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术”概念与历史渊源

20世纪初，梁启超立足中华本土文化撰写了《学与术》一文，专门辨析“学术”概念的构成、渊源与内涵。文章以《礼记》“古之学术道者”为例，指出中国“以学术二字相连属为一名词”，“语其概要，则‘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认为“‘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二者如辅车相依而不可离。‘学’而不足以应用于‘术’者，无益之‘学’也；‘术’而不以科学上之真理为基础者，欺世误人之‘术’也”。由此说明了“学”与“术”的区分及联系。梁启超还指出了“我国之敝，其一则‘学’与‘术’相混；其二则‘学’与‘术’相离”的错误状态。文章最后以“空谈学理者，犹饱读兵书而不临阵，死守医书而不临症”的生动比喻，说明治学而不能致用的危害，提出仕宦官吏“担任各要职者，稍分其繁忙之晷刻，以从事乎与职务有关系之学科”的主张，避免“体用不备，而不学无术之讥”[4]，倡导学术研究与现实应用融为一体的正确思路。梁启超立足华夏文化的视角思路、名词定位的词素分析与落脚于用的基本观点，颇富科学性与启迪性。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申不害“学术以干韩昭侯”、《张仪列传》“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中的“学术”均是动宾结构的短语，并非专指研究活动的“学术”。梁启超的研究，让读者不但了解到“学术”的性质、特点与目的，而且明白了学术研究重在于“用”，在于“有补于世”。

与梁启超不同，李学勤着眼于“学术”文化现象的发生展开深入研究。他通过对中国古代文献与当代出土文物的考证，指出学术始于远古官吏、盛于学校教育、见诸经典教材而成于学者研究。李学勤在湖南岳麓书院作《中国学术的源起——兼谈孔子之“集大成”》讲座时指出，中国“学术”活动历史悠久，与知识学习、官吏身份、学校职责直接相关。“孔子以前有一个很长的学术传统”，《汉书·艺文志》说“诸子出于王官”，而诸子都是有学术成果传世的研究名家。中国自上古唐虞时期就建立了“学校制度”，《礼记·文王世子》记载的“成均”（韩国至今有“成均馆大学”）就是当时的学校。甲骨文里有“太学”，证明至少在商代晚期中国已经有了国家层面的官学。李学勤还以2005年考古发现的西周初年青铜器“荣仲方鼎”铭文为例，指出铭文中的“序”就是学校，“荣仲”是学校负责人，得到了国君“赏赐”的书写工具“笔”。李学勤指出，“在商代、西周初年的时候，有相当好的学校制度，这种学校培养‘国子’”，后世称“国子监”。“学校的教学内容为《诗》、《书》、礼、乐，必然包括学术的成分，所以我们中国的学术早在商周时代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明显的传统，并且和教育结合起来。”李学勤的研究，让我们不仅了解到中国学术发展的渊源脉络，而且了解到“学术”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方式与主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