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元代亲郊背后的三重因素

将元朝与其他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王朝做比较，有助于理解元朝施行亲郊的进程。北魏于386年由拓跋珪建立，定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398年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次年亲祀南郊。(48)金朝1145年已在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建造郊坛。1150年，金海陵王以上尊号受册遣使奏告南北郊。1153年，迁都燕京（今北京），1171年，金世宗亲祀南郊。(49)清太宗皇太极1636年在沈阳初设郊祀，1644年清朝定鼎北京，清世祖立刻举行登基典礼，亲往南郊祭告天地，当年冬至亲祀南郊。(50)可以说，北魏、金、清的郊祀与其定鼎中原几乎是同步的，亲郊接踵而至，标志着统治者对中原礼乐体系的全面接受。元世祖忽必烈于1271年正式定都大都，便于1275年遣官告祭南郊，但亲郊至1330年才姗姗来迟，上距定都已近六十年。元朝亲郊的施行较北魏、金、清迟滞得多。

明朝官修礼书、史书认为元朝亲郊共四次，(51)是不准确的。元朝第一次亲郊在文宗至顺元年（1330）。(52)其后又有顺帝至正三年（1343）、至正十五年（1355）亲郊两次。(53)明朝礼书、史书之误很可能源于《庚申外史》。后者载元顺帝至正三年二月“卤簿、冕服新成，亲祀南郊”，又载十月亲祀南郊。(54)十月亲祀有《元史》可为印证。而二月亲郊既无旁证，也不合礼制。很可能是二月卤簿、冕服新成，《庚申外史》将亲郊事误植于此。总之，有元一代亲郊不是四次，而是三次。

明清学者倾向于从文化角度来解释元朝亲郊施行之晚与次数之少。(55)因为亲郊是最能昭示统治者“帝中国当行中国事”的重大事件，而元朝确实始终面临着二元文化的冲突与调和问题。如萧启庆先生考察元中期政治时所论，元中期以降诸帝虽然较忽必烈实行更多汉法，但未能从根本上转化元朝政权的性质，源自草原的制度与观念与汉地的各种制度相互抵牾，冲突不断。(56)这种思路对理解元朝亲郊也有裨益。在元朝诸帝中，文宗、顺帝的汉文化修养最佳，(57)较易接受亲郊。而且此前数十年的渐进积累，为亲郊奠定了基础。从较长时段来看，文化接触和认知的加深，促进了亲郊的实现。

然而，仅仅从文化角度理解亲郊还不够全面，还应考虑两重因素。

一方面是自然条件的阻碍。举行郊祀的冬至日，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节。宋代建立明堂，郊祀场所由露天移入室内，一定程度上为保障“三年一郊”创造了条件。(58)而元朝如同唐代一样，采取的是露天郊祀。据气候史学者研究，从14世纪开始，全球气候由暖期转入小冰期，中国这一时期平均气温也明显低于隋唐和宋代。(59)元大都（今北京）较唐长安、北宋开封、南宋杭州纬度高得多。在寒冷的冬至日参加冗长繁缛的露天郊祀仪式，想必是一项艰苦的差事。史载，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冬至，遣大臣代祀南郊，风忽大起，人多冻死。(60)这个悲剧事件提示我们，元朝皇帝走向亲郊之前必须克服自然条件的障碍。

另一方面，从具体史事来看，促使亲郊实现的最直接原因，是现实政治的考量。金子修一研究指出，自汉晋以来，亲郊就带有特殊性，只有在特别的场合才举行。(61)即使在唐代，亲郊的频度也比“三年一郊”之制低得多。(62)亲郊的出现，往往都作为传达权力合法性的仪式象征。元文宗并非元朝第一位有意亲郊的皇帝。武宗、英宗皆有亲郊计划。武宗大刀阔斧地推进郊祀制度，并决定亲郊，主要是神道设教，以期赢得广泛的政治支持。同时，武宗股肱之臣三宝奴汉文化水平颇高，(63)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由于武宗病重，亲郊未能实现。英宗是仁宗之子，武宗之侄。按照兄终弟及、叔侄相承的协定，仁宗应当传位于武宗之子。刘晓先生已经指出，违背兄终弟及、叔侄相承协定而即位的英宗，非常重视彰显皇帝尊严的皇家礼仪，希望借以宣扬自己的正统地位。(64)而且英宗即位后，颇受祖母太皇太后答己掣肘，郊祀礼仪大概也成为英宗发泄权力欲的一个排遣的出口。至治二年（1322）九月，英宗有旨议南郊祀事，大臣做了细致讨论，制定了亲祀仪注，然而当月太皇太后驾崩，南郊祀事权止。(65)次年八月英宗遇刺身亡。武宗在位四年，英宗在位三年，他们未能达成亲郊，与在位时间短暂有关系。武宗、英宗亲郊意图的出发点，主要是笼络人心、宣扬皇权，而不太能代表其文化倾向。英宗遇刺之后，武宗、仁宗的堂兄弟也孙铁木儿由漠北入继大统，即泰定帝。朝臣请求亲郊，泰定帝曰：“朕遵世祖旧制，其命大臣摄之。”(66)世祖旧制，是泰定帝施政的核心口号之一，是他宣示自身合法性的重要武器。从这个意义上说，武宗、英宗有意亲郊，泰定帝不愿亲郊，实际上都是政治策略。

即使元文宗的亲郊，也有很浓重的现实政治因素。文宗通过两都之战消灭泰定帝一系，又毒死兄长明宗，才得以即位。因此文宗上台后大力推动国家级文化事业，编纂政书《经世大典》，亲祀南郊，大赦天下，皆是皇权合法性的宣扬。亲郊在元朝并未常规化和制度化。文宗亲郊后不足两年便去世。宁宗在位月余，不及亲郊。顺帝在位三十七年，亲郊只有两次。顺帝年少登基，朝政把持在权臣手中。改元至正（1341），是顺帝铲除权臣、亲政的标志。至正三年，顺帝首次亲郊，恰合乎三年一郊之制。郊祀礼成，大赦天下，文官减资，武官升等，蠲民间田租，赐高年帛，(67)带有强烈的昭告意味。至正六年，到了三年一郊之期，尚书李絅请求亲郊，顺帝不听。(68)至正十五年，在册立太子、废立宰相、政局变动的形势之下，顺帝才再度亲郊，且明确要求“典礼从其简者行之”(69)。可见，顺帝对于繁复的郊祀仪式没有太大热情，只有在必要的现实政治背景下才施行亲郊。

总之，左右亲郊与否的三重因素是自然条件、统治者的文化修养和政治策略。寒冷的气候是一种客观的自然条件，对亲郊有一定阻碍作用。元朝统治者汉文化修养的日益提高，是实现亲郊的基础。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元朝有四位皇帝有亲郊之意，但很难说是出于对汉文化的热衷，而更像是一种政治策略。现实政治因素是元朝皇帝亲郊的直接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