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元代郊祀的建立

长生天与昊天上帝观念的差异，导致元朝郊祀建立的过程较为漫长曲折。蒙古统治者第一次接触郊祀，是在元宪宗蒙哥汗二年（1252，壬子年）。此年夏秋之际，蒙哥汗与诸王聚会于怯绿连河，八月八日祭天于日月山。这是漠北草原上的蒙古式祭天。八月十二日，东平世侯严氏受命组织的中原太常礼乐人员在日月山行郊祀之礼，(8)相当于蒙古式祭天之余的一种表演，其后再未被蒙哥汗召用。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以后，对郊祀礼乐的接受也很缓慢。中统二年（1261）四月，忽必烈“躬祀天于旧桓州（即元上都——引者）之西北。洒马湩以为礼，皇族之外，无得而与，皆如其初”(9)，是一次典型的蒙古式祭天。

十余年后，忽必烈采行汉法，建国号大元，兴建大都（今北京），仿中原制度制定朝仪与礼乐，接受汉语尊号。按照汉地礼制，受尊号须遣使预告天地。因此至元十二年（1275）检讨唐、宋、金旧仪，于元大都丽正门东南七里建祭台，设昊天上帝、皇地祇位二，(10)十二月十日，遣官行一献礼。(11)在当时，受尊号告郊的主要作用是宣示忽必烈统治中原的合法性，是一种收服人心的表面文章。告郊礼仪完成两天后，中书左丞相忽都带儿与内外文武百寮及缁黄耆庶请上皇帝尊号，忽必烈不许。(12)直到至元二十一年（1284）忽必烈才接受这一尊号，(13)反映出他对告郊一事并不重视。

至元十三年（1276），元朝大军进逼杭州，南宋君臣出降。统一南北成为忽必烈一生的最大武功，遂于五月一日在元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西郊祭告天地祖先，(14)“以国礼行事”(15)。据亲眼目睹其事的南宋降人记载，(16)其祭仪应该是蒙古传统的斡耳朵祭祀，(17)而非郊祀。

到元世祖朝后期，岳镇海渎、太庙、先农、风雨雷师祭祀皆已建立。王恽上《郊祀圆丘配享祖宗事状》，其用意是在太庙祭祀渐已走上正轨的前提之下，欲借尊崇祖宗之由促成郊祀的举行。(18)但这一建议未被采纳。

至元三十一年（1294）正月，元世祖驾崩。四月，成宗铁穆耳即位。中书右丞相完泽及文武百官议为忽必烈上尊谥。上谥号是汉地礼制，当请于南郊。因此，成宗始为坛于都城南七里，遣司徒兀都带、平章政事不忽木、左丞张九思请谥南郊。(19)这也可视为成宗甫一登基拉拢汉人士大夫的一种举措。

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三月，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五方帝于南郊，遣左丞相哈剌哈孙摄事，此为元朝摄祀天地之始。(20)史书未明言其具体原因。可以看到的是当时成宗患病，大都等地遭遇严重水旱灾害。此可谓天人示警。为此，在这年二、三、四月，成宗施行了大赦天下、蠲免赋税、水陆大会、多次释囚等举措。(21)遣官摄祀南郊应该也是其中一项祷神消灾之举。大德九年（1305），左丞相哈剌哈孙以“地震星变，雨泽愆期，岁比不登”之由，兼以太庙、社稷皆已有祀，终于促成了郊祀制度的全面讨论和制定。(22)这与成宗日益病重可能也有关系。

元宪宗、世祖、成宗三帝六十余年，郊祀施行的进展非常缓慢。蒙古皇室祭天自有其草原传统的“国礼”，因而对郊祀兴趣寥寥。世祖附会汉法，逐渐采行中原传统的各项祭祀，然而作为汉地传统祭祀之首的郊祀却仅草草举行过一次，制度建设付之阙如。到成宗朝，在统治中原的政治象征性需求和祷神祈福功能的促进下，郊祀制度才初具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