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天地分合与南北郊问题的变异

天地分合之争，是唐宋以降郊祀制度中的核心问题。(30)论者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于南郊；另一派主张分祭，即冬至日祭昊天上帝于南郊，夏至日祭皇地祇于北郊。因此，天地分合与南北郊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在元朝，却逐渐演化成了两个问题。这是在蒙古神灵观念的影响下出现的独特现象。

元宪宗二年（1252）八月，日月山祭天之余，东平礼乐人员试行郊祀礼乐。《祭祀志》笼统地记载“合祭昊天后土”(31)。而《太常集礼》明载，“壬子岁，日月山祀昊天上帝，神位一”(32)。神位只有昊天上帝而无后土皇地祇。八月祀天，本就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郊祀礼。在蒙古与中原礼乐文化初步接触的背景下，神位的选择应是东平礼乐人员的权宜之策。一方面，这可能是照顾了蒙古人的神灵观念，因为蒙古人以天为最高神，地神是难以望其项背的。(33)另一方面，这与中原礼制也不完全矛盾，因为中原礼制对天地分祭合祭本来就有不同说法。

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元朝首次全面讨论制定郊祀制度。蒙古观念在其中产生了重要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朝臣讨论之后决议“惟祀昊天上帝，其方丘祭地，续议举行”(34)。表面上是搁置天地分合之争，实际上是只祭天不祭地，照应了蒙古文化观念中天、地神格地位的云壤之别。第二，不用神主。虽然元廷命大都留守司制作了昊天上帝神主，然而议者复谓：“神主，庙则有之，今祀于坛，望而祭之，非若他神无所见也。”所制神主遂不用。(35)郊祀不用神主是不符合中原制度的，这只能是受蒙古祭天礼俗影响的结果。第三，省去祖宗配侑。当时中书省臣奏：“自古汉人有天下，其祖宗皆配天享祭，臣等与平章何荣祖议，宗庙已依时祭享，今郊祀止祭天。”配位遂省。(36)从蒙古文祭祀文献和民俗调查报告来看，蒙古人祭祀天神与祭祀祖先的仪式往往是分开的，一般没有尊祖配天的概念。(37)总之，大德九年讨论了半年多而最终建立的郊祀制度是只祭昊天上帝，无皇地祇，无祖宗配享，而且不用神主，群神从祀亦未见记载。这已将郊祀制度压缩到了极简的程度，目的是与蒙古人的神祇观念和祭祀礼俗相调和。

大德十一年（1307），元成宗驾崩，经过残酷的皇位争夺，爱育黎拔力八达迎立其兄海山即位，为元武宗。作为回报，武宗立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武宗即位前常年在漠北征战，在朝中的影响力不如其弟。为了赢得最广泛的支持，武宗设立尚书省，推行“溥从宽大”的新政，(38)同时极为重视神道设教，大封群神。郊祀是武宗新政中的重要一项。(39)江西布衣曾巽申（字巽初）因上《大驾卤簿图》、《郊祀礼乐图》而得以起用，进入太常礼仪院，参与了武宗朝新定郊祀制度的讨论。(40)至大二年到三年（1309—1310），武宗先后同意了尚书省与太常礼官奏请的太祖配天、北郊方丘、群神从祀等制度。(41)武宗出于笼络中原士大夫的目的，大幅接受汉地礼制，遵循中原传统制定郊祀制度，使之成为元朝建国以来第一次制定出的一套合乎中原礼制的郊祀制度。武宗计划在至大三年冬至亲祀南郊，以太祖配，次年夏至祀北郊，以世祖配。采用中原传统的天地分祭方案，也能满足蒙古惟天独尊的观念，这样就调和了二元文化的矛盾。江浙行省受命制成北郊宫县乐。(42)然而，当年武宗病重，冬至亲祀南郊未能如愿，次年（1311）正月驾崩，夏至祀北郊也成为泡影。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甫一登基，便全面否定乃兄政治，取缔尚书省。曾巽申也解职还乡。(43)延祐元年（1314），太常寺臣请立北郊，仁宗不允，(44)标志着武宗启动的北郊计划彻底搁浅。通过建立北郊分祭天地这一方案来调和二元观念冲突的努力也宣告失败。

元武宗制定的郊祀制度，是激进性和跨越式的，主要目的在于博得中原士大夫支持。然而礼制是很复杂的问题，北郊与元朝上层统治理念并不相合，甚至与很多中原士大夫的观点相悖。(45)此外还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元朝实行两都巡幸制度，皇帝冬季居大都，夏季居上都。如果夏至日祭祀北郊，而北郊方丘建在大都，皇帝必然不能亲祀。北郊之议的搁浅，主因虽然是武仁授受的政治变局，但北郊制度本身也不能令所有人满意。因此终元一代北郊也没有施行。

元朝北郊之议搁浅后，天地分合、南北郊变成了两个问题。在没有北郊的情况下，元朝的郊祀并不总是合祭天地。郊祀按规格由低到高分为因事告祭、大臣摄祀、皇帝亲祀三种。元朝告祭、摄祀合祭天地于南郊，载于《太常集礼》郊祀神位图，(46)是符合中原礼制的。而亲祀却是惟祀昊天上帝而无后土皇地祇。(47)亲祀规格最高，更能代表最高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后土皇地祇的缺席，意味着元朝统治者仍然秉持着蒙古人天地分祭的观念。告祭、摄祀与亲祀中天地分合之不同，则是二元文化相互调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