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的学术历程

倏忽之间，从1982年春到武汉大学读硕士研究生至今，我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竟有四十年了。第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是《浅谈老舍〈离婚〉的喜剧特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2期）。之所以从老舍研究起步，直接动因是入学试卷中有一道15分的题——“老舍早期三部长篇小说的特色”，我一个字也答不出，因为那时没读过《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入学以后，为了弥补遗憾，先读这三部长篇小说，老舍悲喜剧交融的幽默和京味儿语言让我产生了兴趣，遂一路读下去，硕士论文选题为《老舍长篇小说风格研究》。作家作品研究使我进入文学史之门，硕士生阶段的学术训练为我后来撰述文学史与讲授“中国现代小说选读”等课打下了基础。

上大学之前，艰难的岁月里读到《野草》，感受到莫名的共鸣与强劲的鼓舞，所以，读吉林大学77级本科时，我选修了刘中树教授的鲁迅研究课，又在刘柏青教授指导下以《阿Q的革命》与《〈阿Q正传〉人物谈》为题作学年论文与毕业论文；考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的重要动因也在于鲁迅魅力的感召。进武汉大学后，选修易竹贤教授的鲁迅课，爱读导师毕奂午教授、陆耀东教授的鲁迅研究著述。在西北大学工作期间，我参与编撰张华教授主编的《中国现代杂文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承担鲁迅中后期杂文与左翼杂文等章节。198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林非教授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题为《五四文学启蒙主义思潮》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之后，到日本留学一年，在东京大学丸尾常喜教授指导下做中日文学比较研究，成果为1995年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的《觉醒与挣扎——20世纪初中日“人的文学”比较》。丸尾常喜教授的主要学术建树在鲁迅研究，著有《为了花而甘当腐草——鲁迅传》等，我在翻译丸尾教授的博士论文《“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早期论文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报告合集《耻辱与恢复——〈呐喊〉与〈野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的过程，也是仔细体会的契机。1997年前后，参与林非教授主持的《鲁迅著作全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编校，我撰写《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朝花夕拾》《野草》《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的导读。在诸位先生的指导与影响下，我对鲁迅的认识在学习、研究、翻译中不断深化，这样，近年在上海交通大学讲授“鲁迅研究”课才不至于很吃力，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走近鲁迅：由崇拜到对话》也才多少有一点新意。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巅峰，是中国文化从传统走进现代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如果不能深刻认识鲁迅，恐怕很难准确把握现代文学史。鲁迅之重要，值得若干专家倾其毕生之力去研究。但是，鲁迅不是孤峰，只关注鲁迅，显然不够；就学术生态而言，多数学者恐怕也难以终其一生仅仅研究鲁迅。陆耀东教授从鲁迅研究起步，后来在新诗研究领域投入了更多的精力，继《二十年代各流派诗人论》《徐志摩评传》《冯至传》之后，晚年有三卷本《中国新诗史》。林非教授除了《鲁迅前期思想发展史略》、《鲁迅小说论稿》、《鲁迅传》（与刘再复合著）、《论〈故事新编〉的思想艺术及历史意义》、《鲁迅和中国文化》、《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鲁迅》等专著之外，还有《现代六十家散文札记》《中国现代散文史稿》《散文论》等著述。对我启迪与引领作用颇大的杨义教授，从《〈呐喊〉〈彷徨〉综论》出发，步步为营，不断“开疆拓土”，在《京派海派综论》、《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本）之后，又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叙事学》《楚辞诗学》《李杜诗学》《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宋、辽、西夏、金、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感悟通论》《现代中国学术方法通论》等，近年进而推出《老子还原》《庄子还原》《墨子还原》《韩非子还原》《论语还原》等。几位先生都曾提醒我既应拓展视野，也要由博返约，找到自己的学术“根据地”，做出独创性的建树。四十年来，我的学术研究大致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一、经典作家研究，如《荆棘上的生命——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小说叙事》《走近鲁迅：由崇拜到对话》；二、五四文学研究，如《五四文学：新与旧》、《五四文学通论》（因属12卷本《20世纪中国文学史通论》之第二卷，其他三卷因故搁浅，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整套书尚未问世）；三、比较文学研究，如《艺术与性》（弗洛伊德艺术观批判）、《觉醒与挣扎——20世纪初中日“人的文学”比较》、《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四、文学史研究，如《中国现代杂文史》《中国现代文学图志》《中华文学发展史》《中国文学通史》（文学史均为合著）；五、民国文学与抗战文学研究，如《民族国家概念与民国文学》《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

改革开放以来，实事求是的民族文化优秀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精神得以恢复，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加之我所就教的先生都很重视史料的历史背景、历史内涵与历史意义，让我明确了历史还原的学术路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从海外学术界受益颇多，但盲信盲从、生拉硬扯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如民族国家概念、想象共同体观点的运用，有时严重脱离中国历史与现实，用西方民族国家历史中产生的概念来阐释源远流长的多元一体的中国历史与现实，结论荒谬。中国是像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一样靠报刊等近现代媒介才使人民意识到是一个“想象共同体”吗？秦始皇死于东巡途中，他的巡游并非游山玩水，而是宣示大一统的皇权与国威。如果中国到了现代才成为一个“想象共同体”的民族国家，唐代的边塞诗怎么解读呢？抗战时期的“抗战建国”，本来是边抗战边建设国家，以工业、农业、军事、文化、教育、精神等全方位建设来促使抗战早日胜利，抗战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更好地建设国家，而在有的论者那里，“建设”被置换成“建立”，“建国”变成建立民族国家。中国未投降，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没有亡，怎么还要“建立”呢？我花了十年时间思考这些问题，写成《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国家问题》，发表于《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以历史眼光来看，现代文学领域有许多问题都需要重新审视。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举办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成为我进入抗战文学研究领域的契机。当时，我作为现代文学学科负责人遴选与会代表，发现研究抗战文学的论文很少，与抗战十四年所占现代文学史几乎近半的时段不匹配，于是想在会上发言分析这一问题。可是，快要编印会议议程了，我的发言提纲还没有形成。反省自己进入现代文学领域20余年，一篇抗战文学论文也没有写过，现在有什么资格与能力分析这个问题呢？我到文学所图书馆去查阅原始报刊，十分感念50年代文学研究所初创时期，主持工作的何其芳先生派人从全国各地搜集大量民国报刊图书，我这才发现抗战文学犹如汪洋大海，而此前我与我的许多同行对此竟浑然不知，文学史著述谈及的抗战文学不仅少得可怜，而且褊狭可叹。抗战文学研究过少，固然与战时出版发行困难重重、纸张质量差、发行渠道少、传播空间小且不易保存等有关，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在历史认知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抗日正面战场的作用逐步得以公正评价，这为抗战文学的全面、准确评价奠定了基础。我在这次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中第一次提出了正面战场文学的概念，在海峡两岸均有积极的反响，《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还获得了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原以为只是正面战场文学关注不够，后来发现敌后战场文学也有很大的研究空间。2017年，在上海交通大学愈来愈浓郁的人文氛围中，我申报了新的课题——“抗战时期敌后战场文学研究”，获准立项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现在课题即将完成。之后，我拟写一部《中国抗战文学史》，再下一步的计划是沿着历史还原的路径向前探寻，写一部视角新鲜而贴近历史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历史还原，前景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