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五四文学与传统文学

第一节　论五四时期的传统文学观

“五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乃至现代思想文化的起点，以其重要性与复杂性曾经被无数次描述与阐释。但由于种种缘故，有些描述与阐释却同历史真相之间存在着不小的距离，且影响较大，有待澄清，五四时期的传统文学观即是其中一个重要问题。自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学术界对“反传统”的过分强调，掩盖了五四时期传统文学观的复杂性。改革开放以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逐步恢复，给这一问题的重新审视带来了契机。有的学者看到了“五四”“反传统”的态度与继承传统的实践之间的矛盾性¹；有的学者注意到发难者与创作者之间的差异性²；有的学者指出，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判断与历史事实不相吻合³；有的学者用“价值重估”来概括“五四”传统文学观⁴。然而，这种几乎进入了文学史常识层面的“反传统”指认还有相当大的惯性，无论是正面阐扬五四精神，还是清算“五四全盘反传统主义”⁵，都少不了以此作为前提。直到世纪之交，在有的学者探究五四文学与传统的内在联系的著述中，仍能见出“反传统”指认的延续性⁶。“五四”的确具有鲜明的反传统色彩，但问题在于：“五四”作为一个多元复合的历史时期，旭日初生，瞬息万变，新旧杂陈，犬牙交错，其传统文学观用“反传统”怎么能够予以准确的概括？本节拟从新文学阵营的内部差异和前后变化及其与整理国故的关系、多种派别对五四历史的共同参与等方面，力求对历史原生态的复杂性予以深入的复原与细致的辨析，并对“反传统”的本质观的形成及因袭的原因进行探寻。

一、新文学阵营内部的复杂性

在五四文学革命中，前驱者对传统文学确有激烈的一面。但前驱者何以如此？我们应把问题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来思考。新文学要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让“人”在文学殿堂升帐挂帅，这对于文言文学占据正统地位有几千年之久的文学史来说，的确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肩负着庄严而沉重的历史使命，面对着巨大的传统压力，前驱者的焦虑可想而知，在此情势下，难免态度偏激、主张激烈，行文中用一些“死文学”“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文妖”等语汇，这种语言暴力色彩与丑化对手的倾向，是革命时期极易产生的思维特点与语言风格，古今中外并不鲜见。当年，一位北大学生就曾为新文学前驱者的偏激辩护道：“偏激，恶德也，然使偏激能成事，则偏激为有功矣。……此二三之士，非不知其所主张者之近于偏激也，亦非不知其偏激之主张，必为时俗所诟病也。而顾不惮冒时俗所大不韪，而出为偏激之论者，则亦深知非如此必不能有大裨于国家也。”⁷ 试想当年若不是出之以千钧霹雳般的气势与力度，怎么会给人以振聋发聩的影响，文言文学的正统天下怎么会那样快就土崩瓦解，新文学又怎么会那样快就开辟出一片立足之地，并取得迅猛的发展？白话语体和人性、个性堂而皇之地主宰文坛，就此而言，“五四”的确造成了传统文学中部分链条的断裂，但这种“断裂”无疑是历史的划时代进步，是对中国文学传统的调整与更新。它对于中国文学的自身发展及其同世界文学的平等对话乃至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意义，已经为历史所证明。

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于，五四时期个性张扬，流派纷呈，众声喧哗，前驱者的传统文学观不是一种偏激的态度所能全权代表，我们应该充分注意五四时期的历史复杂性，着力于历史还原式的澄清，而不应是脱离历史语境的清算。

前驱者的激烈言辞是革命时期的论战话语，有浓郁的激情色彩，有急不择言的匆迫风格，往往是在特定语境就某一点而下的判断，而非经过严格界定的学术话语，主要是表明一种态度，未必是一种深思熟虑的观点。譬如“旧文学”这一基本概念，并没有一个清晰明了的界定，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泛指周秦至唐宋文学，且并不置之于排斥之列⁸，而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则是泛指传统文学。《文学革命论》尽管气势咄咄逼人，但从学理上论，“三大主义”所要推倒的对象，只是藻饰、铺张、艰涩的文体风格，而并不能涵盖一般意义上的古典文学；“十八妖魔”（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也仅仅是古典文学的末流，而远非其整体。文中对《国风》、《楚辞》、魏晋、中唐、宋元、明清文学，就有所保留甚至首肯。钱玄同在《尝试集序》中提出“对于那些腐臭的旧文学，应该极端驱除，淘汰净尽，才能使新基础稳固”。但从前后的论述看，对《诗经》，《楚辞》，汉魏的乐府歌谣，潜合于语言之自然的诗，白居易的新乐府，韩愈、柳宗元的散文，宋人的词，元明人的曲等，均有积极的评价。他在1917年2月25日《寄陈独秀》⁹ 信中，在否定旧小说的十分之九的同时，也有对《红楼梦》《水浒传》《儒林外史》等价值的确认。这就说明他之所谓“腐臭的旧文学”并非指认所有古典文学的全称判断。传统文学的丰富性本来就给后人认知的歧异性提供了前提；何况前驱者在急于打破传统的樊篱时，心理深层与知识结构上对传统文学有着割不断的依恋与认同。所以，他们在不同文章，甚至在同一篇文章中，对传统文学往往会有不同的评断。如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对十大书类即使在思想的评断上十分决绝，但也承认“这宗著作，在民族心理研究上，原都极有价值。在文艺批评上，也有几种可以容许”。胡适称用文言写的作品都是“死文学”；但又赞誉陶潜的诗，虽不是白话，却很合于语言之自然；“蒲松龄虽喜说鬼狐，但他写鬼狐却都是人情世故，于理想主义之中，却带几分写实的性质”。¹⁰ 他强调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以文学进化论为白话文学升帐挂帅奠定理论基础；但是这等于认可了文言文学在当时的价值，恰恰与他自己所主张的文言文学是“死文学”的判断发生了冲突。鉴于前驱者话语的复杂性，应该将其回归到具体语境中去认识，联系其相关话语来把握，而不应抓住某些片言只语，将其孤立出来，加以放大，以偏概全。

由于性格特征、知识构成等方面的不同，新文学阵营内部的传统文学观呈现出丰富的差异性。陈独秀、钱玄同态度比较偏激，而胡适、鲁迅、周作人、傅斯年等则要多一点回旋的余地，多一些具体的分析，多一些公允的评价。钱玄同关于废汉语“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¹¹，即使在新文学阵营内部，也没有得到多数的认同。连陈独秀都表示怀疑，认为倘若“国家”“民族”等观念“悉数捐除，国且无之，何有于国语？”¹² 胡适虽然否定文言，但也承认“文学史与他种史同具一古今不断之迹，其承前启后之关系，最难截断”¹³。1918年9月15日，胡适在《附答黄觉僧君〈折衷的文学革新论〉》中说：“外面有许多人误会我们的意思，以为我们既提倡白话文学，定然反对学者研究旧文学。于是有许多人便以为我们竟要把中国数千年的­旧文学都丢弃了。”他认为，应把创作与研究、教科书等问题分开来看，用现在的中国话做文学，用国语编教科书，国民学校全习国语，不妨碍高等小学除国语读本之外，另加一两点钟的“古文”，中学“古文”与“国语”平等，大学中，“古文的文学”列为专科，古文文学的研究，作为专门学者的事业。¹⁴ 前驱者传统文学观的差异性与多元性，对偏激的情绪与偏颇的观点，具有一种新文学阵营内部自我调整、自我修复的功能。

这种功能还表现在传统文学观的变化上面。在急需大刀阔斧地进行文学革命的历史语境中，一些前驱者曾经发表过不无偏激的观点，而后随着时代的演进，其观点自然而然地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钱玄同1922年4月8日致信周作人时说：“我们以后，不要再用那‘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来作‘怈怈’之相了。前几年那种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态度很应改变。若有人肯研究孔教与旧文学，鳃理而整之，这是求之不可得的事。即使那整理的人，佩服孔教与旧文学，只是所佩服的确是它们的精髓的一部分，也是很正当，很应该的。但即便盲目地崇拜孔教与旧文学，只要是他一人的信仰，不波及社会——波及社会，亦当以有害于社会为界——也应该听其自由。”¹⁵ 1927年8月2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我近来思想稍有变动，回想数年前所发谬论，十之八九都成忏悔之资料。”¹⁶《新青年》第7卷第1号《本志宣言》中说：“我们因为要创造新时代新社会生活进步所需要的文学道德，便不得不抛弃因袭的文学道德中不适用的部分。”同《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反对国粹和旧文学”的笼统提法相比，已显示出分析的眼光。陈独秀为胡适作长篇导言的亚东版《水浒》写了一篇短序，指出“《水浒》传的长处，乃是描写个性十分深刻，这正是文学上重要的”。此后，他又相继为《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写序，对各自的特点予以肯定。胡适在五四文学革命初期，认为文言文学整体上无足可观，后来他在口述自传中谈到整理国故的收获时，则说建立了双线文学的新观念：一条是古文文学，另一条是白话文学。这显然比当初只强调白话主导线索更符合历史了。这些变化再次证明，当一种新生事物破土而出时，争取生存权利是其第一要务，倘若传统成为障碍，急风暴雨式的冲击便势不可免；而当取得生存权利、进入正常生长阶段之后，传统作为重要资源的作用则突显出来，因而，新生事物的创造者对传统的态度会变得冷静起来，分析与评断会变得更为理性化与系统化。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尚且发生了变化，投身新文学营垒的年轻一代，传统的认同更多一些。闻一多在《女神之地方色彩》中，批评新诗在打破陈陈相因的旧诗格局时，“一变而矫枉过正，到了如今，一味的时髦是鹜，似乎又把‘此地’两字忘到踪影不见了。现在的新诗中有的是‘德谟克拉西’，有的是泰果尔，亚坡罗，有的是‘心弦’‘洗礼’等洋名词。但是，我们的中国在那里？我们四千年的华胄在那里？那里是我们的大江，黄河，昆仑，泰山，洞庭，西子？又那里是我们的《三百篇》，《楚骚》，李，杜，苏，陆？”为了纠正缺乏“地方色彩”，即民族色彩的弊端，他认为：“一桩，当恢复我们对于旧文学底信仰，因为我们不能开天辟地（事实与理论上是万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够并且应当在旧的基础上建设新的房屋。二桩，我们更应了解我们东方底文化。东方的文化是绝对美的，是韵雅的。东方的文化而且又是人类所有的最彻底的文化。哦！我们不要被叫嚣犷野的西人吓倒了！”¹⁷ 同一期《创造周报》刊出的郭沫若的《论中德文化书》，也提出“要救我们几千年来贪懒好闲的沉痼，以及目前利欲熏蒸的混沌，我们要唤醒我们固有的文化精神，而吸吮欧西的纯粹科学的甘乳”。他把“我们固有的文化精神”源头上溯到先秦的庄骚传统。¹⁸

且不说新文学与传统文学无法割裂的内在关联，即使就文化态度而言，五四时期新文学阵营的“反传统”也是有条件的而非无条件的，有保留的而非彻底的，有差别的而非一致的，相对化的而非绝对化的，有变化的而非一成不变的。对此，应有历史的、全面的、辩证的认识。

二、整理国故问题

论及五四时期的传统文学观，不能回避整理国故问题。以往的文学史著述中，大多对整理国故持消极性的评价，将其视为胡适等“退婴”的表现或保守派对抗新文学的策略，即或有所肯定，对新文学阵营整理国故的成绩及其意义的评价也不够充分。实际上，整理国故是民族文化传统生命力的顽强展现，也是新文学发展战略的积极调整。无论是就民族心理而言，还是从文化演进来说，整理国故都有其历史必然性。章太炎几十年锲而不舍地坚持研究并讲述国学，因为在他看来，“国粹”可以激发民族精神，不管革命如何剧变，文化传统必须保存。¹⁹ 当五四文学革命高潮过去后，人们在获得解放的快意之余，会感受到失根似的痛苦与惶惑，需要通过整理国故来安慰心灵；人们也渐渐意识到新文学不可能平地起高楼，而是须有深厚牢固的地基，于是要向民族传统回溯。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学虽然可以在外来文学的刺激与启迪下发生革命性的飞跃，但不可能离开传统底蕴的支持，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的中国文学尤其如此。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也给整理国故提供了契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文化界的反思，促使中国人重新审视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自身。1918年以后，一些重要报刊陆续改文言为白话；1920年，教育部 顺应时代潮流，颁令国民学校一、二年级起用白话文为国语教材。文坛与学校里语体正统地位的确立，是文学革命成功的重要标志。在这种情况下，新文化阵营才有余裕提出并解决整理国故的课题。

1919年1月，《新潮》创刊伊始即有对“国故”及国故研究的评介。之所以要关注“故书”，编者说明是“一般的人对于故书，总有非常的爱情”，“所以不得不‘因利乘便’，就读故书的方法讨论一番了”（第1卷第4号）。在《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第1卷第4号）里，傅斯年把“整理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学问”，以便给“大家晓得研究”视为兴办起来的事业。胡适敏锐地注意到整理国故的价值，堂而皇之地将其纳入“新思潮的意义”，并指出，“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²⁰后来，他又提出，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把中国一切文化历史纳入国故学的视野；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材料；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²¹ 这位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也是整理国故的躬身实践者，他先后完成《水浒传考证》（1920年）、《红楼梦考证》（1921年）、《水浒传后考》、《老残游记序》（1925年）、《儿女英雄传序》（1925年）等文，对白话文学传统的梳理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他也推进了史学界“疑古思潮”的发展。

整理国故并非一路顺风。1923年春，胡适应清华学生之约拟出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²²，列出书目183种，一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成仿吾认为国学“不能说它没有研究之价值”，但现在研究“为时过早”。而此时兴起的国学运动，“只不过是要在死灰中寻出火烬来满足他们那‘美好的昔日’的情绪，他们是想利用盲目的爱国的心理实行他们倒行逆施的狂妄”²³。1924年1月17日，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讲演时，指出老先生整理国故与青年追求活学问、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²⁴ 1925年1月，《京报副刊》刊出启事，征求“青年爱读书”与“青年必读书”各十部的书目，鲁迅撰文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²⁵ 后者引起了一些读者的误解，以为鲁迅竟如此的“浅薄无知识”，殊不知鲁迅不过是借题发挥，提醒青年毋忘社会使命，注意传统中的负面效应，岂会真如质疑者所想那样的不堪？实际上，鲁迅在“五四”前就辑录过《古小说钩沉》、谢承《后汉书》等，五四时期，他以分析的眼光审视传统文学，既不放过“团圆主义”“瞒与骗”之类的精神糟粕，予以猛烈的抨击，同时，也不因噎废食，而是做了大量的资料工作与研究工作。比起胡适的只重白话文学，鲁迅的眼界更为开阔，胸襟也更为博大。1924年完成《嵇康集》的校订，1926年由北新书局出版《小说旧闻钞》（辑录），1927年出版《唐宋传奇集》（辑录）；从1920年起，在北京大学等校讲授中国小说史，在此基础上，于1923、1924年相继出版《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册，填补了中国小说无史的空白；1926年起在厦门大学等校讲授《中国文学史略》²⁶ 等，后者溯源的历史更早，涵盖的文体更多，表现出鲁迅别致而深邃的文学史观。

从作为新文学重镇的《小说月报》上，也可以看出新文学阵营对整理国故的认识与举措。第12卷第1号刊出的《改革宣言》中，认为“中国文学变迁之过程则有急待整理之必要”，因而把它与介绍西洋文学变迁过程并列为“研究”栏目的内容。在后面提出的“二三意见”中，进一步强调说“中国旧有文学不仅在过去时代有相当之地位而已，即对于将来亦有几分之贡献，此则同人所敢确信者，故甚愿发表治旧文学者研究所得之见，俾得与国人相讨论”。但在最初两年，《小说月报》整理传统文学的内容并不多，到了1923年才有了明显的变化。第14卷第1号除了在头条位置发表郑振铎的长篇文章《读毛诗序》之外，还开设了“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栏目，内收6篇文章。郑振铎的《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提出整理国故的两个理由：一是改革社会的文艺观念，使人们认识到新旧文学的差异；二是要告诉人们，“新文学运动，并不是要完全推翻一切中国固有的文艺作品，这种运动的真意义，一方面在建设我们的新文学观，创作新的作品，一方面却要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把金石从瓦砾堆中搜找出来，把传统的灰尘，从光润的镜子上拂拭下去”。顾颉刚在《我们对于国故应取的态度》中，批评一些人“以为新与旧的人截然两派，所用的材料也截然两种：研究了国故就不应再有新文学运动的气息；做新文学运动的也不应再去整理国故。所以加入新文学运动的人多了，大家就叹息痛恨于‘国粹沦丧’了。他们不知道新文学与国故并不是冤雠对垒的两处军队，乃是一种学问上的两个阶段。生在现在的人，要说现在的话，所以要有新文学运动。生在现在的人，要知道过去的生活状况，与现在各种境界的由来，所以要有整理国故的要求。……国故里的文学一部分整理了出来，可以使得研究文学的人明了从前人的文学价值的程度更增进，知道现在人所以应做新文学的缘故更清楚”。这一期《小说月报》仿佛是在整理国故舞台的亮相，此后，在“读书杂记”“研究”“国内文坛消息”“选录”等栏目，传统文学方面的内容明显多了起来。从第15卷第1号（1924年1月）开始，郑振铎发表《中国文学者生卒考》（附传略），介绍秦代以来中国作家的生卒年、史料出处、身份、出身、经历、性格、主要作品、艺术风格、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等，改变了以往只有外国作家传略和“文学家研究”栏目中只对外国开放的偏枯现象。与整个编辑思想的变化相关，第15卷第1号的插图中有《现存一千二百年前的杨惠之的塑像》四幅，这是《小说月报》改革以来第一次刊出中国古代艺术图像资料。第15卷第6号屈原像上了封面。第16卷第1号有沈雁冰的《中国神话的研究》，第15卷第1号开始连载的郑振铎《文学大纲》二十九章中，中国传统文学占了十一章。1926年6月，读者早有呼声、编辑部筹划多时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作为《小说月报》第17卷的号外出刊。这是五四时期新文学杂志规模最大的一次对传统文学的整理，分上下两册，80余万字。作者阵容强大，既有国学大师梁启超、陈垣，又有新文学作家郑振铎、沈雁冰、郭绍虞、俞平伯、朱湘、刘大白、台静农、滕固、许地山、欧阳予倩、汪仲贤、钟敬文等，还有新进学者陆侃如，以及外国学者盐谷温、仓石武四郎等。研究范围宽广，时代从先秦直到晚清；类别有文学史研究、作家批评家研究、方法论研究、文体研究；研究方法有对乾嘉学派传统的继承，更有对西方现代科学方法的借鉴与生发，可谓是整理国故成绩的深度展示。

在整理国故上面，新派与旧派的界限模糊起来，二者对待国故的态度与方法虽然有别，但对民族传统的重视却达成了一致。1921年11月，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大学成立研究所国学门，招收研究生做专题研究，先后设考古、歌谣、风俗等研究室，编辑出版《国学季刊》。保守派活跃的南京东南大学，也于1922年10月成立国学研究会，出版《国学丛刊》《国学研究会讲演录》及国学丛书。国学院于1923年制定了“整理国学计划书”，规定成立“以科学理董国故”的“科学部”和“以国故理董国故”的“典籍部”。1923年5月，由柳亚子、叶楚伧及邵力子、陈望道、曹聚仁等发起组织的新南社，在发起宣言中表示，“对于国学，从今以后，愿一弃从前纤靡之习，先从整理入手”。整理国故成为20世纪20年代遍及大江南北的文化潮流，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仅据良友版《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集》等，文学方面的专著就有二十余种。整理国故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效应，不可低估，至少有如下几点值得充分肯定：一、确立了对待传统的价值重估意识，澄清了旧文学的混乱观念，给优秀作品以应得的地位。二、使新文学作家增强了继承与发扬传统的自觉性，给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内在的动力。三、促成了新红学、文学史等新学科的建立。²⁷

整理国故不是几个人偶发思古之幽情的个人行为，而是新文学阵营积极参与的不同文化派别的共同行为，不是什么人借此来阻碍新文学乃至社会改革的消极性策略，而是文学发展进程中对外来影响与民族传统关系的自行调整。它的提出及其成绩的取得，是五四时期传统文学观的重要表征。

三、新与旧的对立统一

在过去的五四文学研究中，有新文学派、折衷派、保守派的划法，通常把新文学派视为主流，以其激进的观点作为“五四”的代表性观点，对其予以褒扬，而对折衷派、保守派，则视而不见，或轻描淡写，或不分青红皂白打入逆流予以彻底否定。今天看来，对这种做法应该质疑。

关于新与旧、激进与保守的折衷调和的问题，五四新文学阵营就曾有过不同意见。李大钊在《青年与老人》中，把理想的现代社会视为“协力与调和”的社会，认为“群演之道，乃在一方固其秩序，一方促其进步。无秩序则进步难期，无进步则秩序莫保”。他赞同古里天森关于急进与保守“不可相竞以图征服或灭尽其他，盖二者均属必要，同为永存，其竞立对抗乃为并驾齐驱以保世界之进步”的观点，阐发说：“世界之进化，全为二种观念与确信所驭驰以行。正如车之有两轮，鸟之有双翼，二者缺一，进步必以废止。此等观念，判于人之性质者，即进步与保守。”²⁸ 这种调和进化的观点，注意到新与旧、激进与保守的中和与互补作用，在“五四”当时未能得到普遍认同。陈独秀在《青年与老人》“编后语”中，虽然先是肯定社会需进步与保守之力，但紧接着便提醒青年“吾国社会，自古保守之量，过于进步。今之立言者，其轻重宜慎所择”。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里，说得更加明确：政治学术道德文章，新旧两种法子，“好像水火冰炭，断然不能相容”²⁹。钱玄同也不同意李大钊关于在新的发展中可以包容旧者的观点，主张新的只能征服旧的。³⁰ 这种革命式的思维方式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绝对化，在革命之时虽有其产生的理由，也有其特定的作用，但如果任其发展，必将有碍于历史的进程，对于学术研究来说，也无益于历史真相的还原与历史规律的把握。今天，当我们探讨五四时期的传统文学观时，应该将折衷派与保守派纳入视野，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历史价值。

折衷派之所以被称为折衷派，是因为他们虽然赞同文学革命倡导者的某些主张，但对文学革命的现实性持有保留意见，主张改良式的渐变而非飞跃式的剧变。历史已经证明，折衷派看待文学革命进程的眼光过于拘谨（其实，新文学的进程之速也超出胡适的预料），对“急进反缓”的担心属于过虑。但在被称为“趋于凡庸的折衷论”³¹ 里，其实包含着一些合理的成分。如曾毅主张“吾国陈旧之物之存于今者，取其足以与新机迎合，而牖之培之化之大之；其诸不适于现世界之生存，可视同历史之古物，一切束置高阁”。为了得知新文学的标准，“莫妙于取古今人之诗文，与吾宗旨稍近者，诗如李陵陶潜及古诗二十九首之类，文如黄太冲《原君》、王守仁《祭瘗旅文》之类，选为课本，使人知有宗向。由是以趋于改进，似更易为功也”³²。这一建议得到新文学阵营的认同。但在有的文学史家眼里，这一建设性意见却是“趋于凡庸”的、“可笑”的。余元濬主张“对于小学生，则授以普通应用之文字，文理与白话二者可精酌而并取。中等以上之学者，则取纯一的文言，而示以深邃精奥之所在。如此则庶几无人不识应用之文字，而所谓邃奥文理者，亦自有一般专门之学者探讨，而使古来本有之经理艺术不因是而火其传也”³³。主张中等以上教育专用文言，这固然不可取，但其担心各级学校统统用白话文而使传统文学失其薪传，这种顾虑是可以理解的。前文所引胡适对学校课程的设计便与此有异曲同工之概。事实上，后来的教育的确采取了这种折衷的办法，中等以上学校的语文教材选取了适量的文言文。折衷论者关于“如何可以豫杜改革之流弊”³⁴ 的提醒对文学革命倡导者有所启发，不用典不讲对仗，“确有矫枉过正之弊”的观点，与新文学阵营也有切合之处。“这些折衷派的言论，实最足以阻碍文学革命运动的发展”，这种结论与事实不尽相符。

不只折衷派，而且保守派参与五四文学史的建构也不都是负面性的。在“五四”这样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时期，无论是从保持与争夺话语权的个性心理层面来看，还是就民族文化的承传与更新而言，保守派的出现并参与对历史进步的推动，都是历史的必然。这里所关注的是：保守派在怎样的意义上向新文学质疑，新文学派又是从中受到怎样的刺激与启发，才对传统文学观与新文学发展战略进行调整的。

文学革命必然会有反对派，也确实需要反对派，中外文学史都不乏这方面的例证。当文学革命揭竿而起之初，国粹派一时萎靡不振，反应无力，前驱者难免有寂寞之感。林纾在1919年3月18日《公言报》发表《致蔡鹤卿太史书》，对“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加以挞伐，才引起了新文学阵营的关注。蔡元培在《答林琴南君函》中，在申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时，并未取与陈独秀同样的激进态度，而是力辩本校并非如林纾所责备的“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强调传统文学在北大教学中的重要位置与新文学主张者的深厚古文造诣。比较一下蔡元培的《答林琴南君函》与陈独秀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二者传统文学观的差异便一目了然。以往论者多将此视为蔡元培论辩的策略，其实未尽然，林纾的挑战与蔡元培的应战，对先驱者后来调整传统文学观与新文学战略未尝没有关联。1919年3月，北京大学刘师培、黄侃等创办《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由，抨击新文学。要批判其抱残守缺的态度自然不在话下，但新文学如何对待传统，这的确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文学革命之初，前驱者急于斩将擎旗，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处，现在，要安营扎寨，发展壮大，就不能不冷静下来，对传统文学予以重新审视、重新估价。正是在保守派揭起国故这面旗帜的背景下，才有了1919年4月《新潮》的敏锐反应，有了新文学阵营积极调整传统文学观，以科学的态度与方法整理国故。

学衡派对新文学倡导者施以人格攻击³⁵，显然掺杂着个人意气；否定以白话取代文言的文学革命目标，也为历史所证明确属迂执冥顽之举。但是，在传统文学观与新文学建设的思路上，学衡派并非一无是处。至少如下几个方面的观点是值得肯定或应该引起思考的，对新文学的发展有所助益。一、语言工具不能代表整个文学，文学之死活，以其自身价值来决定，而不能以其所用之文字的古今来决定。³⁶ 这种观点为给予历史上的文言文学以应有的地位奠定了基础，也为新文学汲取文言优长提供了前提。二、文言文不尽是艰涩难懂之文，也有痛快淋漓纤悉必达之作，因而不能笼而统之地一棍子打倒，而是应该区别对待，有些文言文学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三、新与旧、文言与白话不能壁垒森严，二者有交叉，有互补；“真正之文学乃存在于新旧之外，以新旧之见论文学者，非妄即讹也”³⁷。四、文学发展自有其历史承传性，“前人之著作，即后人之遗产 也。若尽弃遗产，以图赤手创业，不亦难乎。……故欲创造新文学，必浸淫于古籍，尽得其精华，而遗其糟粕，乃能应时势之所趋，而创造一时之新文学，如斯始可望其成功”³⁸。五、文学进化论只知有历史的观念，而不知有艺术的道理³⁹，文学史的复杂现象并不能完全用直线的文学进化论来解释。学衡派有些观点其实是与新文学阵营相通的，譬如，“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这一《学衡》宗旨，与胡适对新思潮的概括颇有相似之处；西谛的《新与旧》⁴⁰ 与学衡派关于新旧的看法几无二致。相通之处自不必说，即使逆耳忠言，新文学派也是有所汲取的。如新文学前驱者传统文学观的变化，便不能说与学衡派等的讦难无关；关于新诗的音调、格律等问题的具体见解，后来也获得了新月派等诗派的认同与尝试。至于文学进化论的局限性，则过了许多年才被文学史界认识到。只是当时学衡派对新文学采取了对垒的态度，以意气性的言辞掩盖了学术性，与其“不激不随”的主张发生了矛盾。新文学派的应战姿态，多少妨碍了对学衡派的全面认识。

冯友兰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中谈到“新文化运动内部的派别”时，将陈独秀、李大钊划为“左翼”，将胡适、梁漱溟划为“右翼”⁴¹。当然，将胡、梁划归一翼，大可商榷，但把像梁漱溟这样的“异议人士”⁴² 纳入到新文化运动的框架中予以正面考察，这种历史主义态度应该说是可取的，对于我们考察五四时期的传统文学观问题同样适用。其实，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即认识到学衡派“只是新文学的旁支，决不是敌人”，“不必去太歧视他的”。⁴³ 只是后来由于形而上学思想方法作怪，才在几十年间将学衡派作为反对派排除于五四新文学建构的框架之外。时至今日，我们应该突破主观主义的历史观与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束缚，也应该超越五四时期论战思维的模式，将学衡派回归到历史情境中去，给它以应有的评价。

综上所述，五四时期是一个多声部合唱的历史舞台，新文学派与折衷派、保守派共同参与了这段文学史建构。“反传统”只是新文学前驱者的重要表征之一，而非其本质特征，因而不足以概括这一历史时期的传统文学观；“全盘反传统主义”，更是后人强加于历史的想象，而非历史的真相。至于五四时期的传统文学观，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述，这就是：以科学的态度与方法重新估定传统文学的价值。以往论者对于五四传统文学观中“反传统”成分的过分强调与夸大，究其原因，除了对于历史悠久的传统来说，反传统易于惹人注意之外，在弘扬者方面，有革命式思维方式的惯性作用；在否定者方面，大有借历史清算来为新儒家招摇之嫌。无论哪方面，在方法论上都陷入了本质论与非此即彼的两极对立论的陷阱。蔡元培当年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批评“吾国承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常好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论”，借用此语批评关于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学观的模糊认识，亦无不可。时至今日，这种“一孔之论”与耳食之见到了应该抛弃的时候了。

五四时期传统文学观的复杂性，牵涉到革命与建设、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问题。革命是短促而简捷的，而建设则是长期而繁难的，革命要对传统有所清理，而建设则需要从传统汲取资源；对于一个民族来说，现代性可以借鉴，但无法移植；真正的现代性，必须在深厚的民族文化基础上融会域外新知加以创新才能确立。以“五四”为起点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证实了这一点。“五四”的历史经验对于今天在全球化语境中思考与调整中国文化战略应该有所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