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晚清新小说伦理叙事研究思路和方法

以伦理为本位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晚清新小说发生的重要文化背景。救亡图存的迫切需要使晚清出现了几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是晚清小说家所处的时代背景。20世纪初的“道德革命”和“小说界革命”，极大地影响了小说的走向，不仅提高了小说的地位，也大大刺激了小说家对社会变革的参与欲望。晚清新小说继续张扬“文以载道”的伦理教化功能，但“道”的内容因为时代的需要发生了裂变，一种以救国强国为宗旨的新的伦理道德体系逐步建立。任何一种变革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晚清伦理变革思潮和小说新的伦理诉求亦然。自觉承担“新民”启蒙任务的晚清新小说，为了吸引读者、达到叙述效果，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表现出了不同于传统小说的叙事特点。因此，本课题拟将晚清新小说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通过对晚清大量小说文本与报刊时论文章及当时伦理论著的阅读、爬梳，以期发现晚清伦理变革对传统伦理发生了怎样的突破？在晚清伦理变革思潮中，晚清新小说又充当了什么历史角色？晚清新小说与伦理变革的互动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进的伦理革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基于这样的研究目标，本论文思路如下：

首先，采用历时性角度切入晚清新小说的研究，包括回顾小说伦理叙事的历史，分析晚清新小说伦理叙事的现实语境。从小说萌芽之始，小说就与伦理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一部中国发展小说史，可谓是一部中国伦理变迁史。晚清新小说不仅没有逸出这种小说与伦理相纠结的运动轨迹，而且主动承担起“新民”思想启蒙的时代使命，小说的伦理教化功能得以空前强化。

其次，在对晚清新小说与伦理变革的互动进行共时性分析时，通过对小说文本的全面考察，选取夫妇伦理、父子伦理、君臣伦理三个方面作为论述的对象。这三个方面既是晚清新小说关注比较多的，也是晚清道德革命的主要内容。一方面从新的伦理道德体系考察晚清伦理变革对传统的突破，另一方面从创作意图、文本叙述等方面考察晚清新小说的伦理建构与伦理思潮发生了怎样的关系。

最后，晚清新小说与伦理变革的互动，极大地冲击了传统三纲观念，使清末民初的社会道德发生了明显变化，不仅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做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而且对“五四”新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和文学转型中，晚清新小说的伦理叙事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为了研究的顺利进行和预期目标的达成，本论文主要采用伦理批评的研究方法，兼用文史互证的方法。

伦理批评是本书采用的最主要的研究方法。这种文学批评方法，在中国和西方的文学批评史中“都是兴起最早而又影响深远的一种批评形态。……它以一定的道德意识及其由之而形成的伦理关系作为规范来评价作品是否合乎道德，从而以善、恶为基本范畴来决定对批评对象的取舍或评定其高下得失”[42]。文学反映一定时代的道德生活与伦理秩序，以伦理学的视角分析文学成为一种常态的存在，伦理批评也成为不同时代、不同区域而广为运用的文学批评范式。孔子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较早以伦理批评的方法概括《诗经》的内容，这一文学思想对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汉人毛亨作《毛诗大序》又指出：“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唐宋以后，“文以载道”的观点又把文学的伦理教化功能推向古代正统文学思想的核心位置，成为文学创作和批评的重要标准。时至清代，顾炎武还大力张扬：“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日知录·文须有益天下》）梁启超的“新民说”，仍没有跳出伦理批评思维的窠臼。“虽然‘五四’文学革命试图以反抗‘文以载道’开辟文学新局面，但最终不过是以知识分子的精英道德和政治社会的革命道德取代传统社会的纲常伦理与帝王道德”[43]。在西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对文学的评价，都非常注重文学的道德因素。苏格拉底非常强调文学家和作品的道德价值，他评判诗人的标准就是伦理学意义上的善。柏拉图从道德的角度指责诗人的伤风败俗，提出把诗人逐出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继承了他的老师柏拉图伦理批评的文艺思想，在他的文学批评名著《论诗》中，以道德标准将诗人进行分类：“较为严肃的诗人摹仿高尚的行为和高尚的人的行为，而较为平庸粗俗之辈则摹仿那些鄙劣的人的行为。”[44]

伦理批评作为一种历史久远的批评形态，虽然文学与伦理的关系探讨是其贯穿始终的议题，但因为道德内涵与标准的地域和时代的差异性，伦理批评在内容上也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同时，从方法论意义上来讲，伦理批评本身又是涵盖多种批评流派的批评，呈现出多元化和动态、开放发展的特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叙事学的发展和现代伦理观念的生成，在叙事学领域与伦理学领域关于文学的本质、功能等方面展开对话与合作的语境下，伦理批评逐渐走向了叙事伦理批评的新道路。较早有意识地把小说的叙述形式和过程纳入道德判断体系的是美国学者W.C.布斯的文学批评专著《小说修辞学》（1961），他认为：“当人的行动被赋予形式，创造出一部艺术作品的时候，创造出来的形式就永远脱离不了人的意义，其中包括每个人行动时就暗含于其中的道德判断。”[45]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的《时间与叙事》（1983、1984、1985）和《从文本到行动》（1986）以及美国学者詹姆斯·费伦的《阅读叙事》（1989）、《作为修辞的叙事》（1996）、亚当·桑查瑞·纽顿的《叙事伦理》（1995），都对叙事伦理的理论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国，伦理批评的叙事伦理转向稍晚于西方，1996年王鸿生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叙事与价值》，已经表明中国在文学批评领域叙事伦理研究方法运用的开始。199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刘小枫的《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是汉语学界研究现代性叙事伦理的第一部著作。目前运用叙事伦理批评的方法来考量小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已经取得一定成就，不仅有著名评论家和学者刘小枫、王鸿生、谢有顺、李建军等的理论提倡和批评实践，诸如谢有顺的《铁凝的叙事伦理》（2003）、《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2005）与杨红旗的《伦理批评的一种可能性——论小说评论中的“叙事伦理”话语》（2006）等，还有诸多博士论文涉入且呈逐年增加的态势：2004年有东北师范大学张艳梅的《海派市民小说与现代伦理叙事》；2006年有南京师范大学陈留生的《传统伦理与五四作家人格及其文学创作》；2007年有两篇，吉林大学吕海琛的《解构与重建——十七年文学中的伦理嬗变》和山东师范大学李海燕的《世纪之交：现代性伦理与大陆长篇商界小说研究》；2008年有华中师范大学孙红震的《解放区文学的革命伦理阐释》；2009年有两篇，吉林大学郝军启的《1980年代小说的家庭伦理叙事》和华东师范大学冷嘉的《家庭、革命与伦理重建》。在巨大理论和批评实践的攻势下，鲁迅、老舍、汪曾祺、王安忆等诸多作家都进入了研究者的伦理批评视野。而且2008年新华出版社出版了吴茂国的《现代小说叙事伦理》，可谓是中国叙事伦理批评成长过程中的一大硕果。近年来文学批评运用叙事伦理方法进行学术研究所获得的成果大量增加，既有对叙事文本的细读，也有叙事理论的研究和建构，叙事伦理批评方法不断得以深化和丰富，呈现出良好的学术发展势头。

总之，叙事伦理批评虽然是西方舶来品，但这种批评方法将小说的叙事形式、叙事技巧、叙述过程和小说的影响纳入伦理批评的范畴，拓展了传统伦理批评只注重小说文本伦理内涵阐释的视野，不仅挖掘小说故事的伦理主题，还探讨小说叙事形式的伦理意蕴和叙述过程的伦理精神以及小说传播的文化意义，从小说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小说叙事的自律和他律、小说的生成和传播与接受等多维度展开分析，对小说相关的诸多叙事元素进行立体研究和价值追问，无疑为小说叙事和研究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和可能。叙事伦理批评是传统文学伦理批评发展的一种现在形态，它同当下学界文学批评中的生态伦理、女性伦理、经济伦理等都同属于伦理批评的范畴，只是在不同的层面探讨人类社会、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一种策略或方法。基于此，本书仍采用伦理批评这一传统说法，但显然借鉴了叙事学的话语资源和思维方式，将小说叙事形式、叙事技巧、叙述过程和小说的传播等诸多要素纳入研究对象，以深入分析晚清新小说叙事和同时代伦理变革的关系以及客观评价晚清新伦理叙事的特点、文学价值和历史意义。

伦理批评的方法，是利用跨学科分析问题的视角阐释小说的伦理世界。除此之外，本书还拟采用文史互证的方法即以文证史、互相发明的研究方法，将小说伦理叙事与史书典籍、地方志等进行比较、印证。一方面，从晚清新小说对社会伦理生活的反映，探讨晚清新小说叙事对伦理变革思潮反映的广度和深度，为中国伦理史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以便对晚清历史有更全面、透彻的认识和把握，也进一步丰富晚清新小说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从文献史料的层面来论证新小说所产生的伦理效应、小说伦理诉求与伦理变革思潮的关系。同时，也是极为重要的，能使本成果的分析、论证在文本材料和历史语境的规约下进行，既能客观阐释晚清新小说的伦理诉求，也有利于从小说视角逼近晚清伦理真相，以避免过度阐释和轻率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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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2] ［美］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47页。

[3] 李伯元：《庚子国变弹词·例言》，魏绍昌编：《李伯元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95页。

[4] 包天笑：《钏影楼笔记》，魏绍昌编：《李伯元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0页。

[5]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0页。

[6] 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

[7] 吴士余：《中国文化与小说思维》，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80页。

[8] 夏晓虹：《晚清“新小说”辨义》，《文学评论》2017年第6期。

[9] 赵稀方：《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新时期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10] 谢天振：《为“弃儿”找归宿——翻译在文学史中的地位》，《上海文论》，1989年第6期。

[11] 觉我（徐念慈）：《余之小说观》，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1页。

[12] ［美］王德威：《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页。

[13]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14] 章培恒：《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兼及“近代文学问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15] 清初纪昀将《山海经》移至《四库全书》子部的小说家类，并称《山海经》是“小说之祖”“小说之最古者”。从《山海经》对神怪内容的讲述以及《山海经》对后世志怪小说的影响来说，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将《山海经》作为开篇之作。

[16] 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

[17]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9页。

[18] 陈乃乾《〈三国志平话〉跋》，转引自《陈汝衡曲艺文选》，北京：中国曲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51页。

[19] 罗烨：《舌耕叙引·小说开辟》，《醉翁谈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20] 俞平伯辑：《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97页。

[21] 陈大康：《关于“晚清”小说的标示》，《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2期。

[22] 此表的统计材料来自刘永文编著的《晚清小说目录》和陈大康编著的《中国近代小说编年》。

[23] 吴宓：《吴宓日记1910—1915》，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53页。

[24] 林纾：《〈深谷美人〉叙》，钱谷融编：《林琴南书话》，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页。

[25] 新小说报社：《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新民丛报》1902年7月15日。

[26] 吴沃尧：《〈月月小说〉序》，《月月小说》第一年第1号（1906）。

[27]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1页。

[28] 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

[29] 这篇文章收录在李欧梵文化评论精选集《现代性的追求》之第三辑“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之路”里，在这个集子的序言里，李欧梵自述第三辑“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之路”中的两篇文章（一是《追求现代性（1895—1927）》，一是《走向革命之路（1927—1949）》）写于1970年代初期。详见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序言》，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页。

[30] ［美］李欧梵：《文学的趋势Ⅰ：对现代性的追求1895—1927》，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07页。

[31] ［美］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的重新评价》，《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123页。

[32] ［美］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17页。

[33]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34] ［美］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69—170页。

[35]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1917年1月1日。

[36] 段怀清：《最长的一夜：论〈老残游记〉的整体性》，《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1期。

[37] 耿传明：《人心之变与文学之变——〈孽海花〉、〈广陵潮〉与晚清社会心态的变异》，《大连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38] 胡全章：《晚清言情小说中的双璧——〈禽海石〉与〈恨海〉之比较》，《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39] 杨联芬：《〈孽海花〉与中国历史小说模式的现代转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7期。

[40] 张志彪：《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与实践 以中国文学中的日本形象为例》，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41] 阿英：《晚清小说史》，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42]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67页。

[43] 周保欣：《伦理文化与文学“中国性”的生成》，《人文杂志》2009年第4期。

[44] 亚里士多德：《论诗》，《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46页。

[45] ［美］W.C.布斯：《小说修辞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