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李治安

数千年来，儒家礼制的内容及范式主要涵盖吉、凶、军、宾、嘉五礼。然而，蒙古族建立的元王朝偏偏对五礼“皆以国俗行之，惟祭祀稍稽诸古”(1)。就是说，蒙元王朝在凶、军、宾、嘉四礼方面一概自行其是，固守草原游牧旧俗，唯在兼具政治性与宗教性的吉礼祭祀方面杂糅蒙汉且部分参用传统古礼。正因为如此，明初史官基于儒家礼教撰修《元史》之际，不书凶、军、宾、嘉四礼而唯书《祭祀志》。揆以《礼记》“礼有五经，莫重于祭”(2)之说，这样做也勉强讲得通。实际上，作为官方设定或认可的元代国家祭祀，颇异于汉地传统王朝。由于蒙汉二元之间冲突、调适和国家权力、意识形态的相应贯彻，元代国家祭祀的政治文化时代属性相当突出。在这个意义上，元代国家祭祀不仅仅是历代礼制的延伸和组成部分，更是元代杂糅蒙汉政治文化的典型体现。这无疑增重了探研元代国家祭祀的价值与意义。

近二三十年，随着蒙元史研究的不断发展，祭祀问题引起了中外元史学者们的较多关注，一些相关论著陆续面世。马晓林《混一礼俗：元代国家祭祀研究》钩稽群书，博采中外，蒐集征引中文、波斯文等史籍文献和中、英、德、俄、日等国学者论著近千种，分别就祭天、祭祖、国俗旧礼、岳镇海渎、天下通祀五大方面开展深入系统的论述。该书对诸多纷纭驳杂的文献记载加以详细考订，对前人的某些论说提出商榷意见，对以往被忽略或有悬疑的地方予以澄清厘正，取得了一系列令人欣喜的新突破，大大丰富和深化了这一领域的认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该书堪称元代国家祭祀乃至元代政治文化研究的一部宏篇力作。

按照传统儒学的界定，国家祭祀归属于“五礼之仪”的吉礼。祭天、祭祖、国俗旧礼、岳镇海渎和天下通祀等研究，似乎容易被狭义地束缚在“礼俗”或“礼制”的窠臼内，简单地局限为历代“礼制”“礼学”链条中的一环。然而，元代情况比较特殊。由于蒙汉二元文化的冲突、调适，由于统治者权力意志的贯彻和意识形态渗透，国家祭祀又始终是元代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作者立足于祭天、祭祖、国俗旧礼、岳镇海渎和天下通祀等实证研究，又结合其本身的蒙汉杂糅实际，通篇都放置在元代政治文化的语境下展开讨论，且将元代国家祭祀始终视作观察认识元代政治文化的重要窗口。这就突破了传统“礼学”的思维定式，不仅基本符合元代实际，也充满了超凡脱俗的智慧。此种明智之举，值得称道。

蒙古人最崇尚“长生天”，祭天无疑居国家祭祀之首，同样也是该书的第一研究重点。

《元史·祭祀志·郊祀》云：

元兴朔漠，代有拜天之礼。衣冠尚质，祭器尚纯，帝后亲之，宗戚助祭。其意幽深古远，报本反始，出于自然，而非强为之也。宪宗即位之二年，秋八月八日，始以冕服拜天于日月山。其十二日，又用孔氏子孙元措言，合祭昊天后土，始大合乐，作牌位，以太祖、睿宗配享。(3)

《祭祀志》主要源自《经世大典·礼典》等，二者文字虽稍有差异，但共同处是将蒙古式祭天、郊祀和日月山祭天三者一并混入中原王朝郊祀礼制的轨道，故容易造成不应有的迷茫或误解。作者紧扣这三个问题，逐一辨析讨论，认为前者属蒙古祭天传统，郊祀属汉地王朝祭天传统，后者则体现前二者互动影响的某些交融。

作者首先廓清蒙古部以杆悬肉的旧有传统“主格黎”祭天，成吉思汗建国后转而施行皇族宗亲的洒马湩祭天，由此形成了新兴皇室的特权象征和元代最高级别的国家祭祀。还对澳大利亚学者罗亦果关于前四汗时期没有皇家拜天正式典礼的观点提出商榷。

忽必烈定都燕京开始，中原传统的郊祀逐渐进入国家祭祀领域。由于蒙汉二元传统的“天”概念之异而彼此剧烈碰撞，元朝郊祀的建立较为缓慢，直到成宗即位后，才因祷神祈福和象征皇权合法性等政治需求而逐渐形成规模，而且在蒙古文化的影响下发生不用神主、惟祀昊天、添入草原牲品酒品及宰牲方式等改造。作者这些看法是很有见地的。

元明史志率多将宪宗壬子年（1252）日月山祭天视为有元一代郊祀的滥觞，王袆还称赞：“一代礼乐之兴，肇于此矣。”(4)作者辨析各种文献的记载异同及史源，敏锐指出：日月山祭天为元代郊祀滥觞说，并非完全真实。壬子年八月蒙哥汗实际主持的是蒙古式洒马湩祭天，随后才观摩东平礼乐人员的汉地式表演。文宗朝官修国史时一定程度上偏离史实，将壬子年日月山祭天附会改写为郊祀之始，有意将蒙、汉两种祭天混而为一，亦可视作融合二元传统的一种尝试。

关于元代祭天礼俗，拉契涅夫斯基、司律思、今井秀周、罗依果、艾骛德、刘晓等虽已作较好的先期探讨，但仍显得比较零散且不够精准。作者首次将蒙古式祭天、郊祀和日月山祭天置于蒙、汉二元传统交织互动的视野下开展综合、深入的探讨，逐个考察与相互关联并重，抽丝剥茧，层层递进，终于在现有史料条件下将元代祭天问题诠释得水落石出，一清二楚，大大推进了这项学术研究。

包括火室斡耳朵烧饭祭祀、太庙室次和太庙中的“国礼”等祭祖仪式，是该书第二个研究重点。

元代烧饭祭祖最具北方民族特色，火室斡耳朵与烧饭祭祀密切相关。王国维、陈述、高荣盛等业已分别做过较详细的研究，但火室词义、流变及其与烧饭的关系等仍有待发之覆。经认真细致的考订，作者认为，火室斡耳朵的主要用场是烧饭祭祀祖先，其源头为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祭祀。世祖朝随着迁都而发展为火室制度，其后代代累积相传，到至正年间或与太庙十一室相对应。还强调十一火室斡耳朵烧饭祭祀集中体现草原文化传统，所受中原文化影响仅限于斡耳朵入宫城及烧饭园设于都市。

作者侧重蒙汉文化碰撞交融、与现实政治关系二视角，继续深入研究元世祖以降太庙室次前后五时期的变迁。指出，至元元年到十七年七室和八室，供奉术赤、察合台，系蒙古本俗对太庙制的改造，也体现成吉思汗四嫡子同为继承者或共有天下。至元十七年到成宗末，部分接受中原礼法，也速该、术赤、察合台、窝阔台、贵由、蒙哥皆祧迁，又重在凸显拖雷—忽必烈系的正统性。武宗到英宗末的先中再右后左，其尚右直接体现蒙古本俗。泰定到顺帝末的太祖居中、左昭右穆，与中原传统制度接近，但主要是因时制宜从现实政治出发，受汉地礼制的制约较少。

另一方面，作者将蒙古民族本俗“国礼”从繁复的汉文仪式中剥离出来，予以专题考察，进一步揭示太庙制所受三项作用影响。其一是简化汉礼。将宋金时期的繁缛礼仪，简化为时享、告谢、荐新三种，还废弃唐、宋、金的燔膋膟礼。其二是用“国礼”改造和扩充汉礼。新增加荐、配荐和特祭，又增添三献等，以尊“国礼”。牲品由三牲改为五牲，酒品新增马湩与葡萄酒。其三是呈现“国礼”与汉礼的重叠并置。汉式三献、饮福、祝文之外又有蒙古式割奠、抛撒茶饭和蒙古语致辞。依然保存太庙传统礼仪的主体，人员兼有蒙汉，职能共通融合，蒙汉文化在太庙祭祀中相互交融。

该祭祖研究的可贵之处有三：一是突破制度考释就事论事的藩篱，将火室斡耳朵烧饭祭祀和太庙祭祀皆置于百余年历史过程中作动态考察，着力澄清事情原委和来龙去脉，敏锐揭示上述过程中的蒙汉二元文化互动交融及原素扩容。二是运用多语种史料论著资料，助力诸多问题点的缜密考据论断（不限于祭祖，五篇皆然）。譬如广泛征引波斯文文献和英文、法文、俄文、日文论著资料的同时，积极运用拉契涅夫斯基（Paul Ratchnevsky）对《元史祭祀志·国俗旧礼》的德文注释和研究，在探讨火室斡耳朵烧饭、太庙祭祀中“国礼”之际，随时吸纳前沿成果，不断有所进取和斩获。三是运用审音勘同方法，考订火室（火失）源于突厥语qoš，义为临时帐房，还与严光大《祈请使行程记》中的“罘罳”比对，认为罘罳与蒙古语qoš的对音可勘同。由韩儒林等前辈所创立的审音勘同方法是考释蒙元史典故词汇的利器，作者下功夫研习掌握，适时运用于火室斡耳朵考订，不仅见解独到，也使整体立论更为坚实有力。

有关射草狗仪式的讨论，同样是该书的亮点之一。元代对射草狗仪式的基本史料来自《元史·祭祀志·国俗旧礼》中一段200余字的记载。首先，作者捕捉其中西镇国寺、太府监、中尚监、武备寺等建立时间及“太庙四祭国礼”记述顺帝朝事迹，考订射草狗仪式的文本纂成在顺帝至正年间。其次，条分缕析射草狗仪式源自蒙古、契丹、女真、西夏等北方民族射箭、草人、草狗、解衣脱灾习俗乃至宗教等多种因素的糅合，是元朝将多种元素融为一而创造出来的宫廷祭祀礼仪。再次，探究参加者的氏族身份。将参加仪式的“别速、札剌尔、乃蛮、忙古台、列班、塔达、珊竹、雪泥”七氏族概分为四类：原本属于蒙古的氏族、大蒙古国建立后逐渐进入蒙古共同体的氏族、混合蒙古突厥成分的氏族和元中后期进入蒙古共同体的突厥氏族。这四类氏族又呈现出由中心到边缘的圈层式结构，且随时间的推移，依次建立起蒙古认同。射草狗仪式当是元中后期建构蒙古共同体的一种手段，实际构建起元后期最广义的蒙古统治集团上层的身份边界。

一位史学前辈曾说，高明史学家不在于追逐珍本善籍，而是能够在常见史料文献中发现并解决重要问题。射草狗讨论的精彩之处，恰是作者认真发掘利用上述常见史料文字，由文本纂成时间到仪式文化因素构成，再到参加者氏族身份，钩沉索隐，精细辨析，逐层深入，丝丝入扣，又巧妙引用张帆先生关于蒙古、色目等族群由中心到边缘的圈层结构论说，最终较成功地阐释解决了一个饶有趣味且比较重要的学术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射草狗仪式的讨论，立足礼俗而又超越礼俗，升华到元中后期蒙古族共同体认同等较高层面，展开探研。这无疑是见微知著、微观洞察与宏观俯视相结合的成功手笔。

以上只是该书学术贡献中突出的部分。它如元代影堂的发展演变及功能特点揭示，《元史·祭祀志·国俗旧礼》史源和编纂时间考订，社稷祭祀中官方礼制与士人礼学实践互动的讨论，等等，也颇多进取和新意，表现出作者的睿智与深厚史学功底。该书的后两篇，研究范围又将政治核心与地方社会诸层面联系起来，考察岳镇海渎山川祭祀以及社稷、三皇、孔庙、帝师八思巴祭祀等天下通祀。对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南与北、医与儒、佛与道、文化整合等重要史学议题，做了别开生面的讨论。可谓从礼仪文化入手，又不局限于礼仪文化本身，为元史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新视角，让人看到了这一研究路径的广阔可能性，期待作者未来继续探索。

该书是以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认真修改而成的。论文答辩之际，无论校外匿名评审专家，还是蔡美彪、陈得芝、刘迎胜、姚大力、高荣盛、洪金富、刘元珠诸先辈组成的答辩委员会，都曾一致给予高度评价与肯定，对作者的激励鞭策良多。10年来，作者在撰写出版优秀著作《马可·波罗与元代中国》的同时，继续修订和锤炼博士学位论文文本，大幅度修改甚至重新撰写了其中的部分内容。还努力做到国家祭祀与马可·波罗两项研究彼此促进，相得益彰。由于作者的不懈努力，在这两领域内皆取得了一系列卓越成果，受到了国内外学者同行的普遍赞赏褒扬。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学术研究既是接力赛又是超越赛，前者意味着薪火相传、永无休止，后者则须后浪推逐前浪和新锐超越师辈。期盼作者再接再厉，争当超越赛的新锐，不断取得无愧于时代的辉煌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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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元史》卷七二《祭祀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779页。

(2)　郑玄注，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卷五七《祭统》，吕友仁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865页。

(3)　《元史》卷七二《祭祀志一》，第1781页。

(4)　王袆：《王忠文公集》卷一二《日月山祀天颂（并序）》，《金华丛书》本，第23b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