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晚清新小说研究现状和选题意义

晚清新小说自产生以来，报刊杂志就发表了相关评价文章，但“五四”之前对晚清新小说的研究成果数量不多。1920年代胡适的文章《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发表和鲁迅的著作《中国小说史略》面世，从文学史的角度充分肯定了晚清新小说的地位和价值，正式揭开了晚清新小说系统性、学理性研究的序幕。迄今为止，晚清新小说研究获得较大成绩，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文献整理。

文献整理已初具规模，无论是小说书目辑录、小说作品整理还是研究资料汇编，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08年徐念慈的《丁未年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发表，文章辑录了1907年发行的创作小说120种，翻译小说近400种，是对晚清小说书目的最早整理。20世纪30年代又有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和阿英辑录的《晚清小说目》，分别收录晚清小说30多种和1107种。1990年代江苏社科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编的《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出版，其所收录的创作小说，从唐代至1839年共有白话通俗小说502部，从1840至1911年出现了662部，仅1901至1911年的小说数量就高达529部。在编排上，以著者年代先后为序排列，书末附有按注音字母次序编排的书名索引和著者姓名和别号索引，而且每一条书目由书名、作者生平、版本状况、内容提要和回目五个部分组成。2002年4月日本学者樽本照雄编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由齐鲁书社出版，这是在对之前出版的《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修订的基础上完成的，补充了陆续发现的若干资料，书目中所列小说，均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列入某部，然后再按一般汉语拼音音序检字法查找，在书末又做了“著译编者索引”，而且还将创作小说与翻译小说分清，推翻了阿英所提出的晚清小说“翻译多于创作”的结论。可以说，《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的出版使晚清新小说的文献整理工作获得突破性进展。2002年12月华东师大教授陈大康编的《中国近代小说编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统计的小说数目大大增加，仅1903至1911年间的小说就多达2377部，其中通俗小说是1422部，文言小说有13部，翻译小说942部。2008年11月上海师大教授刘永文编的《晚清小说目录》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为晚清小说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信息。这些文献整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有力地推动了晚清文学研究和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发展。

在小说作品整理方面，阿英编纂的《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在1957年到1960年分五集出版，每集都是由多卷本组成。全书的编写体例是按诗歌、小说、散文等文体进行的，收录了反映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庚子事变和华工在美国遭受迫害及反禁约运动的二十九篇小说。20世纪60年代初中华书局出版了阿英编纂的九卷本《晚清小说丛钞》，其中小说部分共四卷，收入小说作品二十二篇，既不重录之前的丛书《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所列作品，也不录选习常易见的小说作品比如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为晚清小说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王孝廉等八人主编的《晚清小说大系》1984年由台湾广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收录晚清小说作品七十八篇，精装三十七册，以创作小说为主，兼有翻译小说。《中国近代文学大系》（1840—1919）根据近代文学的特点，分门别类，共设十二专集，分三十卷编纂，包括《文学理论集》2卷、《小说集》7卷、《散文集》4卷、《诗词集》2卷、《戏剧集》2卷、《笔记文学集》2卷、《俗文学集》2卷、《民间文学集》1卷、《书信日记集》2卷、《少数民族文学集》1卷、《翻译文学集》3卷、《史科索引集》2卷。可以看出，《小说集》的篇幅占《大系》全书篇幅的四分之一，是《大系》的核心部分。该《大系》历时十年精心准备，在1996年由上海书店全部出齐。1988年到1997年，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六辑八十卷、近四千万字的目前规模最为宏大的小说作品丛书——《中国近代小说大系》，其所收作品不仅从时间跨度、种数、作家人数等方面都超越了此前的系列作品丛书，而且每卷卷首都有“本卷说明”，说明此次整理所依据的底本和参照本，便于读者比较和考查。其他比较重要的小说作品丛书还有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珍稀本小说》、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孤本小说集成》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清末民初小说书系》等。新世纪晚清小说珍贵历史文献的重大新发现当属2006年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发现了1895年英国来华传教士傅兰雅发起的时新小说有奖征文的应征小说原始手稿150篇，这批被岁月湮没百年之久而且许多学者一直苦苦寻找未果的小说作品终于浮出历史地表，201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这批小说结集取名为《清末时新小说集》（全书十四册）影印出版，为晚清新小说研究开辟了一个新天地，无疑是学术界一件可喜可贺之大事。

研究资料汇编方面，阿英和魏绍昌作出了重大贡献。阿英的《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辑录了1872年到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小说的研究资料，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晚清小说研究、评论的状况。魏绍昌1950年代中期开始致力于晚清小说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就以一人之力完成了四大谴责小说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资料汇编——《老残游记资料》《孽海花资料》《吴趼人研究资料》和《李伯元研究资料》，在晚清小说研究领域开创了作家作品研究资料编纂的先河，对晚清小说研究者具有重大参考价值和启迪作用。随着晚清小说研究的发展，基础资料的整理不断得以丰富：中国社科院文研所近代文学研究室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小说卷（1919—1949）》和《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小说卷（1949—1979）》分别在1988和1983年出版，收录1949—1979年间近代文学研究近二百篇有代表性的重要论文；陈平原、夏晓虹编纂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1916）》在1989年出版，按编年顺序收录了1897—1916年间三百篇左右的小说研究资料，为晚清新小说研究者提供了富有研究价值的文论原始资料，进一步夯实了晚清新小说研究的文献基础。

第二，宏观研究。

一些学者从宏观角度出发，通过中西思想文化传统、社会历史、经济状况的纵横比较研究，探讨晚清新小说的特点和意义。20世纪20年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出版，结束了中国小说长期无史的状况，这也是第一部将晚清小说纳入小说史书写的专著。这部小说史共由二十八篇组成，在内容上晚清小说只占一篇，但其小说研究的框架体系，尤其是关于谴责小说产生的社会原因和思想艺术特征的论述——“戊戌政变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27]，对晚清新小说研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把晚清新小说作为一个历史现象，放置于广阔的时代背景上进行考察和评价的重要论著还有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陈子展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阿英的《晚清小说史》、陈平原的《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欧阳健的《晚清小说史》、武润婷的《中国近代小说演变史》以及台湾学者孟瑶的《中国小说史》等。比如陈子展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论及1898—1928年间的文学现象，分诗歌、词曲、小说、古文等文体进行叙述，指出包括晚清小说在内的近代文学有着共同特色就是反抗传统。1937年阿英的《晚清小说史》由商务印书馆初版，第一次以晚清小说为独立研究对象进行专门、系统的考察和分析，指出晚清小说是中国小说史上一个最繁荣的阶段并分析其社会、时代原因，不仅开启了中国断代小说史的先河，而且还高屋建瓴地从小说发展史的角度分析了晚清小说与中国古典小说的不同和互通以及所受西洋小说的影响。陈平原的《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讨论的是1897—1916年间的小说现象，指出“正是这古今小说、中外小说第一次碰撞爆发的火花，照亮了艺术上相当粗糙的新小说，使其获得某种后代作品很难企及的特殊的历史价值。这种‘历史价值’的一个侧面，……除了政治思潮的推动以及各种文化因素或明或暗的刺激外，新小说发展的内在动力主要来自域外小说与传统文学（不只是章回小说或文言小说）”[28]，并且在主体意识、情节类型、小说题材、叙事方式等方面分析了域外小说对新小说的影响以及新小说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承传，更为关注社会关系中的文学自身的问题，改变了以往文学史写作中以文学中的社会问题为主题的学术思路。

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曾是学界最为关注的论题之一，国内较早关注这一论题的学者有严家炎、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等。1980年代初严家炎就在《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一文中从文学的现代化角度来研究鲁迅小说，1980年代中期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发表文章《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指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应当提前到1898年，其后以现代性作为论题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从不同的视角展现了晚清新小说现代性的本质元素，诸如刘纳的《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王一川的《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清末民初文化转型与文学》、杨联芬的《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陈平原的《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郭延礼的《中国前现代文学的转型》等。

国外较早关注晚清新小说现代性论题的是美籍华裔学者李欧梵，写作于1970年代初的文章《追求现代性（1895—1927）》分析了晚清文学的现代形态[29]。1980年代前期李欧梵承担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文学部分的撰写时，就直接以“现代性的追求”作为标题对1895—1927年间的文学展开论述，这一部分虽然是将之前的文章《追求现代性（1895—1927）》稍加修改，但其观点更为鲜明、论断更为果敢：“中国现代文学可以上溯到晚清时期，特别是自1895至1911年的16年，在这段时间里，一些‘现代’特征变得越来越明显。”[30]就李欧梵论述的晚清文学对象来说，实际上主要是指晚清新小说，晚清时期的散文、诗歌并没有在论述范围之内。美籍华裔学者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和《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的重新评价》两篇文章中提出了“晚清文学现代性”的理论观点，与李欧梵观点相似的是，王德威也认为中国作家将文化现代化的努力发端于晚清，但王德威论及的晚清文学是以太平天国前后至宣统逊位六十年间的狭邪小说、科幻乌托邦故事、公案侠义传奇、谴责小说为研究对象[31]，打破了“四大小说”或“新小说”式的论述。王德威还立足于现代性问题分析了晚清与五四的内在联系：“五四其实是晚清以来对中国现代性追求的收煞——极匆促而窄化的收煞，而非开端”，进一步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32]，也就是说，晚清小说在具体的文学实践和文学生产的诸多方面都显示出现代性的多种可能，但在五四开始的新文学建构中，晚清小说被建构成新文学的他者，晚清小说丰富多样、充满活力的现代性被压抑了，而要正确认识五四文学，必须对晚清小说的现代性予以重新评价。王德威“晚清文学的现代性”观点在其论著《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得以系统的表达和深入的分析，该论著以英文形式在1997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2005年翻译成中文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王德威对晚清小说的研究在学术界产生极大反响，把晚清新小说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晚清新小说研究在主题表现、人物形象塑造和语言建构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发展，仅就“中国知网中文期刊库”关于新世纪以来的研究资料发现：对此关注的学术论文大量涌现，而且学术思维更加活跃，诸如在主题表现方面研究的论文有贺根民的《晚清小说的群体关怀》、张淑蓉的《儿女柔情与英雄侠义——晚清〈第一侠义奇女传〉的情侠观透视》、胡全章的《晚清乌托邦小说的主题特征》、宋大琦的《晚清小说家眼中的立宪运动》、刘永丽的《清末民初通俗小说中的上海书写》等。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留学生、女性、知识分子三大类群体，分别有4篇、7篇、2篇论文。对留学生人物形象研究的论文有姜荣刚的《晚清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小说观的萌蘖》、汤克勤的《论转型视野下晚清留学生小说家和晚清小说中的留学生形象》、邓大情和刘思彤的《晚清小说中的留学生形象》、鲁毅《论清末民初小说中“英雌”形象嬗变的双重维度》等；对女性人物形象研究的论文有冯鸽的《清末新小说中的“女豪杰”》、乔以钢和刘堃的《晚清“女国民”话语及其女性想像》、林晨的《晚清末期的文学行旅与女性形象》、周乐诗《清末小说中的女权乌托邦》、程亚丽的《“美女闹革命”：晚清小说“女革命者”形象考论》、朱秀梅的《“我”的出走与回归——晚清新小说女性形象分析》、雷霖的《“男降女不降”：晚清女性——国祖话语与战争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等；对知识分子人物形象分析的论文有贺根民的《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晚清小说队伍的嬗变》、汤克勤的《从底层的士到现代知识分子——论传统小说家的身分变化及其小说史意义》。在晚清小说语言方面的研究也有了新的收获，诸如论文有王佳琴的《文学语言与现代小说的“雅俗”突围》、何云涛的《论晚清“新小说”的文体特征与语体建构》、邓伟的《试论晚清“新小说”的白话语言建构》等。

随着叙事学研究的发展，晚清新小说的叙事特征也逐渐进入了研究者的学术视野，陈平原在这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获得了卓越的成绩。《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是陈平原的博士论文，略加修改后198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年台湾久大文化公司推出了该书的繁体版。新世纪以来，北京大学出版社又多次再版。陈平原在论著中从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方面分析了中国1898—1927年间的小说文体特征，指出晚清小说的叙事模式具体表现在：“采用连贯叙述、倒装叙述、交错叙述等多种叙事时间；全知叙事、限制叙事（第一人称、第三人称）、纯客观叙事等多种叙事角度；以情节为中心、以性格为中心、以背景为中心等多种叙事结构。”[33]陈平原的这种探索，不仅是学界第一次系统地研究晚清新小说形式的有益尝试，还标志着中国小说叙事研究在兴起之后的深入。美国学者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2004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从小说叙事研究入手讨论了1819—1913年的小说。韩南在论著中分析晚清小说叙事特性是叙事者声口的变化，其具体表现是出现了“个人化的说书人”“虚拟的作者”和“弱化的叙事者”。韩南还给予吴趼人很高评价，认为：“吴趼人是晚清小说家中在技巧方面最富实验精神者。他在时间顺序、结局，尤其是叙事者的位置、性格、身份方面最富创获。”[34]和陈平原相比，韩南大量关注19世纪中国小说的创造性实验，20世纪初期的晚清新小说文本分析所占比例则相对较小。

在对晚清新小说进行深度挖掘的同时，晚清新小说研究广度的拓展也获得了长足发展，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出现了跨学科的研究趋向，诸如栾梅健的著作《前工业文明与中国文学》（2000），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为理论基石，深入考究和系统梳理了社会经济对晚清新小说的影响；袁进的学术论文《试论晚清小说读者的变化》（2001），从接受学的角度切入晚清新小说的分析；王燕的著作《晚清小说期刊史》（2002），从传播媒介的视角探讨了晚清新小说的发展；刘永文的学术论文《西方传教士与晚清小说》（2003），则论述了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办报、征文、译书、兴学等活动对晚清新小说产生的影响；陈大康的学术论文《论晚清小说的书价》（2005），从图书市场的视角分析了晚清新小说的生存状态；徐明的硕士论文《晚清商业小说研究》（2008），以现代商业理念反观晚清新小说，分析了晚清小说中所呈现的工商现代化诸如股票、彩票、期货以及现代经营管理方式。这些研究异彩纷呈，大有百家争鸣之状，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第三，个案分析。

对晚清具体作家作品或某现象的研究，陈平原、夏晓虹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1916年）中已经收录了诸如署名平等阁主人的《〈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总批》（1902）、署名自由花的《〈自由结婚〉弁言》（1903）、俞佩兰的《〈女狱花〉叙》（1904）、署名二我的《〈黄绣球〉评语》等文章，虽然篇幅短小，却涉及到小说的思想、语言、结构等问题。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1917）中曾论及吴趼人，认为吴趼人的白话小说描写了当时社会情状，“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35]。但1949年前的作家作品研究，主要集中在晚清四大小说家和谴责小说上。如前所述，晚清十年的通俗小说创作多达五百余部，随着史料的不断挖掘和学术观念的不断更新，建国后尤其是新时期以来，除了晚清四大小说家和谴责小说研究的纵深发展外，越来越多的作家作品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而且研究方法有新的开拓并带来一系列学术话题，主要表现如下：

1.学术视野更为开阔。

学术视野的开阔具体表现为研究对象不断扩大和研究课题更加丰富多样。晚清四大小说家和谴责小说继续受到关注并进入一个多元性、开放性、学术性的新阶段，诸如刘德隆的《刘鹗散论》（1998）、刘瑜的《刘鹗及〈老残游记〉研究》（1998）及台湾李瑞腾先生的《〈老残游记〉意象研究》，不仅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发表了许多新见，全面研究了《老残游记》思想意蕴和艺术特色，还深入探讨了与《老残游记》相关的问题——太谷学派、刘鹗的治黄理想、《老残游记》与禅等。魏绍昌的《晚清四大小说家考》（1993），既对李伯元、吴趼人、刘鹗、曾朴等作了新的考证，也有论者对旧资料多年探讨研究的新得。

陆士谔是晚清最多产的小说家，但对陆士谔的研究长期处于非常萧条甚至哑声的状态。从“中国知网”期刊统计数据来看，从建国直至1980年代中期，没有一篇文章谈及陆士谔。时至1985年，东方望在《谈武侠小说和侦探小说》（刊载于《读书》1985年第7期）分析武侠小说时，才谈到了小说家陆士谔，但只是提到了陆士谔民国初年的小说，至于小说题目论者也记不起来了。时隔三年后傅大光在《变革的时代 变革的文学——全国第四次近代文学学术讨论会综述》（刊载于《读书》1988年第6期）中才强调了陆士谔的小说地位，结合晚清“新政”指出陆士谔的《新三国》《新水浒》两部小说“反映了当时的时代和表达了作者的理想和追求，在改革小说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对陆士谔研究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是新世纪以后，“中国知网”期刊统计数据显示，关于陆士谔研究的论文发表数量从2000年的4篇迅猛发展到2001年的15篇、2002年的17篇，2010年达到高峰——51篇，2013年有所下降，有34篇。期间出现了全面系统研究陆士谔生平经历、小说创作、文学思想等的专著——田若虹的《陆士谔研究》（岳麓书社2002年出版）和《陆士谔小说考》（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出版）。除陆士谔之外，晚清其他小说家诸如包天笑、李涵秋、黄小配、徐念慈、连梦青、黄世仲等人的研究也越来越得到广泛关注和深入探讨。

1949年以来关于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的研究，在论文数量方面分别依次是：34、14、182、71篇（在“中国知网”期刊上输入篇名所得）。这些论文所涉及的论题包罗万象，有对学界权威论断进行质疑并提出新见的，如王学钧的《〈官场现形记〉与晚清“新政”及鲁迅的误解》和《鲁迅对〈老残游记〉的误解》两篇文章，前篇文章认为鲁迅对《官场现形记》的创作意图及主题判断有误，论者从《官场现形记》的连载起始时间、庚子事变后李伯元的心态，再结合小说文本，推出这样的结论：小说并不是如鲁迅所说是因庚子事变的刺激为迎合“时人嗜好”满足于“谴责”或“谩骂”而作，而是为了揭露专制政体是“新政”腐败的总根源，呼应了当时“专制政体为大众之公敌”的政治启蒙目的；后一篇文章指出鲁迅将《老残游记》视为谴责小说存在着解读的误区，并进一步分析鲁迅对《老残游记》的这种误解，源于鲁迅对谴责小说，概念的建构方法和推衍性运用。我们知道，王学钧所反对的鲁迅观点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提出来的，对于谴责小说，国内中国文学史教材乃至许多研究性论著迄今都承袭鲁迅在这部小说史中所推出的论断。王学钧能发人之所未见，论证严谨缜密，其敢于求真、大胆开拓的学术创新精神值得学人学习。有对小说主题进行深度挖掘的，如刘堃的《晚清的女性教化与女性想象——以〈孽海花〉为中心》、余皓的《〈老残游记〉中的音乐描述及其意义》；有对小说创作方法和艺术特点进行分析的，如陈今的《〈老残游记〉对西方侦探小说创作手法的借鉴》、李华与何志平的《论〈孽海花〉艺术形式的矛盾性》等；也有把小说放置于世界性的文化视野中进行考察的，如宋运娜的《由〈老残游记〉看小说艺术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变》、宋莉华的《传统与现代之间：从〈孽海花〉看晚清小说中的异域书写》等。

许多研究薄弱的作品、鲜为人知的作家也得到了重视，比如吴趼人的《新石头记》，1949年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无人问津，但1989—2013年已有16篇文章从主题思想、文化意蕴、时空表述等多个侧面进行了深入探讨。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1949年后第一次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是以1983年《求索》杂志刊载了王鉴清的《陈天华〈狮子吼〉批驳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为标志，仅在知网期刊篇名栏内输入小说名搜索的文章就有20篇，散见于其他论著的相关评论也很多，期间欧阳健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新中国未来记》是晚清新小说的开山之作。其他的如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旅生的《痴人说梦记》、符霖的《禽海石》、颐琐的《黄绣球》、海天独啸子的《女娲石》、王妙如的《女狱花》等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学术挖掘，值得一提的是传教士小说研究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2.研究方法灵活多样。

研究方法的选择，意味着研究者什么样的学术视野和思维方式，也决定着论题的深度和广度。晚清新小说研究既采用传统文学研究的路径，也注意借鉴现代研究方法。这种灵活多样研究方法的运用，有利于多角度、多层次地进行晚清新小说研究。

个案研究和细读式研究相结合。细读式研究是个案研究的基础，研究者通过作品细读进入文学场景、生成文学感受进而提出新见。比如段怀清的《最长的一夜：论〈老残游记〉的整体性》是对具体作品《老残游记》的个案研究，但其观点的提出依据是建立在文本细读基础之上的。段怀清结合小说中前二十回的“自叙”，指出“自叙”中所说的为“家世”“家国”“社会”“种教”而“哭泣”的感情是作者撰写《老残游记》的精神情感缘起，这种感情也统摄着作品中的人物、故事、情节并与之保持着统一关系，同时弥漫于文本的字里行间。紧接着，段怀清结合《老残游记》中王小玉唱大鼓、玙姑与黄龙子二人“光照”琴瑟、黄龙子有关“北拳南革”的议论预言、泰山斗姥宫逸云释佛等场景进行阐释。然后，分析了“老残”与作者、文本、小说人物以及叙事和抒情之间浑然一体的关系。段怀清认为，《老残游记》审美形态的整体性是“由该小说文本在主题、人物、语言以及艺术技巧诸多方面的内在平衡与外在平衡所共同构建出来的一种叙述效果”[36]。诸如此类的学术论文很多，此处不再一一例举。文本细读是文学界一种传统研究方法，但1985年以来随着西方理论学说的不断引进、新方法新理念的不断盛行，在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文本细读逐渐被忽视，对文学史的理论研究也逐渐取代了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相对而言，晚清新小说研究比较薄弱，随着文献的整理，某些认为已经散失的晚清文学作品走出尘封的历史，作家的资料也在不断充实、完善，这种情况使晚清新小说研究者借鉴了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对作品分析时采用的细读式研究方法，呈现出精彩的文本分析和有价值的学术信息。

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相结合。比较研究是文学研究常用而且有效的一种方法，通过作家作品的比较凸显比较对象的特点或揭示现象背后规律性的内容。比如耿传明的文章《人心之变与文学之变——〈孽海花〉、〈广陵潮〉与晚清社会心态的变异》，结合晚清社会状况和作家的生平阅历、文化品位以及作品的成书过程、具体内容，指出：“《孽海花》主要表现的是社会精英阶层的心态转换，而《广陵潮》则集中表现的是内地民间社会的历史变迁。《孽海花》对历史的表现带有传统史传文学的特点，表现出某种新旧杂糅性。《广陵潮》具有一种原发的自然的民间立场和民间视角，其作品以言情为主线形象地展现清末民初的民俗风情以及其在时代冲击下的演进和蜕变。”通过这种文学现象的比较，论者推出一个结论：“作家对政治、社会主题的关注，是近代小说由‘传统’转向‘现代’的开端。[37]”再比如胡全章的文章《晚清言情小说中的双璧——〈禽海石〉与〈恨海〉之比较》，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分析比较：一，在小说的主题意蕴而言，虽然《禽海石》和《恨海》都表达了个人幸福与国家安危休戚相关的主题意蕴，具有相似的时代精神特征，但就深层主题意蕴来说，前者批判了传统婚姻伦理观念，后者却宣扬了以“忠孝节义”为核心的传统道德。如果从思想倾向的进步性去衡量这两部小说，前者的成就就在后者之上。二，在叙事和文体方面，《禽海石》和《恨海》都具有开拓性贡献，具体表现是：前者对第一人称叙事方法的成功驾驭，后者在文本中大量运用内心叙事。通过这两个方面的比较，胡全章认为：“《禽海石》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当不在《恨海》之下”，二者同为“晚清言情小说中的双璧”[38]。从文学接受史来说，小说《禽海石》及其作者符霖长期备受冷落、忽视，胡全章用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将《禽海石》与身为晚清四大小说之一的作者吴趼人的有重大影响的作品《恨海》并置、分析，不仅突破了单篇作品分析的局限，而且对小说《禽海石》来说，深化了研究，提升了文学地位。

晚清新小说研究也在不断尝试着引进新的理论和概念，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拓展研究领域。有的借用现代叙事学的方法研究小说的形式技巧，就个案分析而言，中国知网期刊显示1996—2013年的相关研究成果共有25篇，论及的研究对象就具体作品而言，既有著名小说如《老残游记》《孽海花》《黑籍冤魂》，也有基本处于研究盲区的小说如《邻女语》《月球殖民地小说》《新党升官发财记》等；涉及的晚清小说类型有写情小说、谴责小说、历史小说、政治小说、狭邪小说等。论述的叙事视角也不尽相同，比如杨彬的《叙事：在模式与效果之间——论〈老残游记〉的叙事艺术》一文，认为《老残游记》采用的是单人物限知角度来叙事；王德威的《“头”的故事：历史·身体·创伤叙事》一文，认为《邻女语》的最大叙事特色是一则则前后互不相属的故事串联而成；方国武的《空间化的批判性书写——晚清谴责小说叙事结构》一文，认为《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和《孽海花》采用的是空间化的叙事结构模式。有的借用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分析晚清小说，如宋莉华的《近代石印术的普及与通俗小说的传播》一文，认为作为技术因素的石印术在中国的普及对中国通俗小说尤其是晚清新小说的传播和读者面的扩大起着关键性作用。有的以女性主义批评方法研究晚清小说，如魏文哲的《〈女狱花〉与〈女娲石〉：晚清激进女权主义文本》一文，分析了小说中沙雪梅暴力对抗男性的激进姿态和金瑶瑟们“灭四贼”的偏激女权宣言。其他诸如人类学、形象学、语言学等研究方法都可以在晚清新小说研究中看到踪迹。

3.一系列的学术话题。

对于个案研究指涉较多的话题是晚清新小说的现代性、叙事特征、文化意蕴、女性形象、“他者”书写等，其中以现代性话题最为集中，并由此波及其他，比如王敦的《从晚清小说〈新石头记〉第一回看时空表述的现代重构》一文，在对吴趼人小说《新石头记》第一回细读分析的基础上指出：贾宝玉穿越古典时空走进晚清大都会上海并在梦境中参观了未来中国，而晚清上海是一个由新闻、小说、出版业和现代知识话语所组成的现代时空社会，通过小说的想象性叙事贾宝玉被变成一个活跃在现代时空的现代主体。毫无疑问，小说关于贾宝玉上海体验的叙述是一种现代时空体验的传达；同时关于贾宝玉这种时空穿越的小说叙事，也是晚清小说叙事性形式的积极实验。也就是说，论者在探讨作品的现代性话题时，也涉及了作品的叙事形式。比如陈联芬的《〈孽海花〉与中国历史小说模式的现代转变》一文，论证了《孽海花》历史叙事的现代性体现在“风俗史”的叙述方式和摆脱了对历史与正统道德观念的依赖而表达当代人的情绪、当代人的历史感受，小说这种叙事话语的主体意识和人文精神正是“中国文学由古典迈向现代的可贵的转变”[39]。论者在论述作品历史叙事现代性的同时，也兼及吴趼人与林纾历史小说的叙事特点、傅彩云女性人物形象的分析以及通过金雯青与傅彩云的关系对复杂人性的挖掘。再比如任冬梅的《科幻乌托邦：现实的与想象的——〈月球殖民地小说〉和现代时空观的转变》一文，论述了《月球殖民地小说》所呈现出来的新的时空观念和对未来中国的想象，参与了中国现代性的创造，同时西方物质、文化对中国的渗透、影响过程也昭然在字里行间。

在西风东渐的晚清社会，涌现了为数不少的关于异国想象的小说创作，诸如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曾朴的《孽海花》、尘子的《洪水祸》、岭南羽衣女士的《东欧女豪杰》等。可惜的是，晚清小说研究对这一话题却长期基本无人问津。随着文学研究对形象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对晚清小说中异国形象进行分析的文章也开始出现，比赵焕冲的《〈新中国未来记〉中的异域形象》（刊载于《东南传播》2006年第2期）、吴燕的《〈孽海花〉中异国故事的叙事学读解》和《翻译的相异性——1910—1920〈小说月报〉对“异域”的言说》（分别刊载于《贵州文史丛刊》2007年第1期和《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宋莉华的《传统与现代之间：从〈孽海花〉看晚清小说中的异域书写》（刊载于《文学遗产》2008年第1期）、邹小娟的《二十世纪初中国“科幻小说”中的西方形象——以荒江钓叟〈月球殖民地〉为中心》（刊载于《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按照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的思路——“研究一国文学中异国形象的生成、流变，即异国形象是如何被想象、被塑造出来，又是如何传播的，继而分析异国形象产生的深层社会文化背景，发现折射在他者身上的自我形象”[40]，上述论文已经做出了积极探索，比如宋莉华分析了《孽海花》关于日本、德国、俄国的想象性呈现，认为这种小说叙事或许无助于读者了解当时西方社会的真实情形，但追问小说建构想象的方式及历史语境，却为考察晚清社会生活形态、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态提供了具有可读性的文本。邹小娟分析了小说《月球殖民地》中西方人物和西方器物形象特点，认为作者是为了批判病态的中国社会、以“为我所用”的文化心理模式自觉地有选择地来塑造“西方形象”的。吴燕分析清末民初重要小说杂志《小说月报》异域言说的论题时，所沿循的核心思路就是：以欧美为代表的文化他者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形象”，而这种“形象”又是如何被建构以及如何被生产与被消费的。另外，陈泉的硕士论文《晚清中国的日本想象（1895—1911）——以小说为路径》和杨理沛的博士论文《1910年代中国叙事文本中的西方形象研究》也都对中国视域中异国想象的话题作了深入的专题论述。

随着学术视野的不断开阔和研究方法的不断突破，晚清新小说研究的诸多话题也有了富有成效的推进，比如晚清新小说与中国传统之间的关系、晚清新小说与西方文学的关系、晚清新小说与“五四”小说的关系、晚清新小说与传教士之间的关系、晚清新小说与现代传媒的关系、晚清新小说的兴起与流变问题等。

由上可知，晚清新小说研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文献的整理和不断完善为本成果研究提供了必要前提，晚清新小说的内部结构、外部因素、主题情调、美学趣味以及具体个案的分析、整体发展的评价等也对本成果研究有着重要的参照意义。诸如关于晚清新小说与伦理的探讨，有些专著在论及晚清某部作品或某人物形象时表现出了伦理判断的倾向，诸如杨联芬的《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2003）、赖芳伶的《清末小说与社会政治变迁（1895—1911）》（1994）、（美）王德威《晚清小说新论》（2003）等。也有些学术文章在内容上呈现出不同程度或方向的伦理意蕴，诸如：谢飘云、陈鹏飞的《伦理判断与政治判断的融合和倾斜——试论曾朴小说〈孽海花〉的审美方式》（《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第4期）、赵德利的《血亲伦理悲剧的世纪建构——二十世纪家族小说论之一》（《青海社会科学》2000年第9期）、郑燕喆的《与“礼”抗争 让“爱”做主——试论近代言情小说中的伦理观念》（《广西电业》2004年第1期）、李奇志的《论清末民初小说中的“英雌”想象》（《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马兵的《从“朝圣者”到“经济人”——论晚清民初通俗小说的伦理维度》（《齐鲁学刊》2010年第6期）以及郑丽丽的博士论文《清末新小说中的新“中国”想象》（2009）等。这些虽然是章节式或片段式零星的晚清新小说伦理叙事研究，却为本成果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

另外，需要提及的是赵兴勤的专著《古代小说与伦理》（1992）和蒋小波的博士论文《最后之觉悟——现代伦理转型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2001）。前者结合时代背景探讨了小说中伦理制约下的人物模式、伦理规范对情节结构的渗透、义利观的变迁、婚姻伦理的演变等方面，从先秦寓言式小说到明清小说，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小说中的伦理表现及伦理道德对小说产生的影响；后者论述了中国伦理精神的现代转型及其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因果关系，可谓是对《古代小说与伦理》所运用的伦理批评方法的一种呼应，而且不仅探讨了时代伦理精神对该时代文学的影响，还剖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对中国伦理精神转型的主动参与和创造。但蒋小波的论文只是梳理了从“五四”新文学、延安文学到“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脉络，仍没有论及晚清小说。赵兴勤和蒋小波虽然没有把晚清新小说纳入伦理叙事研究的对象，却给笔者研究晚清新小说以很大启发。

总之，晚清新小说伦理叙事研究获得了一定进展，但从目前所搜集的资料来看，笔者尚未发现有文章或专著从整体上系统地论述，其局限和缺憾也非常明显：一方面往往只顾及到重要作家、作品，而忽略了大量的艺术上虽然比较粗糙但急于“发表政见、商榷国计”的作品，从而使伦理批评缺乏伦理变革文化场域的依托，最终导致小说的伦理建构失去意义。另一方面，小说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存在，它与社会的关系非常密切，尤其是晚清小说家，“意识的以小说作为了武器，不断对政府和一切社会恶现象抨击”[41]，可以说，晚清新小说对社会的参与是前所未有的。而仅仅将社会文化作为小说背景的批评方法，往往忽略了小说在晚清伦理变革社会思潮中的能动姿态，人为地断裂小说与社会关联中的互动性，也最终遮蔽了小说所提供的珍贵史料价值和思想认识价值。

基于此，本书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图还原晚清新小说的历史语境，系统地探讨晚清新小说与伦理变革之间的关系（其中既包括晚清道德革命对晚清新小说所产生的影响，即晚清涌动的伦理变革思潮对小说家的思想认识所产生的影响，并内化为小说家的创作动机，进而影响小说内容的叙述和形式的表达；也包括晚清新小说的伦理诉求对晚清伦理变革思潮的影响，即晚清小说家有意识地通过小说批判传统纲常、建构新的伦理价值体系，不仅其本身是社会伦理变革力量中的重要一维，而且因为报刊、书局等现代传媒的出现促进了小说的传播速度和范围，现代伦理观也得以进一步宣传，增强了晚清伦理变革的声势和加快了伦理变革的进程），以客观评价晚清新小说伦理叙事的历史意义和文学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