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忤为合

士贵而君贱，人重而权轻，这是中国传统的文化理想，虽然这一理想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朝代都没有完全实现过，但正是因为有了这一不灭的理想，中国黑沉沉的历史上才能显示出一丝亮光，中华民族的漫长历史才不会沉落。

我们可以从颜斶与齐宣王的争论和冲突中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

齐宣王接见颜斶，直呼其名说：“颜斶，过来！”颜斶则针锋相对地喊道：“大王，过来！”齐宣王当然很不高兴，他左右的大臣也极为不满，对颜斶说：“大王是国君，你是臣子，大王说‘颜斶，过来’，你也说‘大王，过来’，这难道合适吗？”

颜斶回答说：“我颜斶上前，是仰慕权势，大王上前，则是礼贤下士。与其让我去仰慕权势，倒不如让大王礼贤下士。”

齐宣王恼怒，面色铁青，说：“是我国君高贵，还是士人高贵？”颜斶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士人高贵，国君不高贵！”齐宣王说：“你有根据吗？”颜斶说：“当然有。从前秦国攻打齐国，曾有命令说：‘谁敢走到柳下季坟墓周围50步内去砍柴，杀无赦。’又有命令说：‘谁能斩得齐王头，封万户侯，赏黄金千镒。’如此看来，活着的君王的头颅，还抵不上死了的贤士的坟墓。”

齐宣王无言以对，愤愤不平。群臣都说：“颜斶过来，颜斶过来！大王有万乘兵车的国土，有铸千石之钟的财力，天下的仁人志士无不争相投奔，智者辩士无不前往出谋划策。东南西北无不风靡响应，各种物资无不齐备。现在像你这样的士人，不过是一介平民而已，田间耕作，徙步而行。下等的士人住穷乡僻壤，只能看守里巷，士人的地位实在是十分下贱的。”颜斶说：“不对。我听说古代大禹之时，有诸侯万户，何以有如此之多的诸侯呢？是因为他们尊重道德风尚，推崇士人的力量，因此，舜出身于田亩之中，却被推举为天子。即使到了商汤之时，诸侯也还有3000之多，而如今，称孤道寡者只有24人了。

“这就是是否尊重道德和士人而产生的不同的结果，等到诸侯逐步削弱，以至于国破家亡，即使想看守里巷，又怎能得到呢？所以，《易经》上这样说：‘处于高位而不务实际、只图虚名的人，必然奢侈傲慢，祸患也必然接踵而至。’所以，无其实而一味追求虚名的诸侯必然要被削弱；不能积德行善而只求福祉的人就必然遭到困扰；无功而窃据官位的人恐怕难免羞辱和杀身之祸。尧有9个助手，舜有7个挚友，禹有5个丞相，汤有3个贤佐，从古至今，不靠贤人辅佐帮助而能成就大业者，未有其人！不以礼贤下士为耻，不以虚心求问为辱，甚至以向地位低下的士人求教为无上的光荣，像尧、舜、禹、汤等都是。所以说：‘无形者是有形者的主宰，无绪者是事物发展的根本。’上能体察事物的本源，下能梳理事物的流变，如此圣名而又有学问的君主，怎么能有不祥的事发生呢？老子说：‘虽然尊贵，必然要立足于卑贱之中；虽然高大，必然要以低下者为基础。’所以，诸侯国君自称孤、寡、不谷，难道是因为他们本来身份低贱吗？并非如此。孤、寡本来是低贱的称谓，而侯、王、国君以此自称，岂不是自谦和对士人的尊重吗？尧传天下给舜，舜传天下给禹，周成王任用周公，世世代代称其为圣明的君主，这足以证明士人的高贵了。”

齐宣王终于被颜斶折服了，他十分客气地说：“君子怎么可以侮慢呢，我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现在听了先生的教诲，才看穿了那些小人的作为。现在，我希望您接受我为弟子，今后，颜先生与我同游共处，三牲佐餐，出门乘车，夫人及子女衣锦食玉。”

颜斶并没有答应齐宣王，而是辞谢说：“美玉生长在山里，一经雕琢就失去了本色，这并非说它不宝贵了，而是说它受到了人为的破坏；士人生长在乡间，被荐举做官之后，不是说不满意、不尊贵，而是士人再也很难保持自己的本色了。我希望回到家中，晚食以当肉，按步以当车，没有罪过，便算作富贵；清静地生活，便是快乐。对进言者操生杀大权的人是大王，敢于直言进谏的人是我颜斶。话都说完了，请大王让我慢慢地走回我的故乡。”说完再拜，告辞而去。

应该说，颜 是真正的智者，他回到故乡是返璞归真，终生都不会受到屈辱。

顿弱见秦王的故事也可以当做佐证。秦王想接见顿弱，顿弱竟不相见，让人转告秦王说：“我认为按君臣大义，臣子不必向君王大礼参拜。如果大王允许我这样做，我可以觐见，否则，我不见大王。”秦王答应了。

于是顿弱见秦王说：“天下有有其实而无其名的人，也有无其实而有其名的人，又有无其名也无其实的人，大王知道吗？”秦王说：“我不知道。”顿弱说：“那有其实而无其名的人，是商人。他们没有拿锄铲草的辛劳，却有粮食满仓的实利。这就是所谓‘有其实而无其名’的人。那无其实而有其名人的，是农夫。他们从大地化冻就开始耕作，在烈日下耕作，却无粮食的实利，这就是有‘其名而无其实’的人。而那既无其名又无其实的人，就是大王您自己啊！您已经是万乘之主，却没有得到孝顺母亲的名声；虽然用千里的封地给母亲，却没有实际的孝心。”

见秦王面有不悦，顿弱接着又说：“崤山以东互相争战的国家有6个，大王的威势不能加于山东各国，却加之于自己的母亲。我认为大王的这种做法是不足取的。”秦王说：“山东各诸侯国是我能够兼并的吗？”顿弱说：“韩国是天下的咽喉要地，魏国是天下的胸腹之地。大王可以给我千金黄金，任凭我到韩、魏两国去，把他们的将相之才都搜罗到秦国来，这样就会让韩、魏向秦国称臣了。”秦王说：“我的国家太穷，恐怕不能给你这么多钱吧。”顿弱说：“天下是必定要发生战争的，只要发生战争，不是实行合纵就是实行连横。如果连横成功，那么秦国就会称帝。如果合纵成功，那么楚国就会称霸。要是秦王称帝，就能让天下的人恭恭敬敬地侍奉，如果楚王称霸，即使大王有再多的金钱，也不能为您个人所专有了。”

秦王说：“对，您说得有道理。”于是，秦王给他万金，派他去游说韩国和魏国，把两国的人才都招引到了秦国，再游说燕国和赵国，用反间计杀掉了大将李牧，三国服从秦国，最后连齐国都向秦国朝拜。这是顿弱游说秦王的结果。

有时温言相劝、循循善诱并不一定能给固执的君王留下深刻的印象，只有给他一点“恶性刺激”，他才会猛醒，也才会对你产生深刻的印象，进而接受你的建议。顿弱采取的就是这种办法。

未见秦王之前，顿弱就给他来了个下马威，等见了秦王之后，他又步步紧逼，简直是指着秦王的鼻子痛骂。最后以利害相要挟，才使得秦王屈服。不过，这种办法有一定的风险。在“得一士而国兴，失一士而国亡”的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办法还是可以偶尔用一用的，因为这时的诸侯不得不用士人，到了大一统的时期，恐怕就不行了。因此，谋智之智在于与世推移，不可墨守成规。

也许，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是士人最为自由的时期，此时的士人既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也可以自由地择主而事，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可以睥睨王侯，甚至以帝王师自居，正是他们创造的这一传统，对封建政统不断地起到了积极的矫正作用，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保证。

——见《国策·齐策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