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谷，这是我和我的许多文学同辈人的命运。
其实，每个人都有走进命运低谷的时候，从八字来说，运交华盖是常事，流年不利是难免的。在诗人眼里，叫作“月有阴晴圆缺”。老百姓的话，叫作“人有旦夕祸福”。但浮沉跌宕的幅度，达到碧落黄泉的地步，而谷底是无止境地延伸下去，永远走不到头，好像也只有我和我的同辈人，才能享受到这种时代的“宠遇”了。有的人，永远走不出低谷，固然是悲剧；最后走出低谷的人，难道就是喜剧么？我看也未必。
因为，无论怎样豁达，人的生命总是有限的，是陪不起从事这种残酷的游戏的。想到这些一生中最好的岁月，就这样虚度过去，不大容易笑得起来。
我的名字，是我的外祖父起的。这个名字中的一个“文”字，后来，应验了我的一辈子，我越来越觉得其不可取了，中国人讲究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也就只好将就了。
那是一位捧着水烟袋，在农村里教私塾的老先生煞费苦心拟就的。我的外祖父为我起的其他名字，绝不表明他预见到我将来会以写小说谋生糊口，但是，在他心目中，这个“文”字，是个挺好的字眼。
其实，大谬而特谬矣！在中国，自从仓颉造字以来，文和文人，走运者并不多的。
那是一九三〇年，上海。
我出生的日期为农历的八月二十四。
那一年是民国十九年，我的原籍江苏盐城，洪水泛滥，水深数丈，累月不下，淹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鬼子进入上海租界，我因逃难回到老家，乡亲父老回忆起我出生那年的这场水灾，仍谈“洪”色变。
那是块穷地方，至今犹是。即使不发生灾荒的话，也未见得丰衣足食，更何况天灾人祸，便跑到上海滩来混饭吃。“江北人”被上海原住民看不起，就因为穷。而由于穷，唯有靠打工、卖苦力，从事低贱职业谋生。据说旧时上海拉黄包车的，以我家乡人为多。
我祖先拉没拉过，已湮没无考。但到我父辈这一代，也还不过是小市民一类。尽管努力以为不是，穿长衫，而不穿短打，想办法使人认为是家境不错，但骨子里，或者别人眼里，仍是小市民，是无疑的。
不过，他们都是些善良老实的小市民。善良老实，几与懦弱同义，我之缺乏一种抗争的意识，大概就是胎里带的毛病了。
我一直在研究我自己和别人身上的小市民心态。
这些特殊层面的人群，很难用经济的、阶级分析的观点来认识。大城市里的小市民，既是一股涌动的力量，也是一种可怕的惰性。每一个细胞都有逃逸出这个整体的企图，无法实现以后，也能迅速找到乐在其中的理由。会对比他强的人嫉妒得心痒难禁，也会对不如他的人，奚落耻笑而获得慰藉。这等人，永不满足又永远满足，有吞吃一头大象的欲望，而无捉拿一只耗子的决心。拜金主义和对权势的慑服，使得某一部分神经特别发达，但对庸俗、卑劣、堕落和无耻，又往往显得麻木和习以为常。一个个活得既开心，也不开心，似乎痛苦，又并不十分痛苦。
这就是我认识的那些弄堂里的芸芸众生的上海。不过，这种小市民习气，如今，并不局限于那些弄堂里。
我在那里读到了高中二年级，便考到南京去读戏剧编剧专业了。
记不起是哪位哲人说过的话了，“文学是我的理想国”，在那样一个小市民的氛围里，我并不清高，但多少希望有一些清高，于是，书籍是唯一的可以逃避现实的去处。
我感谢那时有许许多多的书，也感谢那时没有许许多多的“敬惜字纸”的劝善者，谆谆教导你应看什么书和不应看什么书。
随后，便是一九四九年。
那时，在这座国立的戏剧专科学校里，已是风雨飘摇，人心思变，根本念不下莎士比亚和易卜生了。这或许是我至今想写戏而写不了的原因，也大概是我小说中某些戏剧化弊端的根由。
文学性格和人的秉性一样，也难改。另外，一个作家应该明白你的读者的口味。
当然，这有点护短，但文无定法，何必一定要合乎什么规范呢？我觉得这样写得舒服，别人说长道短，干吗要往心里去呢？
所以，我从来不相信一个人说我作品好就好，一个人说我作品坏就坏的。写文章本来不易，还要抬头看这看那的脸色，实在太累。
南京解放后，我就到了北京的华大三部，到了随后成立的中央戏剧学院研究部。接着我调到天津铁路局文工团，一九五二年我去抗美援朝，在志愿军的一个文工团工作。
应名是创作人员，很惭愧，其实我什么也没写过。
虽然，我很想写，但在文学这条狭窄的路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并不容易。一九五四年我从朝鲜回国，到一九五七年在中国铁路总工会宣传部工作的这段期间，那也许是中国文学上的一个初醒期。
北京的春天，总是匆匆来，又匆匆去的。
我赶上这个文学春天的一个尾巴。一九五七年，我终于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我的处女作《改选》。一篇短篇小说，一篇被认作大毒草的短篇小说。过了几十年后，它被当作“重放的鲜花”。所以，我由此不大信赖对于作品的任何判断。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好和坏，作家（除去自我感觉良好者外）心里是最有数的。
说真的，事后回想五七年，命运要跟一个人开起玩笑来，那往往是相当残酷的。
一切都那么顺畅，几乎毫无周折就写出来，就发表了，而且，立刻引人注目。当然，也因此倒霉受罪，一下子为这篇小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想不到从此跌进了人生低谷，竟会度过长达二十二年之久的艰难岁月。
所以，“文”，这个字，并不总是美好的。
这二十二年，一言以蔽之，便是劳动改造。
对了解的人说这些，已无必要，对不了解的人说这些，也未必能生发出切肤之痛。虽个中滋味，非当事人也难体会。但不少同辈作家呕心沥血的努力，我是敬佩的。历史和文学的区别，大概就在于前者把痛苦挤干净了，而后者则不然，这也许就是文学的生命力所在。
我一直随着铁路新线工程部门流动，过着辗转南北，不安定的生活。也好罢，山之高、水之深、暑之热、冬之冷，加上比这一切总和还要苦痛的人间滋味，全领受个遍。
有时候，我非常后悔写那篇构祸的短篇小说。
有时候，我看到别的人并不因写什么东西而同样永劫不复，这篇小说倒是奠定我文学自信心的基石。一想到在对《改选》的咒骂声中，有一位获得过斯大林奖的资深作家，也参与了鼓噪的行列，他认准了当时的我，才二十几岁的小青年，是个文笔老道的家伙。虽然挺酸刻，但他证实了一点，我可以写作。而且，我发誓，有朝一日，我成为作家，一定要对年轻人宽容，奖掖后进这四个字不敢当，如果能给青年作家帮一点忙，绝不吝惜气力。
这也是我一九八六年接手当《小说选刊》主编的一段内心隐情。
从一九七九年开始，便是中国文学的新时期了。
这一年，我得到平反，回到中国铁路文工团任创作员，在此之后，重新拿起笔来，先写成了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但返回文坛的第一篇作品，却又是一篇短篇小说《月食》。光阴荏苒，距离《改选》，是二十二年后的事了。
嗟夫！若时光能倒转，该多好？
也许因为这时期的文学更接近文学，也许因为整整窒息了十年，甚至还要长得多的空白期过后，人们需要文学，因此我和我的同辈人的作品，如此蒙受广大读者的青睐，我也有些意外。看到自己作品的反响，当然是一种欣慰。但如果看不到其中有读者饥不择食的因素，那就是不清醒了。我常想：文学的轰动和冷落，并不完全与作品自身价值相吻合的。那引起洛阳纸贵的左思《三都赋》，现今又有几人捧读呢？人为的抬爱也好，故意的贬低也好，都无伤文学之本质。
文学就是文学，它可以一时被人这样扭过来，一时被人那样拧过去，但历史将证明，就像杜甫《戏为六绝句》中所写“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那样，最终，文学还是要循它自身规律前进的。好的，留存下来了，不好的，尘封起来，再也无人问津。
所谓好，又谈何容易？努力吧！有一条，不写那些让人感到恶心的作品，大概可以做到。所以，能写，则写，不能写，则不写。无期求，尽绵薄，若读者赏眼，大概还会写一些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