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播报员的头条新闻是有关那艘沉船，我的心开始一阵狂跳。可出现的画面不是那静静的海面，是当地的一个警察，还有个手里抱着小孩的女人在接受采访。他们站在那里谈话，背景是波涛翻滚的大海。

这条新闻结束时，我听到了屋里父亲在说话，然后是笑声。羞惭的感觉立刻传遍全身，它是那样的强烈，让我无法思考。仿佛我整个内心变为一片苍白。儿童时期里突如其来的这种羞愧感，其力量的强大，唯有内心深处极度的恐惧能与之比较，还有突如其来的一种愤怒。那时候，所有这三种感觉的共同点是，我整个的自己像是被抹掉，成为了零。当然这一切只是情绪使然。于是我转身走回自己的房间，一路漠然无视。我知道楼梯那儿的窗户一定黯黑无比，上面映照出过道的画面，我知道英韦的卧室门一定关上了，就像爸爸妈妈的卧室以及浴室的门都关上了一样。我知道妈妈的钥匙串一定还放在电话桌上，就像寓言里一个卧着的小野兽，皮革的脑袋，紧紧挤在一处的铁腿。我知道高及膝部、插着干花的陶瓷花瓶，枯叶一定洒落在了近旁的地板上，好像与这墙到墙的化纤质地的地毯毫无关联。但我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也什么都没想。我走进房间，躺在床上关掉了灯。当黑暗攫住我时，我往里深深地吸着气，开始微微颤抖，同时肚腹的肌肉一阵紧缩，口中挤压出一阵呜咽，声音很大，我不得不用柔软的枕头将它们止住。枕头很快就浸湿了。这办法真管用，就像人感到恶心，最后一下呕吐出来后的那种感觉。泪水止住后的好长时间，我还躺在那里，低声哽咽。哭泣真不是件坏事。同时它也好在把这一切做了个了断。我平躺在床上，把头枕在一只胳膊上，闭上眼睡去。

当我坐在这里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三十年。在面前的玻璃窗上我看到了映照出的我的面容。除了眼睛还闪着光亮，其余部分因微弱的反光显得暗无光彩，左面整个脸部处在阴影中。两道深皱纹爬过前额，两边脸颊上各刻下一道深纹，纹路暗黑。当这双眼睛严肃地凝视，嘴角微微向下，让人不得不联想，这张脸阴郁时又该会是怎样。

在这张脸上刻印下了些什么呢？

今天是2008年2月27日。时钟正指23点43分。作者我，卡尔·奥韦·克瑙斯高出生于1968年12月，在写作的此时此刻三十九岁。我有三个孩子，万妮娅、海蒂和约翰，第二次婚姻的妻子琳达·博斯特伦。他们四个人都各自在我身边的屋里睡觉，这是在马尔默的一所公寓里，我们已经在这里住了一年半。除了与万妮娅和海蒂在幼儿园的小朋友的家长有联系外，我们不认识任何人。不惦记谁，也没有什么社会交往，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我绝不会说出真实想法，绝不会表示个人意见，总是紧紧跟随和贴近大家热议的话题，假装表示对他们的话感兴趣，只有喝酒的时候是例外。酒一旦进肚，我就会反其道而行之，而且通常走得很远。酒醒之后的那种极度恐惧，只是随年头而加剧，现在可持续有几周之久。当我饮酒时，我也发生短期失忆，对自我的行为举止完全失控，最经常的是情绪低落、愚蠢犯傻，也有在失态中的危险举动。因此我戒酒了。我不愿意其他人接触我，不想其他人见我，结果便是：没人接触我，没人见我。这就是一定会在这张脸上读到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它变得如此僵硬，好像戴着一副面具，每当我碰巧在临街的窗户里看到这张脸，几乎不可能把它跟自己联系在一起。

脸上唯一没有变化的是眼睛。在你出生的那一天和你死去的那一天，它们同样清澈。里面很可能布满血丝，很可能膜质晦涩，但眼内的光泽依旧。在伦敦时我看到过这样一幅画，每次看到它我都同样地被深深打动。那是伦勃朗晚年的一幅自画像。伦勃朗晚期作品通常带有极为粗砺的笔触，撇除所有枝节，强化瞬间印象，光彩夺目，神圣庄严，艺术成就无人可及——或许荷尔德林[1]晚年的诗作尚可比拟，他们二者之间无从比较难分高下。因为荷尔德林的光芒是在文字上体现，那份飘逸、神秘。伦勃朗的光芒流露在色彩里，质朴，带有金属感和实体感。但挂在伦敦国家博物馆里的这幅画的技法，恰恰更偏向古典现实主义，与现实生活接近，更贴近伦勃朗年轻时代的表现手法。但这幅画让人看到的是衰老。这就是老年。面部所有的细节一览无余，让人读到岁月在上面留下的印痕。这一张脸上皱纹密布，皮肉松弛，有时光走过的残迹。但他的双目清澈，这不是年轻人的眼睛，它们属于另一个时间。仿佛是另一个人，从脸上的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在注视着我们。要接近这另一个人的心灵实属不易。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关于伦勃朗个人的，他的嗜好与恶习，他身体的气味和响动，他的声音和语言，他的思想和看法，他行走的方式，他身体上的瑕疵和缺陷，所有的这一切，将他和其他人区别开来，然而这一切都已消失殆尽。这是四百多年前的一幅画，伦勃朗在作画的同一年去世，看着伦勃朗亲手画下的这幅肖像，栩栩如生如一个能呼吸的生灵，每天早上他醒来之后，立刻陷进思索，但不是他自己的思索，立刻进入情感，但不是他自己的情感，每晚入睡之后便一切皆忘，一切抛诸脑后，岂不乐乎。一个跨越时间的人，眼里的光泽是不会消失的。这幅画同伦勃朗其他晚期作品的区别，是在看人和被人看之间。这就是说，在这幅画里他自己看人，同时也被人所看。这种奇特只有在巴洛克的艺术风格里才具备——画里有画，剧中有剧，场景精心布置，所有东西相互依存。手工的精湛技艺又将其水准推向最高峰，到达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地，如此完美的绘画是可能有的。它存在于我们这个时代，它将供我们观赏。

这天晚上万妮娅出生了，她躺在那儿瞅着我们看了好几个小时。她的眼睛像两盏黑色的灯笼，身体血糊糊的，长长的头发粘贴在头皮上，当活动的时候，是一种爬行动物般缓慢的蠕动。她伏在琳达的肚腹上看着我们，好像是从树林里望着我们。我们无法将视线从她身上挪开。从她身上看到的究竟是什么呢？安静，严肃，深不可测。我伸出舌头来，有一分钟那么久，于是她也伸出舌头。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对未来如此地充满信心，就像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快乐一样。现在她四岁了，一切也都发生了变化。她的眼睛机灵警觉，瞬间会从满心高兴变成满心妒忌，从极度愤怒转而极为伤心，她已经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过于狡黠，可以蛮横到肆无忌惮的地步，甚至让我终于失去耐心。我可能站起来向她一阵怒吼，或者抓住她使劲摇晃直到她哼哼唧唧地哭泣。但她常常只是笑。上一次这样的时候，我气得不行，使劲摇晃她，而她只是笑，大笑。我忽然慌了神，立刻想到要去摸摸她的胸膛。

她的心脏跳动着。啊，我的天，它跳动着。

这是2008年3月4日。早上还差几分八点。我坐在书房里，周围满满的书籍从地板堆到了天花板。听着瑞典林子乐队（Dungen）的音乐，一边思考着我写下的东西以及如何再往下走。琳达和约翰躺在旁边的屋里睡觉，万妮娅和海蒂在幼儿园，是我在半小时前送去的。户外高大的希尔顿饭店还驻留在阴影里，饭店正面的三面玻璃竖井电梯一直上上下下。饭店旁边是一幢红色的砖结构房子，可从所有的柱子构架与拱形门洞判断，这一定是19世纪末期或20世纪初期的建筑物。从那儿再往前去，晨曦的朦胧之中显露出了治安官公园的一角，树枝光秃，草地青青，尽头处一幢70年代的灰砖房挡住了视线，不情愿地将视线从那儿调开朝上望去，这是好几个星期以来第一次出现的蔚蓝晴空。

在这里居住一年半以后，我熟悉窗外的景色，这是日复一日积攒的印象，但我与它们并不相干。这里我看见的东西没有一样对我有意义。或许我寻觅的正是这个，因为在这种与我无关的环境确实是有意义的。我喜欢这点，或许甚至我需要这样，不过并没有有意识地选择去这么做。六年前我在卑尔根写作，虽然没想过要在那个城市过一辈子，但我既没有计划要离开那个国家，也没计划要离开那时与我成婚的妻子。相反，我们想到未来将会有孩子，或许搬到奥斯陆去，在那里我要写更多的小说，她可以继续在电视和电台工作。但我们说及的未来，实际上只不过是我们当时生活往后的一种延续，每天固定的生活计划，同朋友与认识的人共进晚餐，外出旅游，去看望自家父母和对方的父母，还加上我们想到要小孩，但没有什么特别的。而事情却发生了。突然有一天我到斯德哥尔摩去了，原只打算待几个星期的，出乎预料地，这便成了我的一生。不仅是改换了城市和国家，也改变了所有的人。很奇怪我这么做了，而更加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我几乎没想过要这么做。我怎么来到的这里？为什么会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