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不疑没有回答，赵延年笑道：“不方便说？呵呵，我就知道这位并非寻常人，赵某能输在这等豪杰手上，倒也心安了！”
蔡不疑看赵延年那副闭目等死的样子，突然鬼使神差的问道：“你当真是要去投山越？”
“不错？”赵延年睁开眼睛，冷笑道：“怎得？很奇怪？”
“那些人都是些杀人不眨眼，无恶不作的蛮夷，盗贼！”蔡不疑怒道：“你当初随李荆州（即前太尉李固，曾经出任荆州刺史，平定当地民变，天下名士，后因为在桓帝登基问题上和梁冀意见不同，被梁冀所害）征讨南蛮山越的时候还不清楚这些人的德行？曹无疚那厮滥放子钱，欺压百姓，害了你家人，你灭他满门倒也不过分。可为何要投靠山越，别忘了当初你就和他们打过仗！”
“因为当初错的是我！”赵延年神色冷淡。
“什么？”蔡不疑几乎以为自己出毛病了。
“当初李荆州杀错了！那些山越当中没有多少蛮夷，也没有多少盗贼，他们当中大部分都是寻常的汉家百姓，和我，和你手下那些兵卒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们在山中谷地自耕自食，不缴纳口赋算赋田租，也不服劳役兵役。他们当中的确有强盗，但那只是少数，大多数都是良民。”
“胡说八道！”蔡不疑冷笑了一声：“放着好端端的平地郡县不待着，却要去穷山恶水里面，你还说是良民？你当我是傻子吗？”
“这些都是我当初亲眼所见，信不信由你！”赵延年：“至于为何不呆在平地郡县，却要去山林里。对了，听旁人称呼，你应该姓蔡吧？”
蔡不疑被赵延年跳脱的思维给弄得有点糊涂，不过他还是点了点头：“不错，这和你方才说的又有什么关系？”
“荆州蔡氏？”
“嗯！”
“那蔡讽是你什么人？”
“是我族叔！”
“这么说也是一族之人了？那你这么想倒也不奇怪了！”赵延年笑道。
“你是什么意思？”蔡不疑怒道。
“没什么！你问我为何百姓不愿住在平原州县，却要去山林中谋生，那我也问你一个问题，你家中有多少田亩？僮客部曲几何？”
“这——”蔡不疑被问住了，一时间说不出话来。赵延年笑了笑：“答不出来了吧？若是我猜的没错，你家里少说也有田土七八十顷，奴仆宾客上百，田宅逾制那是肯定的！对不对？”
面对赵延年的诘问，蔡不疑罕见的保持了沉默，半响之后方才辩解道：“当今天下，逾制之家所在皆是，也不只有我蔡氏一门！”
“不错，不过正是因为天下田宅逾制之家所在皆是，百姓才逃入山中自活，须知得罪县官不过身死，得罪豪门却得灭门！”
“话可不能这么说！”蔡不疑冷笑道：“我蔡家行事忠厚，待家中宾客仆役如宗亲一般，并无两样，放着好好日子不过，却要流亡山中为不法之徒，岂能怪到我们头上？”
两人说到这里，已经是针尖对麦芒，火花四溅。而他们的争论，其实代表了贯穿整个两汉四百年的一场漫长战争——国家与新兴豪强地主争夺失地农民控制权的战争。
垓下之战后五个月，汉高祖刘邦就专门下诏承认秦朝遗留下来的军功爵体系，即后世著名的二十级军功爵。在这个体系下，人民将按照爵位的高低占有不同数量田宅奴婢。而在接下来的西汉历史中，朝廷向人民赐予、买卖爵位成为了非常普遍的现象，而后来的大部分爵位不再有随之赏赐的田宅奴婢，其结果就是汉朝成年男性普遍都有或高或低的爵位，这在后世出土的居延汉简中可以得到印证。
显然，随着爵位的普遍化，二十级军功爵已经不再有秦代和西汉初年那种动员社会资源进行战争的能力。但二十级军功爵在两汉体系下产生了另外一种作用——即将绝大部分社会成员纳入统一的国家体系之下。
即在军功爵体系下，全社会的所有成员虽然有身份高低的不同，但其社会地位的高低是由国家保证的。比如按照二十级军功爵，最低一级的庶民有田一顷，而关内候有90顷，但庶民的这一顷和关内候的90顷都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庶民是国家的庶民，关内候是国家的关内候，在这套体系里的人，他们的人身都只能属于国家，而非其他人的从属，这就是秦汉二十级军功爵的核心逻辑。
从后世汉墓出土的资料看，西汉时期普通民众平均拥有的土地也就二三十亩，远远少于二十级军功爵授田制下庶民占田一顷的标准，所以这个授田标准实际上是一个各等级占有土地数量的上限，也就是说，在西汉一开始授田制度和限田制度就是一体两面。
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西汉自耕农来说，他们的税务负担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土地税和人头税，而后者所占的比例远高于前者，这就是从秦国延续下来，一直到唐代的税收政策——舍地税人。在人少地多的当时，人才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国家在制度设计上就要想办法尽量对每一个民众的精确控制，自然人头税就成为税赋中的大头。
显然，商鞅在设立这套制度的初衷是为了让人民去开垦更多的土地，因为只有耕种更多的土地，才能变相的减少自己人头税的负担。而到了西汉初年，由于田租很低（文景时甚至到了三十税一的地步），这实际上更加剧了土地兼并，因为即便农民失去了土地，也无法摆脱占税赋大头的人头税，而限制富人田地占有数量的爵位又是可以购买的，于是乎土地兼并就发展的更快，产生了大批的失地农民。
与后世法律不同，两汉时期的法律只承认两种身份：良民、奴婢，不承认依附民和佃农的存在。而对将土地交给良民耕作，收取田租这一社会现象，两汉有一个专有名词——役使贫民，有兴趣的书友可以在《汉书酷吏列传》中多次发现这个专有名词。役使平民在两汉，尤其是西汉实际上是一种违法行为，是地方长官的主要打击对象。
除了自耕农之外，两汉中央政府只承认私人占有奴婢和良民雇佣其他良民劳动的合法性，不承认其他的任何形式。所以那些为豪强地主耕种土地，缴纳田租的失地农民在两汉中央政府眼里，就成了事实上的奴婢。但在两汉期间私人占有奴婢的数量是受到严格限制的，一个私人最多能占有200个奴婢，而且主人要为奴婢缴纳人头税，税额是普通人的两倍。
以秦汉为代表的华夏第一帝国的组织架构里，只有官和民两个层级，或者说只存在国家和劳动者两个层级，只有国家才能无限制的占有劳动人口，只有国家才能以土地的使用权作为报酬来换取劳动者的产品和无偿的服务。
当一个私人通过出租土地的方式来让成千上万的农民为他无偿服务，在国家眼里这个人也就拥有了等同于国家的权力，实际上就成为了一个不合法的封君。
这个封君撇开国家，获得了对大批劳动者的直接控制权，在国家允许的范围之外，掌握了超越自己政治等级的权力，在原有的两级政治体系里插入了一个非法的中间环节，这就是两汉时期不断打击豪强大族和庄园经济的政治逻辑。
于是在两汉时期产生了一种悖论，两汉中央政府一方面以二十级军功爵授田和以人头税为主，土地税为辅的税赋体制不断地制造失地农民，迫使其不得不沦为豪强地主的租客。另一方面又拼命的打击豪强和庄园经济，禁止其占有大批土地和失地农民。
在这种悖论之下，农民即不能安稳的当自耕农，也无法安稳的给豪强地主当租客，最终只能被迫逃亡，沦为流民。这种以制度性矛盾而产生的流民潮就这样形成了，西汉末年的赤眉绿林，东汉末年北方的黄巾、南方的山越，便是这一悖论的结果。
蔡不疑觉得只要国家不多管闲事，这些失地农民来他庄子里当租客便好了，虽然要缴纳一半田租，但比那些被劳役兵役口赋算赋弄得焦头烂额的自耕农还是要强多了，自然流民问题就解决了；在赵延年看来，不是你们这些豪强地主大肆兼并，欺压良民，那些小民也不至于跑到山里去当山越。从某种意义上讲，蔡不疑和赵延年他们两人其实都没错，错的是已经落后于时代的秦汉第一帝国体系。
当然，魏聪并不知道蔡不疑与赵延年的这场争论。此时的他已经从刚刚战胜强敌的兴奋中恢复过来，巨大的疲劳一下子淹没了他。他只觉得自己的眼皮正在向下坠，。就好像挂上了两个铅块。旁边的王寿是个有眼色的，立刻对旁人喝道：“阿葛，你带来的羊皮呢？快拿来铺开，伺候郎君歇息！”
“诶！”王葛应了声，赶快将皮褥子铺在石头后避风处被火堆烤热的地上，王寿小心的检查了下，又将旁边的柴灰扫开了些，这才扯了扯魏聪的衣袖，先指了指地上的羊皮褥子，又做了个请的手势。
“多谢了！”魏聪此时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他向王寿点了点头，然后就走到羊皮褥子旁，和衣躺下了。
“魏郎君呢？”蔡不疑回来后往左右看了看问道。
“在石头后面，已经歇息了！”王寿低声道：“我让阿葛铺了羊皮褥子！”
“嗯，你做的不错！”蔡不疑长出了口气，盘膝坐下，脸上露出了疲倦之色。王寿凑近了，低声问道：“游徼怎么了？那贼子说了什么？”
“将死之人，无论说什么都无需放在心上！”蔡不疑笑了笑：“只要明早押到县衙就万事大吉，倒是魏郎君这件事要小心，不要生出岔子来！”
“要不明天天一亮，就由小人带着王葛送魏郎君去您庄子上？如何？”王寿问道。
“也好！”蔡不疑立刻明白了过来，自己身为游徼是肯定要押送赵延年去县城的，而魏聪实在是太显眼了，而且和这些兵士待得时间越长麻烦事越多。不如让王寿和王葛这两个与其一同擒拿赵延寿的兵士一同离开，这样麻烦就可以少不少。
“不过不要去我家庄子，那儿人多眼杂，容易出乱子！你记得我那个在葛泽旁的别业吗？就是每年射猎野鸭水鸟的那个。你和王葛就送去那儿，和魏郎君一同住下，等我回来再说！”说到这里，他从腰间接下一块玉佩，递给王寿：“这个你带上，交给守屋子的张老头，就说就像伺候我一样，千万不要慢待了！”
“游徼放心！”王寿小心翼翼的收下玉佩，放入怀中：“一切都包在小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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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当魏聪离开营地，向山下走去时，太阳才刚刚爬过山脊线。他眼前与其说是道路，不如说是一条穿过草丛的痕迹，这路像蛇一般前后蜿蜒，有时和溪流交杂缠绕，有时则几乎完全消失。好几次魏聪都以为这家伙已经迷路了，但看王寿那副自信满满的样子，他决定还是闭嘴跟上为妙。
“您看，这是什么，我们就快到了！”王寿指着草丛中的车辙，高兴的对魏聪喊道。
魏聪点了点头，他猜出了个大概，原本发酸的双脚已经觉得好受多了。
“郎君！您累了吧！请稍待片刻！”王寿也不管魏聪听不听得懂，指着远处慢慢行来的一辆驴车道：“待小人把前头那辆驴车拦住，载您一程！”说着他便跑到路中间，挥舞着手臂对迎面而来的驴车喊道：“停住，停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