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城市形成的经济机理与理论解释

赵红军（2005）对城市形成的经济机制进行了总结[3]。他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最早使用外部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说明城市的形成。米尔斯和汉密尔顿（Mills and Hamilton，1984）发展了马歇尔的说法，并将其运用到城市形成理论中。赵红军（2005）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用规模经济带来生产集中、通勤成本节约导致人口集中、运输成本节约产生集聚经济的说法，较合理地描述了城市的形成过程，但也存在局限，因而是外生性的城市形成说。当然，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及其局限也开拓了经济学家的思路，后来的经济学家改用规模报酬递增和交易效率来解释城市的形成。赵红军指出，这类文献有两类：一类运用规模报酬递增、多样化消费偏好和交易效率之间的冲突解释城市的形成（Fujita and Krugman，1995）；另一类通过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经济、交易效率、多样化消费偏好间的冲突解释城市的形成（Yang，1991；Yang and Rice，1994；杨小凯和黄有光，1999）。

张琦（2007）总结了三个理论来解释城市的形成：一是外部性理论；二是内生理论；三是集聚经济和竞争优势理论。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90）认为，生产的外部性可能就是城市形成和集聚的一个原因。Courtney LaFountain（2004）指出，可以通过识别人口、就业及企业的平衡分布来确认城市的形成。城市形成机制的内生理论与外部性理论有关。Jacobs（1969）认为，知识溢出对人口集聚发挥了关键作用，对城市的形成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罗默（Paul M.Romer，1986）和卢卡斯（Robert E.Lucas，1988）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对整个社会的知识储备存在正外部性，知识溢出的外部性对空间集聚非常重要，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并提供了大量证据。Scott E.Page通过构建模型发现，如果人人都想最大化其住处的居民数或者最小化彼此间的距离，那么就可以形成一个城市。他把有关城市形成的内生增长模型归纳为三类：第一类包括个人和厂商对一些经济变量的偏好（如工资、土地价格）；第二类定义了对人口分布的偏好；第三类则构造了市场潜力等偏好变量。这三类模型以及Fujita和Krugman（1999）的城市形成模型中都包含交通成本和正外部性这两个因素。Krugman（1991）指出，用人口聚集带来规模收益来解释城市形成非常重要。Fujita（2004）对集聚经济及其对城市形成的作用也作了论述。我国学者冯云廷（2001）认为，产业集聚是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因素。此外，周伟林（2004）等认为，比较优势是城市形成的原因之一。

赵红军（2005）和张琦（2007）对城市形成原因的总结，在本质上不谋而合。这也说明，对城市的形成机制，人们的认识基本一致，只是角度和具体的表达有些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