casimir III）卡西米尔三世（Casimir III，又译为卡齐米日三世，或卡西米尔大帝，1310—1370年），波兰国王（1333—1370年在位）。的法令规定：一个具有良好名声的人，若被控偷窃，可以通过自己的誓言摆脱指控；但是如果他的人品成疑，则须提供共誓人，若比规定少一人，就会使控方如愿，但是他不至于因此就声名狼藉。这导致了犯罪的增加，而百年之后卡西米尔四世（Casimir IV）卡西米尔四世（Casimir IV,1427—1492年），波兰国王（1447—1492年在位）兼立陶宛大公（1440—1492年在位），在其统治期间，最终镇压了其西部的条顿骑士团（1466年），收复了失地，维护了波兰和立陶宛的统一。颁布的法律规定，共誓只准使用3次，之后反复犯罪者不得再使用，而必须直面法律中最严苛的规定，因为他很可能有罪，并且不配再享有任何逃避的机会。同时，如果任何人被要求提供共誓人，却没有能带着共誓人出现在法官面前，将会“根据事实本身”（ipso facto）被宣告为不名誉之人。从一宗案件的记载来看，须有12名共誓人才能推翻指控方的一家之言。[Herb. de Fulstin Statut. Reg. Poloniæ. Samoscii,1597, pp.186-88, 465.]在南部的斯拉夫人当中，这种习惯同样延续至相对较晚近的时期。斯拉沃尼亚总督赫尔曼（Hermann, Ban of Slavonia）斯拉沃尼亚（南斯拉夫北部一地区名），其中世纪时的统治者由国王指定，被称为“斯拉沃尼亚总督”（Ban of Slavonia）。此处指采列伯爵赫尔曼二世（Hermann II, Count of Celje，约1361—1465年），兼任斯拉沃尼亚总督（1423—1465年）。在1416年下达的命令中规定，任何被控无视法令、拒不执行罪犯放逐令的贵族，必须由5名同伴作为共誓人方能摆脱指控，否则将面临20马克的罚款。[Bassani de Sacchi Jura Regni Croatiæ, Dalmatiæ et Sclavoniæ. Zagrabiæ,1862, Pt.I. p.182.]

然而，英格兰人对既定形式和习惯法的完全遵从，使得这一野蛮陋俗名义上得以苟延残喘，相对于其他民族的法典，它在普通法中消失得更晚。根据在13世纪时布莱克顿的说法，因合同、买卖、捐赠等事由提出的所有诉讼，如无确凿证据，而原告带着他的“原告证人”（secta）出庭，被告就必须按照2 ∶ 1的数量比例提供相应的共誓人，对证据的权衡显然是以数量而非质量为标准。[Et sic major præsumptio vincit minorem. Si autem querens probationem habuerit, sicut instrumenta et chartas sigillatas, contra hujusmodi probationes non erit defensio per legem. Sed si in instrumento contradicatur, fides instrumenti probabitur per patriam et per testes. Bracton. Lib. IV. Tract, vi. cap.18, §6.]由上下文可以看出，所谓的原告证人无非就是愿意和他一同发誓的亲友，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证人。不过，大约25年之后的《弗莱塔》一书中，对证人使用了同样的术语，并且规定债务诉讼中的被告需要提供的共誓人数是原告证人人数的两倍[Fleta, Lib. II. c. lxiii. § 10.]，如此一来，就为谎言和伪证设置了高额费用。尽管如此，那些赴伦敦的法院或国会出庭的贵族缙绅们，依然被努力向他们讨债的市民弄得不堪其扰。于是，在1363年，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1312—1377年），英国国王，著名昏君爱德华二世和法兰西的伊莎贝拉之子，1327—1377年在位，被认为是颇有作为的君王，英法百年战争中的重要人物。废除了布莱克顿拟定的这套规则，规定无论债权人提供怎样的书面证据，只要债务人能提供足够的共誓人即可逍遥法外，而债权人只能另寻其他救济方式，这使贵族们如释重负。[38 Edw. III. St. I. cap. V.（Statutes at Large I.319. Ed. 1769.）]这一规则具有毋庸置疑的偏向性，倒向封建社会中有权势的一方，正是该制度得以存续的原因。编纂于16世纪早期的《英格兰法律条款释义》（Les Termes de la Ley）《英格兰法律条款释义》，又译为《盎格鲁法律词汇解释》（拉丁文为Expositiones terminorum legum Angliae，法文名为Les Termes de la Ley），由英国法学家约翰 · 拉斯特尔（John Rastell）所编著的法律词典，全书原本用法文和拉丁文写成，后来有了英文译本。此书旨在帮助当时法律专业的青年学生理解晦涩难懂的法学术语。，把“为提出法律主张，根据法庭的要求，必须有6、8或12名邻人与其共誓”作为一项现行有效的做法来记载；而1596年的条文（38 Eliz.3,5）显示，这样的做法在债务诉讼中依然适用。[Jacob's Review of the Statutes, 2d Ed., London,1715, p.532.]斯戴尔（Style）威廉·斯戴尔（William Style,1603—1679年），英国律师和法学家。发表于1657年的作品《实用记录》（Practical Register）中，同样描述了这一程序，可是对“举手宣誓”（jurare manu）这一传统表达的荒谬误用，显示出与其说这是通常适用的法律程序，不如说是古代法学的遗迹；并且确实，作者明确指出这种做法已经“因人性的邪恶而遭滥用，法律必须另谋他策方能为国家声张正义”。这样的法律未被改变，记载中有一宗发生于1708年的“甘那案”（Gunner's case）, “当被告准备好履行法定义务时，原告却自动撤诉”。[出处同上。]雅各布（Jacob）吉尔斯·雅各布（Giles Jacob,1686—1744年），英国法学家。在他稍晚发表的《法条评论》（Review of the Statute）一书中，也依然将其视为现行司法程序中的一部分。当誓言断讼法被限于简单的债务纠纷中时，精明的律师们千方百计地通过提起“类案侵害之诉”（trespass upon the case）类案侵害之诉（trespass upon the case，也译为间接侵害之诉），这是英美法系令状制度的内容之一，指的是侵权行为中的施害者并未直接使用强制力或采取行动，但按当时的情形来看依然构成非法侵害的情况。在今天，它仍有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意义。比如，网络侵权案件中，实施具体侵权行为的网络用户是直接侵权人，而网络服务提供商虽未实施具体的侵权行为，却提供了该网络服务并始终控制该网络的使用情况，尤其是在被害人通知了网络服务提供商而未得到应有反馈的情况下，网络服务提供商则类似于间接侵权人，是侵权行为发生损害结果的必要条件。当然，立法上可能不会使用这样一个名词。参见杨明《〈侵权责任法〉第36条释义及其展开》，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第123页。以及其他要求陪审团干预的间接形式，来避免其适用。但是1792年伯恩（Burn）理查德·伯恩（Richard Burn,1709—1785），英国法学家，《法律词典》（Law Dictionary）出版于他死后的1792年。在都柏林出版的《法律词典》（Law Dictionary）一书中，则表示这整个程序及其形式将继续存在。在1799年的一个案例中，被告通过提供共誓人并“一个个举起右手，放在《圣经》上发誓说，他们相信被告誓言为真”，从而成功逃避了债务。法院努力制止这种闹剧的发生，但是法律就是法律，理性有时只能低头认命。即使如此，也未能引发变革。在1824年的“金诉威廉姆斯”（King v. Williams,2 Barnewell&Cresswell,528）一案中，一位不走运的律师为了缺乏证人证言的客户，使得已被遗忘的恶法死灰复燃，他要求法院指定参与辩护的共誓人的人数，但法院并不帮忙，欲使原告为任何可能发生的错误获利。于是，威廉姆斯纠集了11名共誓人随他出庭，当原告意识到多说无益时，便嫌恶地放弃了这场诉讼。[这里的部分参考资料，要归功于1827年3月伦敦的《法学家》（Jurist）上的一篇文章，作者将宣誓断讼法作为证明“嫉恨在心和因循守旧将我们的法典变成了博物馆里的老古董和法学奇闻”的证据。]即便如此，对旧俗的崇敬之心还是推迟了势在必行的革新，直到1833年，这种法律上的赌博才被相关条文（3 and 4 William IV., c. 42, s. 13）正式废除。[Wharton's Law Lexicon,2d ed., p.758.]

严格地说，誓言断讼法在这个国家可能依然被保存着。1712年，南卡罗来纳州殖民地的一项法案列举了在那里依然有效的英格兰法，特别是对这种辩护模式的规定，而且据我所知他们此时尚未正式将其废止。[Cooper's Statutes at Large of South Carolina, Columbia,1837, II.403.]在1811年，马里兰州大法官吉尔蒂（Kilty）把这种宣誓断讼法描述为已被完全弃用，因此他避免了在诉讼中采用这种模式的可能，但是他显然将其视为一种当时尚未被明文废除的规定。[Kilty's Report on English Statutes, Annapolis, 1811, p.140.]

尽管人们的共识逐渐将这种做法剔除出世俗的法庭，可是教会的因循守旧却令其在教会的怀抱中一息尚存。从上文中我们已经看到，大约在13世纪初，英诺森三世将誓词的形式从无条件的事实确认，改为仅对被告的无辜表示信任。这种改变旋即成了宗教案件的标准模式，很可能是在对阿尔比派教徒（Albigensian）阿尔比派教徒（Albigensian），约1202—1250年盛行于法国阿尔比的基督教派别，13世纪被作为异教徒，遭到镇压和迫害。的迫害活动中，早期宗教裁判所规定所有案件均必须提供共誓人来协助，这些异教嫌疑人可以轻易摆脱指控。[Ego talis juro... me firmiter credere quod talis non fuit Insabbatus, Valdensis, vel pauperum de Lugduno...et credo firmiter eum in hoc jurasse verum. —Doctrina de modo procedendi contra Hæreticos.（Martene, Thesaur. T. V. p. 1801.）]而这毫无疑问就是英诺森三世和格里高利九世（Gregory IX）格里高利九世（Gregory IX），天主教会权势在西欧登峰造极时期的罗马教皇，1227—1241年在位，是另一位教皇英诺森三世的侄子。坚持格里高利七世（参见前文第63页注1）的思想，积极干预欧洲政局，对试图控制意大利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处以革除教籍的绝罚。他倡导十字军东征，并设立了宗教裁判所，审判和惩罚所谓异端。同时，他也是一位神学家和教育的支持者，授予了母校之一的巴黎大学“治外法权”。所提到的“一致共誓脱罪”，有信奉异教之嫌的人们就是靠它来免受刑罚的。[Cone. Lateran. IV. can. iii.—Decret. Gregor. P. P. IX.（Harduin. VII, 163）.]然而，狂热的宗教判官们几乎没怎么在意这些让受迫害者有机会逃脱的法律形式。这与马尔堡的康拉德（Conrad of Marburg）马尔堡的康拉德（Conrad of Marburg，或写作Konrad von Marburg，约1180—1233年），一位德籍宗教裁判官，以残暴著称，屠杀了大量的阿尔比派教徒。脱不了干系，18年间，他在德意志散布着恐怖和荒凉，对已经招供的嫌犯，他施以酷刑折磨以及教会所规定的可怕的赎罪苦修，但是如果被告否认自己有罪，就会立刻被送上火刑柱。然而，康拉德的暴行，以及他对身居高位者有失分寸的攻击，最终引发了强烈反抗，共誓程序用一种令人瞩目的方式证明了其正确性。在1233年国王亨利七世（Henry VII）亨利七世（Henry VII），指德意志和西西里国王亨利七世（Henry VII, King of Germany,1211—1242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之子。举行美因茨帝国会议（Diet of Mainz）美因茨（Mainz），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首府和最大城市，它位于莱茵河左岸。在神圣罗马帝国时期，是七大选帝侯之一的美因茨大主教驻地。时，康拉德贸然指控并企图将火苗引向塞恩伯爵（Count of Seyne），而此公是朝廷重臣。国王和贵族们立刻群起为其辩护，康拉德的审判过程被庄严地宣布为非法。在离开美因茨的路上，满腹怨恨的康拉德遇刺身亡。而在次年的法兰克福帝国会议（Diet of Frankfort）上，被指控犯有异端罪行的塞恩伯爵和另一位被告人索尔姆斯伯爵（the Count of Solms），极其强势地提供了一长串的共誓人名单，其中包括8名主教、12名西多会修道院长、12名方济会和3名多明我会的修士，以及大量本笃会西多会（Cistercian）、方济会（Franciscan）、多明我会（Dominican）和本笃会（Benedictine）均为当时影响甚大、公认为名门正派而非异端的天主教修会。修道院长、教士和世俗贵族，洗清了对他们的指控。[Trithem. Chron. Hirsaug. ann.1233. —Hartzheim Conc. Germ. III. 542-50.]德意志终于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并为推翻了压迫者而普天同庆。

就这样，宗教裁判所建立之初，便引入共誓制度作为其基石，它被这个可怖的审判组织一直维系到最后。“我们神圣的教会母亲，”生活在16世纪的作家兼巴达霍斯（Badajos）巴达霍斯（拼作Badajos或Badajoz），今西班牙西南部城市，位于葡萄牙边界附近的瓜迪亚纳河岸边，古时为一处要塞。的主教西曼卡斯（Simancas）写道，“绝对不能容忍异端的嫌疑，因而寻求各种救济手段去拯救嫌疑者。有时，她强迫他们自己发誓弃绝异端或洗脱罪责；有时她通过酷刑引出真相，并且她常常使用极为残酷的惩罚对他们加以逼迫。”因此，只要任何人的正统性受到怀疑，而他又不愿澄清自己，依法官指令，就会被判为异端。根据世俗法，他有一年的缓刑期，但是按照教廷的法律，他必须立刻接受惩罚。[Jacob. Simancæ de Cathol. Instit. Tit, lvi. No.3,4（Romæ,1575）.]

根据宗教裁判所的规则，依教规洗脱罪名的做法，用于有公开报告质疑一个人而又没有任何确凿证据指证的时候。共誓人的数量由法官裁度，他有权决定缺少一个、两个或是更多共誓人即告罪名成立。共誓人应是与被告同等地位的人；尽管被告有权决定人选，但是他们必须品行良好、信仰正统才有做共誓人的资格，这实际上就将提名权交在了官员们手中——连检察官的惯例性指控本身，都被认为足以构成嫌疑，作为审判的前提条件。然而，嫌疑越大，需要的共誓人数量就越大。

当被告确定人选并为法官所接受之后，这些人会受到传唤，并且每一位都会被宗教裁判官分别单独审查，审查他们与被告相识的情况——显而易见地，通过此一过程，这个神圣机构的阴森恐怖可能轻易使得他们极其不愿意做被告的担保人。然后他们会再度被集合起来；被告被带入法庭，宣读控诉状后，他发誓否认指控。接着，每一个共誓人都会分别发誓，保证自己信任被告的否定性誓言——并且根据他们对被告诚实性的确认，法庭会作出判决，不是宣告无罪，就是定罪量刑。

共誓程序经过极其精巧的调试，最大程度地降低了无罪判决的概率，或者说将案件结果托付给判官们的意愿。套用前面那位民法和教会法博士的话，这种做法盲目、虚伪而且风险极大。[Simancæ, loc. cit. No.31.—Villadiego, Fuero Juzgo, p.318 b.（Madrid，1600.）——这两位权威都将其描述为“脆弱而危险，盲目且虚伪”。]事实上很容易理解，任何落入宗教裁判所魔掌的人，要想找6、10或者12人，愿意拿他们的身家性命冒险、站出来支持他，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由宗教裁判所散布到四面八方、所有阶层中的那种惶惶不安的气氛，以及害怕被当作异端的共谋者、被指控和逮捕的那种人人自危的心态，在西曼卡斯批驳这种审判模式时，都被下意识地描绘了一番，他发现：“当下人们的道德如此败坏，基督徒的慈悲为怀变得如此冷酷无情，以至于几乎找不到一个人愿意站出来证明邻人的清白，也没有人不会轻易相信其最坏的一面或者不对他疑虑重重。在只要共誓人表示他们不了解或者对被告的无辜性有疑问就足以给被告定罪的情况下，共誓人知道被告人必然深受当局怀疑，他们之中又怎会有人能够毫无疑虑地完全相信被告？”因为这些理由，他表示，那些摩尔人和犹太人族群绝不应适用这样的程序，因为这程序必然对他们不利，而且逼他们用此法自行洗脱罪名，就等于直接将他们送上了火刑架。[Simancæ, loc. cit. No.12.]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在西曼卡斯的时代，就“用这种方法脱罪，是否就足以获得无罪判决”这一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许多宗教裁判官确实遵循了古老的做法，认为被告如果拒不招认，就应当先被大刑伺候；如果他安然熬过这些，就必须发誓弃绝这些他从未被证明的罪行，之后再交由法官裁量施以何等刑罚。[Simancæ, loc. cit. No.17.]如此不公正的行为却日复一日地发生，简直不可思议，而西曼卡斯则感到自己有义务进行一场深刻的讨论来证明这种方式的不当性。

在那些尚未被宗教裁判所污染、人们之间的同情心尚未被完全毁灭的国度，这种无罪辩护程序也是可能发生的。譬如，在1527年亨利八世统治时期，对宗教改革者进行的一场早期迫害中，尽管不少人被定罪，其中两名妇女——玛格丽特·考布里奇（Margaret Cowbridge）和玛格莉·鲍佳斯（Margery Bowgas），虽有数位证人明确指证她们，仍被允许用共誓来自证清白。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案件的共誓人中，有一部分同样是女性。[Strype's Ecclesiastical Memorials, I.87.]

在常规宗教法庭上，这种做法依然在延续。在康斯坦茨会议（Council of Constance）时，尽管改革的努力徒劳无功，但备下了一份深思熟虑的纪律法典，提议严厉管制四处泛滥的买卖圣职的恶行。为了防止兜售圣职俸禄，它规定凡犯此戒者一概剥夺晋升机会，鉴于这种交易往往秘密进行，它还规定只要一份普通的报告就足以为其定罪；不过，它又通过允许被告依教规自证无罪，从而将以上规定无效化。[Reformator. Constant. Decretal. Lib. v. Tit. ii. cap. I, 3.（Von der Hardt, Tom. I. P. XII. pp.739,742.）]将近两个世纪之后，朗切洛蒂（Lancelotti）卓·帕·朗切洛蒂（G.P.Lancelotti）1598年出版的《宗规法纲要》（Institutiones juris canonici），曾作为附录编入《宗规法大全》。提到共誓时，把它作为证据不足的疑难案件的唯一辩护方式。[Institut. Jur. Canon. Lib. IV. Tit. ii. §2.]这不仅适用于神职人员之间，而且同样适用于教会管辖之下的世俗事务。格瑞兰杜斯（Grillandus）保卢斯·格瑞兰杜斯（Paolus Grillandus，也译作“保罗·格瑞兰迪俄斯”）,16世纪时的一位宗教审判官。在1530年提到了宣告婚姻无效程序中须有6名亲属作为共誓人的习惯做法，而且提到他本人亲见的一个案例，一位妇女根据教会法对此类案件的规定，采用了这样的程序，成功地与被巫术弄得阳痿的丈夫离了婚。[P. Grillandi Tract. de Sortileg. Qu. 6, No. 14; Qu.3, No.36.—Decret. II. caus. xxx. q. I, can.2.—Extra, Lib. IV. Tit. xv. can.7.]上个世纪中几个修会的修士们之间的争议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解决的。[Du Cange, loc. cit.]

在英格兰，英国国教圣公会在克兰默（Cranmer）克兰默（Cranmer），指托马斯·克兰默（Thomas Cranmer，也译作“托马斯·克兰麦”,1489—1556年），英国著名教士，英国改革教会的首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他对英国教会的教义、教规和仪式等方面的改革，为英国国教奠定了基础。英王亨利八世为迎娶安妮·博林，与其原配阿拉贡的凯瑟琳王后离婚。克兰默通过解读教义支持亨利八世离婚，由此备受重用。多年之后，克兰默被凯瑟琳的女儿史称“血腥玛丽”的玛丽一世处死。手中最终脱胎成型之后，在爱德华六世（Edward VI）爱德华六世（Edward VI,1537—1553年），亨利八世之子，英格兰和爱尔兰国王，1547—1553年在位，去世时年仅16岁。统治时期，这种习惯在小心翼翼编纂而成的教会法中出现，却因国王意外英年早逝而未被正式采用。根据这部法律的规定，一个仅依推测、没有充足证据而被指控的人，若要摆脱指控，须提供4名相同阶层的共誓人一同起誓，他们要像英诺森三世的教令集所规定的那样，发誓相信被告是无辜的。[Burnet, Reformation, Vol. II. p.199（Ed.16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