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方管理哲学的启示

在中国5000多年的历史文明长河里，法家、儒家和道家在社会治理方面提出过一系列管理思想，可以作为中国企业管理的重要借鉴。总结来看，在中国的管理理念当中，法治、德治和仁君构成一个稳固的三角，围绕皇权和治理形成一整套从上而下的管理体系。中国管理思想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需要管理者认真借鉴。作为研究者，我的着眼点并非中、西方管理学的细枝末节，而是从树根和树干出发，重新梳理其思想的脉络。

（一）法治：奖惩分明，但过刚易折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连绵，多国争霸，人人处于需要在竞争中活下来的社会大环境中。法家代表人物商鞅主持“商鞅变法”，他基于对“人性恶”的认知提出了一套制度，包括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建立县制等，不仅具备标准化流程，还在执行上具有务实、可操作、清晰、易懂等多重优势，有利于实践落地。商鞅变法之下的秦国爆发出强大的农业生产力和军事战斗力，并以摧枯拉朽之势统一了六国。

然而，大一统后的秦国并未如预想中的继续强大，仅仅15年时间，到了秦二世便匆匆结束。短命的秦国最大的历史功绩是法治和标准化，这使得中华文明能够打破多种限制流传至今，成为东、西方众多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KennethG.Lieberthal）认为，发端于秦朝的法家制度经历了几个世纪，呈现出近代西方制度的特点——有界定清晰的职位、基于功绩的任命、明确的报酬结构、职能的专业化、高度发达的正式沟通体系、关于权力形式的适当路线的详细规章、定期报告职责，以及正式的监察组织等。在他看来，秦代社会已经早早呈现出现代化的特点。

对于法治，有一些人认为是对中国社会巨大的破坏。这种说法成立的前提是如果没有法家思想，中国社会就会百家争鸣，整个社会更加宽松包容。但这种说法很难成立，因为如果没有法家的治国思想，中国可能就像今天的欧洲，“小国寡民”成为常态，而大一统很难实现。对于企业也一样，如果没有系统、流程和制度，就很难实现业务和管理的规模化。

学者张宏杰在《简读中国史》一书中称“成也法家，败也法家”，他认为法家建立了高效的汲取制度，但这套制度没有可以被约束的力量，导致汲取过度，超过了民众的承受能力。在当时的管理者和制度设定者眼里，人就是工具，作战时可以贡献生命，和平时可以贡献劳力，磨损了便如农具一般可以被抛弃，如射出的箭一般无须再回收，不需要考虑权利，也不需要尊重需求，只需要驱使就可以。最终，“被视作工具”的各地百姓，因为人自身基本需求不被尊重、无法满足而苦不堪言，再到忍耐极限，纷纷揭竿而起，为自己的生存与尊严而战。

法治的一大弊端是，要么难以涉及管理的方方面面，要么难以全面执行。试想一下，制度并没有办法规定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总有很多法律和制度没法到达的地方。“清官难断家务事”，意思就是一旦牵扯到了家庭事务，法律的标尺就变得模糊。另外，理论上我们可以有完备的法律制度，大到杀人放火，小到夫妻吵架，都可以用制度来约束，但这么一来，全社会每天都会有无数违法现象，到底谁来执法？

秦二世而亡，就是过于推崇法治，导致社会运转系统失去了弹性。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说“天下苦秦久矣”，说的就是秦国的制度过于暴虐，失去了人心。

（二）德治：道德约束，但创新不足

秦之后建立的汉，为避免重复像秦一样快速灭亡的悲剧，对秦的成与败做了深刻的分析。大汉的君臣认为秦迅速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秦在思想文化建设上出现了问题，没有成功地建立起有说服力的信仰和价值系统，导致功利主义文化盛行。据说刘邦得到天下以后，并不重视诗书礼乐，陆贾告诫他说：“在马上可以取得天下，难道您也可以在马上治理天下吗？”这一点指出用秦杀伐四方的战略打天下好使，但用于治天下就不行了。

事实亦如此，当时的秦人只重视物质利益，不重视精神追求。这与法家将人作为工具的思想有关。既然为工具，就不需要有思想。因此，只有不让民众过得安逸，不让民众追求精神世界，才能被国家操控和驱使。所以，无论国家贫穷还是富有，都要对外进行扩张。贫穷时，对外扩张可以增强国家实力，使民众不那么安定；富有时，对外扩张也同样需要，可以使民众不那么安逸。时间久了，这种治理方式很难得到人心。

有秦朝灭亡的教训在前，汉朝在建立之初，采取了更多休养生息的做法。贾谊认为“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意思是治理民众就是使他们安定地过日子。汉初推崇黄老（黄帝和老子）的理念，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国家生产力迅速发展，社会安定，百姓富裕，后人称之为“文景之治”。

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倡议，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思想体系，打造了一套“外儒内法”的管理逻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已不是先秦儒家本来的面貌，实际上是法家化的儒家。这种新的儒家思想既可以加强皇权统治、提升国家力量，也可以统一人们的思想行为、降低管理成本。这个管理逻辑被封建王朝的历朝历代采用，成为封建统治者管理治理的主要逻辑，影响了后世中国2000余年。

与法家思维方式不同，儒家认为民众是国家的主体，国家因民众而存在，君主应该获得民众发自内心的支持。儒家思想推崇“德治”，讲究的是礼仪与规矩，用于规范人们的行为和思想。对个人而言，儒家讲究的是仁、义、礼、智、信（圣）、恕、忠、孝、悌等思想。仁，仁爱，主张“仁以处人，有序和谐”；义，原指“宜”，即行为要合“礼”，要做大我，不做小我；礼，指的是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智，同“知”，指的是知识、见解、智慧；信，指待人接物要真诚，言行一致；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有容人之量；忠，要忠诚老实；孝，孝敬父母；悌，敬爱兄长。

儒家思想的理论体系也有天然缺陷。一方面，儒家不提倡创造精神，不主张怀疑论，也不认为人类的认知永无止境，因此没有批判和探索精神，整个思想体系是保守封闭的，而非动态发展的。基于此框架构建的治理模式，跳不出前人界定的标准，而汉朝当时独特的半封闭地理环境及周边民族文化上的普遍落后又使这一模式遇到的挑战很小，从而丧失了探索的动力，丧失了自我变革的压力，也丧失了应有的活力。另一方面，外儒内法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为强化管理者的集权，从而提高系统资源的汲取能力。管理者在缺乏有效制约的情况下，无法对过度汲取进行有效干预，最终结果都是快速超过系统本身的承受能力而崩溃。最早实行该儒家思想的汉武帝，在其执政的晚年，于文景之治时期积累的充盈的国库被消耗一空，百姓生活由富裕迅速变得艰难。而在此之后，在儒家思想统治的2000余年中，中国的历史系统更是不断地进行“崩溃—重启”的循环。

（三）仁君：仁爱有德，但容易走向“完美主义”

仁君的意思是仁慈的皇帝。仁君不仅是儒家的说法，在道家思想中，更有完善的论述。道家思想主张的治理办法最重要的是保持均衡，不能过度。司马迁将道家思想归纳为“清静无为”和“自化自正”，将德治、礼治、法治、仁治等一系列基础治理措施相结合，对管理者的权力进行适当约束，宽刑简政、放开搞活，最终形成健康自然的社会秩序。这和现代管理理论不谋而合，而与儒家的教化、法家的被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道家思想对管理者提出了要求，即要仁爱、有德。仁爱，就是柔御天下、上善若水、爱民如子；有德，就是以身作则，自我约束，最大限度地约束权力。在历代帝王中，汉文帝无论是道德修养还是政治主张均是宽厚而难得的，所以在其治理下，国家呈现出欣欣向荣、民富而国富的风貌。

“仁君”的说法至今对国人影响巨大。中国人向来希望领导是近乎完美的，如果不完美就是“德不配位”。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仁君”屈指可数，可见成为一个完美的君王并不容易；在企业管理中，管理者也被要求具有完美的德行。相比之下，西方社会关于“领导力”的说法就要柔和一些，领导力有高有低，但并不要求每个领导都是德行完美的，这一点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法治、德治与仁君的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形成了独特的东方管理哲学。中国人既讲法治，也讲德治，同时期待领导者都是“仁君”。在不同理念的博弈中，需要时刻追求“中庸之道”。其最大的优点是可以灵活运用于任何场景，最大的问题是经常有相互矛盾的说法和做法。在实际应用过程中，需要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双方的默契和博弈，一切都有法可依，一切又没有规律可言。而管理的最高境界，是实现一种和谐与均衡的状态。

总体而言，中国早期的管理思想与封建统治是分不开的，无论是法家还是儒家，其核心是如何维护帝王的统治，其中不乏帝王之术。西方的管理思想更多来自工业革命之后，主要应用于企业管理。从企业管理的角度，可以糅合东、西方的优势，灵活运用。图1.15所示为东方管理哲学——仁君、法治和德治之间达成和谐、均衡的方法。

在中国人眼中，并非所有人都需要制度的约束和管理，有一类人的自我管理胜过被他人管理，那就是君子。古人设置了对君子的要求和衡量标准，并号召文人志士去做正人君子，从而达到自我管理和自我治理的效果。君子是相对于小人而言的，一旦有了成为君子的追求，一个人就有了卓尔不群的气质，就能自我鞭策、自我激励，成为一个完美的人。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对君子有不少描述。总结而言，至少有以下几个共性的标准。

第一，目标高远，志向坚定。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苏轼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孔子为《周易》写的《象传》里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第二，持续学习，反省内求。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唐太宗李世民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第三，不偏不倚，中庸之道。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意思是说中庸这种美德，是一种最高境界，人们缺乏它已经太久了。孟子说：“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

用现代的话来讲，君子就是追求卓越的人，他们目标高远、持续学习，对自己的言行和修养有很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