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时代新征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

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内生增长动力不足导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加大、安全发展形势更加紧迫，必须辩证认识、全面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坚定不移抓机遇、促发展、增实力，同时做好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充分准备。

（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的国际环境日趋严峻复杂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政治经济形势依然动荡不安，乌克兰危机长期化，巴以冲突进一步加剧了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全球经济的增长总体放缓，主要经济体延续加息进程，全球流动性收紧、利率中枢维持高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全球产业链面临的政策不确定性提升，全球范围内政治分裂及军事冲突使我国难以置身事外。外部环境动荡不安，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

1.全球经济增长总体放缓

由于新冠疫情冲击的“长尾效应”仍存在，全球经济内生增长动能明显减弱。特别是随着前期刺激政策退出，流动性收紧累积效应逐步显现，投资消费和贸易进出口明显走弱，世界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经济实际增速将进一步放缓至2.9%，其中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率分别为1.4%和4.0%。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测，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将放缓至2.7%；惠誉认为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大幅下降至2.1%；花旗银行预测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将放缓至2%以下。从平均水平看，预期2024年全球经济平均增长2.5%。未来5年至10年，世界经济潜在增长率将大幅下降，回归“低增速，高风险”的平庸期。

2.全球金融风险不断加剧

以2022年3月美联储加息为标志启动的这一轮西方主要中央银行强力紧缩货币政策，其“抑通胀”收效不及预期，不仅导致西方国家和其他很多经济体消费价格居高不下，居民生活水平“体感”糟糕，而且进一步损害了西方国家制造业发展根基，导致西方国家金融业、房地产等资产市场风险频发，债务市场风险急剧上升。特别是美国政府赤字、债务、债务还本付息规模急剧膨胀，蕴藏着可能危及整个国际金融体系根基的爆炸性风险。同时，这种持续时间和强度均超过普遍预期的“暴力加息”，在新兴市场引发的资本外逃、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等冲击也相应大大超过了预期。

3.全球产业链面临的政策不确定性提升

全球非美经济体的相对影响力不断提升，使得全球的政治格局进入重构期。在这一背景下，大国间的竞争加剧，全球产业链面临的政策不确定性提升，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等地缘政治因素则进一步增加了人们对全球产业链稳定性的担忧。安全因素在全球产业链布局中的重要性逐渐凸显，跨国企业在兼顾效率和安全的逻辑下调整全球产业布局，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步伐明显加快，其也将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期对我国的贸易和投资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

4.全球化逆潮的表现方式更加激烈

随着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明显上升，风起云涌的逆全球化运动进一步造成了各国民粹主义和极端政治倾向抬头，鼓吹贸易保护和排斥移民的声浪不绝于耳，国家间经济“脱钩”和全球产业链断裂迹象显露，越来越多的国家表现出强烈的内顾倾向、低迷的国际合作意愿和越发极端的单边主义行为，部分发达经济体实施贸易保护政策，推动全球贸易规则体系重构，建立排他性保护性强的区域贸易协定，新兴经济体则面临更高贸易投资规则门槛。未来一个时期，国际经贸规则主导权之争将更趋激烈。随着中美经贸摩擦持续演化升级，美国全面启动对华战略打压，和中国之间的科技摩擦、贸易摩擦、经济摩擦、媒体摩擦、舆论摩擦、网络摩擦、信息摩擦和意识形态摩擦都在不断加剧，大国竞争愈演愈烈。

5.全球范围内政治分裂及军事冲突使我国难以置身事外

随着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大国关系逐渐恶化，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北约扩张、乌克兰危机、英国脱欧、中美经贸摩擦以及一些国家不遵守国际公约、国际准则，联合国等多边国际机构被一些国家操控或其职能弱化等政治分裂现象，必然引发国际秩序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伴随着大国关系深刻调整，传统安全风险明显上升，恐怖主义、气候变化、重大传染性疾病、网络安全等非传统性安全风险持续蔓延，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织，国际安全风险点增多，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稳定面临新考验。

（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给统筹发展和安全带来新的挑战

回顾此前三次技术革命，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是推动工业、产业乃至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根本动力，大国崛起也都是抓住了技术和产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当前我们正处在以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引领的第四次技术革命中，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催生的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突破将深刻影响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重塑全球创新版图和经济结构，改变国际竞争格局和产业分工格局，我国发展既迎来新的战略机遇，也面临不少现实制约。

1.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统筹发展和安全成为新的科技和产业发展命题

一方面，信息、生命、制造、能源、材料等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获得群体性突破，统筹发展和安全成为新的科技和产业发展命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信息通信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处于重要突破关口，基因组学、合成生物学、脑科学、干细胞等领域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新能源、空间、海洋等技术创新更加密集，量子信息、工业互联网、机器人、新材料等重大基础研究和引领性原创成果不断涌现，呈现群体性突破态势，科学与技术之间、技术与技术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多领域技术交叉融合创新层出不穷。人工智能与生物技术的融合及广泛应用缩短了抗体设计和药物生产周期，引领生物医药不断创新。清洁能源和深海深空等前沿技术进步有可能改变国际能源资源版图和安全格局，各国在应用新科技革命成果推进发展的同时对产业安全、国家安全的关注度提升。另一方面，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成为颠覆性技术和重大前沿技术突破的重要方向，全球高端制造竞争更加激烈。随着人工智能、互联网和智能制造技术的发展，带来设计制造一体化发展，会缩短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长度，弱化发展中国家低成本制造优势，有可能诱发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推动全球化产业链供应链向本土化、区域化、分散化、扁平化方向发展。与此同时，智能制造使制造业不再依赖简单劳动，有可能改变制造环节的技术经济属性，使得部分劳动密集型环节成为资本技术密集型环节，提高了制造环节的价值创造能力，提升了制造环节的利润空间，使得各国纷纷加大智能制造投入，全球高端制造竞争更为激烈。

2.科学、技术与产业联系更加紧密，场景创新、数据驱动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在科技自立自强背景下，国家战略性工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场景建设有助于加速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在重大项目攻关过程中倒逼技术迭代和升级，产生影响世界的新技术、新产品，正成为探索“无人区”前沿技术突破和颠覆性技术创新的重要途径，对于新赛道新领域产业创新和科技型企业实现爆发式增长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同时，数据作为高端要素的地位将更加突出，数字和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有望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生产函数、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形成新的产业链和价值链。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跨领域交叉融合，组织方式和模式加快创新，将带来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重大变革，政府产业治理方式也亟须调整。

3.全球范围内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科技创新生态发生重大变化

全球前沿科技发展竞争激烈，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强化重大前沿技术部署，极地和空天资源争夺加剧，国防技术研发应用受到青睐。202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2022年美国竞争法》，批准1600亿美元用于量子、人工智能、纳米等前沿技术研究。2022年4月，日本发布《AI战略2022》和《量子未来社会愿景（草案）》，明确在金融、医疗、运输、航空等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中引进量子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和安全性。美国将中国定义成“唯一既有意图也越来越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对手”，围绕5G、6G、人工智能、量子、半导体、卫星互联网、月球、深空、清洁能源等战略领域，采取了一系列限制中国尖端技术和先进制造能力发展、阻断科技交流和遏制经贸联系的做法，企图构建排华科技生态体系，加剧中美科技“脱钩”，使得全球科技创新生态发生重大变化。

（三）内生增长动力不足，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克服更多挑战

2022年，我国人均GDP为12741美元，逼近世界银行划定的1.32万美元的高收入经济体门槛，我国进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受内外部冲击共振叠加“疫情疤痕”效应影响，我国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不足，未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克服更多挑战。

1.保持较快经济增长速度难度加大

从近三年来看，受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以及一系列超预期因素影响，我国经济的年均增速是4.5%，与原来预计的5.5%[5]有很大差距。同时，2022年人民币较美元平均贬值8.8%左右，显示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值并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hina Macroeconomic Forum，CMF）对于未来几年两种路径的测算，如果出现低增速路径，中国经济在2027年将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6]。因此，要平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调整经济发展的模式和动能，大幅度提升中国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

2.结构转型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

国际经验表明，一个经济体要向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其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指标要达到两个“70%”和两个“60%”，分别是消费率在70%以上，人口城市化率70%以上，服务业比重60%以上，中产阶级自我认同率60%以上[7]。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赖房地产投资和出口贸易，受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老五化”推动，但目前情形发生了根本变化。房地产行业拐点初现，存量住房的消化压力很大，平稳健康发展面临压力；受新冠疫情冲击、乌克兰危机、全球经济衰退以及更深层次的国际产业链价值链重构等因素影响，出口贸易也萎靡不振，国内经济进入结构转换和动能转换的“双转换期”。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过程中，“新五化”应运而生：由消费升级、分层与下沉带来的中产化；由科技创新与产业现代化驱动的数智化；由“双碳”目标倒逼结构调整要求的减碳化；由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并举形成的城乡一体化；与人口转型释放人力资本红利相伴随的老龄化。“新五化”已经逐步替代“老五化”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和新动能。在这个“双转换期”，总需求不足的挑战将更加尖锐，结构转型压力加大，必须通过包括体制机制创新、政策机制创新、科技创新在内的全方位创新，更好地激发国内微观主体的发展活力和增长能力，进一步改善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效率，实现结构转型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3.向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橄榄型社会转变难度加大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成为推动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也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措施。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并将“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明显提高”列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之一。我国中等收入家庭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0%，提升空间较大，但新形势下加快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难度加大。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可能持续承压，影响收入持续增长。相较以前的高速增长，我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将进一步影响收入的持续快速增长，也将给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带来较大挑战。当前分配更偏向资本要素，以劳动报酬为主的中产阶级受到挤压。我国中等收入者的财产性收入占比在10%以下（发达国家该项收入占比均超过20%），分享发展带来资本红利的基础更加薄弱，如何保障中等收入群体公平分配成为未来的重要挑战。就业缺口增大，冲击中等收入群体增长基础。中等收入群体中城镇人口占比超过80%，城镇新增就业是中等收入群体增加的主要来源。但未来就业压力将持续增大，就业缺口将冲击中等收入群体的稳定增长。工资增长空间收窄，减缓中等收入群体增长动力。随着未来劳动力成本过高，工资增长空间逐步收窄，增长动力将逐步减缓。抗风险能力脆弱，中等收入边缘人群滑落风险上升。中等收入群体中产业工人与个体经营户占比超过50%，这部分人就业相对不稳定，一旦遭受重大疫情灾害、经济大幅波动等外部冲击，将出现收入阶层的滑落。例如，在新冠疫情影响下，约有5000万农民工与近4000万个体经营户的就业受到冲击。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S）与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显示，我国受雇城镇农民工参保率不足30%（三险）。此外，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机器换人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经过智能化改造的生产车间劳动力需求将减少70%左右，随着物联网、无人驾驶、智能学习等技术的发展，吸纳劳动力最多的服务业也将产生大规模机器换人现象。被机器替代的劳动力主要集中于中等收入标准线边缘与低收入人群，这部分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低、知识结构陈旧、劳动技能单一，难以从事专业水平更高的新兴行业，将被固化在低收入群体。

（四）部分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安全发展形势愈加紧迫

在外部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的形势下，粮食、能源、产业链供应链、金融、文化等重点领域的风险仍不容小觑。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内外部环境更为复杂严峻，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难度明显加大，必须提升风险意识和应对能力。

1.粮食安全重要性凸显，面临风险挑战明显增多

未来一段时期，随着我国粮食持续增产的难度越来越大，国际粮食供应链风险加大，气候变化、极端天气频发，粮食安全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我国粮食持续增产的难度越来越大。未来我国粮食等基础农产品稳定供给，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越来越接近资源约束的极限。城市化推进与耕地保护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长期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导致我国耕地板结化、土壤酸化、耕地退化加重；种业研发水平总体上落后于发达国家，在转基因、基因编辑、合成生物等新技术上，面临核心专利“卡脖子”问题；国产农机具中低端产品产能过剩、同质化严重，可靠性适应性亟待提升，部分关键核心技术、重要零部件、材料受制于人，制造工艺、重大装备等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研发能力和产品性能还不能很好地满足农业生产需要。国际粮食供应链风险加大。我国部分农产品对外依赖程度仍然较高。比如，大豆对外依存度高达85%左右，食糖、菜籽油分别为35%、37%左右，玉米也达到10%左右，需要警惕粮食进口供应渠道受阻风险。气候变化、极端天气频发挑战突出。近年来，全球极端天气日益频发。2023年5月，世界气象组织（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WMO）发文指出，2023年太平洋地区出现厄尔尼诺气候现象的可能性越来越大，预计将带来高温和极端天气。洪灾以及旱灾将进一步影响粮食安全问题。国家气候中心判断，2023年全国气候年景总体偏差，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总体呈现多发强发态势。气候变化可能导致中国极端气象灾害事件增多，灾害异常性和不可预见性加大，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挑战也越来越大。

2.能源安全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未来一段时期，全球气候变化形势日趋严峻，二氧化碳排放在波动中逐渐增长。世界能源供需版图深度调整，国际环境错综复杂，能源市场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欧盟“碳关税”的实施将对我国的出口贸易产生影响。2022年12月13日，欧盟的“碳关税”正式亮相，而我国是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欧盟“碳关税”的实施必将对我国的出口贸易产生影响。国际环境的严峻复杂程度增加了能源供给的不稳定性。新冠疫情使全球能源行业投资放缓，全球能源生产和供应的不确定性骤增，产业链供应链多环节受阻，国际合作开展困难，由于中国油气资源对外依存度高、进口渠道单一，供应链不稳定对国内能源转型造成严重影响，能源安全问题凸显。俄乌冲突导致的石油、天然气等大宗能源商品价格上涨，加剧了全球能源市场震荡和全球通货膨胀风险，对国内外能源供应和贸易格局产生显著影响，保安全在短期内超过了促转型的要求。我国利用海外矿产资源的挑战增多。长期以来，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已完成全球资源战略布局，其大型矿业公司掌握了世界上多数优质资源。而我国企业全球资源战略布局起步较晚，掌控的海外矿产资源多数复杂难处理或处于特殊环境条件之下。近年来，全球矿业领域出现资源民族主义倾向，主要矿产资源国家越来越重视战略资源，纷纷推出战略矿产和（或）关键矿产目录，并通过税费等多种手段加强战略资源管控和安全供应。可以预见，未来各国对矿产资源尤其是战略资源的争夺将更加激烈，我国企业利用国际资源将面临更大挑战。

3.产业链供应链的配置面临从效率到安全的转变

在逆全球化和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的背景下，受新冠疫情大流行冲击，世界各国产业链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各国都看到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全球产业链的配置面临从效率到安全的转变。各国纷纷把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置于更加优先的位置，实行“内顾”政策，产业链供应链出现了本土化、区域化趋势，叠加西方国家推行的脱钩战略，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形成新的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必须把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自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既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自己，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4.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房地产风险、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增加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很多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风险随着经济增速的降低逐渐水落石出，是风险易发高发期，房地产风险、金融风险、地方债务风险深度关联。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持续扩张。截至2022年末，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攀升至60多万亿元，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剧、实体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形势下，地方政府面临的信用风险、债务风险在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当前不断扩张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风险隐患，特别是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地方政府社会保障等刚性支出压力加剧，增加了政府的还债负担，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上升。除此之外，在财政分权与晋升激励下，税收竞争成为地方政府不断扩大债务规模的内生动力，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土地抵押融资、滥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Partnership，PPP）模式等多种方式规避监管，致使隐性债务迅速扩张，不仅影响了国家对政府债务的整体把控和管理质效，还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的隐患。房地产市场形势依然严峻。新冠疫情因素叠加多项调控政策密集落地，导致房企流动性风险加速催化了行业债务风险爆发，最终形成了房企信用弱化与房地产市场下行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局面，房地产行业面临多重风险及信心危机。房企资金平衡能力面临空前考验，流动性承压加剧了债务风险的释放及蔓延。一旦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一方面，对金融市场将造成不可预计的冲击和风险，这一冲击不仅涉及房地产市场，还会波及供应链上游的原材料企业和下游的购买方消费者，辐射链条较长。另一方面，房地产行业持续低迷直接制约了房企拿地意愿和购地需求，加剧了财政紧张，或推升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此外，当前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其中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信心不足，行业在螺旋式下行中信心危机逐步酝酿。金融领域新的风险还在积累。一方面，影子银行风险、外部冲击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等隐患依然存在。美元作为核心储备货币带来的外部冲击风险仍在，受美联储及多国央行高频次加息、市场预期不稳等影响，我国金融市场股市下行、资本流出、汇率贬值等压力增大。房地产企业和金融机构相互渗透，使经济增长、财政收入、银行资产及利润对房地产业形成高度依赖。传统金融风险与互联网金融背景下新型金融风险相互交叉、同步出现从而产生共振效应。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衍生出新的风险。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与金融的融合程度不断提升，在增加了金融服务便捷度和普惠性的同时，也催生出了一系列影响金融安全和稳定的新风险和新因素，例如数据风险、技术性风险、信誉风险、大数据应用风险等，而这些风险又会被互联网进一步传播、扩散，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人民币国际化进一步加速，金融摩擦、货币摩擦一触即发。随着人民币国际化与美元霸权冲突日益明显，中美之间金融摩擦、货币摩擦爆发风险显著上升，但我国对此准备明显不足，如尚未开展金融领域全行业的压力测试、对美金融制裁能力缺失等。

5.全球文化竞争日趋激烈，我国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面临新的挑战

近年来，国际竞争已经从“武力竞争”转为“经济竞争”“文化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各国胜负将取决于文化领域。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诸多挑战，筑牢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屏障的任务艰巨繁重。首先，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与人们多元价值诉求之间存在突出矛盾。随着社会日益发展、经济体制变革逐渐深化，原有社会关系、利益格局发生调整、变化，不同社会群体、不同收入阶层、不同发展区域的人们，都更加注重关心和维护自己所属社会群体的利益和感受。利益主体多元化、矛盾成因多元化、利益诉求多元化和价值评判多元化将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冲击。其次，随着我国的崛起和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负责任大国形象不断彰显，但是一些西方国家认为中国的复兴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威胁。一些西方国家已悄然把原来军事领域的“认知域作战”应用于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对人们心理和精神上的争夺。最后，网络已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一些西方国家以公共外交为掩护，利用国内的互联网平台宣传本国的政策主张和意识形态，以争取我国舆论的理解、认同和支持，手段极其隐蔽。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文化和思想领域的交流交融交锋无处不在，特别是互联网的快速迭代和普遍应用加大了文化治理的难度，同时也给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带来了全新挑战。截至2023年6月，我国整体网民规模达10.79亿人，较2022年12月增长1109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6.4%。需要注意的是，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不断扩大，2022年未成年网民规模已突破1.93亿人。2018—2022年，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从93.7%增长到97.2%，基本达到饱和状态。网络空间的文化安全问题虽隐蔽但非常突出，尤其是青少年作为网络文化的参与者、推动者，在吸收网络正能量的同时，也受到各种各样负能量的干扰，网络正越来越深入影响着青少年的文化认同，影响着国家文化安全。此前，我国文化产业凭借微信、抖音等网站或软件积极走向世界，形成了“文化出海，技术护航”的积极效应，但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意识形态“铁幕”下，互联网的壁垒日趋森严。其中，TikTok（抖音短视频国际版）被迫出让美国市场份额，美国国会或将禁止中国抖音海外版。预计未来，我国文化“出海”难度或将增大。

6.国家安全面临新的形势，大国对抗角力的领域不断拓展

新时代，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形势严峻程度显著增加，外部压力持续加大。经济逆全球化发展，地缘政治形势更趋复杂。美国引导西方国家与我国“脱钩断链”，在贸易、科技、金融、文化、认知、舆论等多个方面摩擦不断。北约东扩，推动“亚太北约化”，在日本设立联络处，对我国领海安全、贸易航路造成威胁，并在中国台湾、南海、朝韩等问题上不断制造矛盾，挑战我国底线。西方国家试图扶持印度取代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在促进印度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得印度的军事实力不断膨胀，对我国南疆构成威胁。与此同时，科技进步发展带来新的战争形态。无人机、星链系统、高超音速武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应用到军事领域，近地轨道也正在成为未来各国军事竞争的焦点。随着基因技术不断进步，人为制造病毒作为生物武器的可能性也在增加。在对外开放日益深化的大背景下，影响国家安全的国内外因素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加强，都将对原有国家安全格局造成新的冲击，需要我国与时俱进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