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菜如玉

在乡下，阁楼上不摆几个坛坛罐罐，算不上过日子的人家；坛坛罐罐里不装满几样干菜，那说明家里没有个贤惠能干的好女人。我家的楼上，陶罐、瓦瓮、泥钵、坛子，大的、小的，高腰的、细脚的、粗肢的，一字排开，摆满了阁楼。一年四季，里面都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干菜。

顺着木梯，便能爬上阁楼。阁楼下，是我们一家人的卧室。阁楼上，是我们家这些干菜“打盹儿”的场所。我现在想想，阁楼大概是我家最舒适的地方。你瞧它，风吹不着，雨淋不到，地上的潮气够不着；贪吃的鸡飞不上去，嘴馋的猪拱不到。要是有一两只胆大的老鼠想要胡作非为偷吃点什么，它蹑手蹑脚的声音，早就出卖了它的贼心。你看，角落里，父亲买的铁夹子，一直在那里张开铜牙铁齿，坐等着享受一顿饕餮美味。

这些坛坛罐罐里，不同的季节，会装满不同的干菜。干菜的种类实在多，有干豆角、干辣椒，有土豆干、红薯干，有萝卜丝、红薯丝、榨菜丝，有蚕豆、黄豆、红豆、米豆，有红薯粉、小麦粉、糯米粉……

母亲的记忆力总是那么的好。她随便就能讲出，哪个坛子里存的是什么，哪个罐子里藏的是什么。母亲不仅记得这些坛坛罐罐里面装的是什么，她还清楚地记得这些坛坛罐罐里的东西还剩多少。日子过得清贫，可是母亲心里有一笔账，什么季节该晒什么，什么季节该吃什么，母亲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母亲说起这些干菜的时候，了如指掌，如数家珍。我想，对于一个农家妇女来讲，还有什么东西能比这些干菜更珍贵呢？

青黄不接的时候，母亲从一个高高的瓦罐里取出一木升子红薯丝。乡下人家，几乎家家都有一个这样的木升子。一木升子装大米，刚好两斤。有时候，家里的米缸见了底，只好找隔壁邻居借一升。借过来的时候，大米装得平平的，还回去的时候，母亲总是将它堆得满满的。借回来的大米，总是要省着点吃，比如熬一大锅粥。清水煮白粥，总是让人吃得不觉饱，走起路来，两腿发软，双眼老冒金光。大米粥清汤寡水，实在没什么味道，我们总是不想吃。吃了过后，老是不到饭点便要嚷嚷：娘，我的肚子饿了。母亲帮我们紧紧裤腰带，说，等一下，娘就给你们做饭去。母亲生起炉灶，淘好两三把米，将从楼顶瓦罐里取出来的红薯丝一并放了进去。咕噜噜，不一会儿，粥的清香、红薯丝的清香便冒了出来。我们在灶台边，敲着碗筷，流着哈喇子。

土豆新挖出来，堆了满满一房子，母亲变着法子给我们做土豆宴。清炒土豆丝、红烧土豆块、土豆片汤、土豆泥、青椒炒土豆、油炸土豆丝；或者把土豆放在米饭边蒸，或者干脆给我们煮一锅土豆；奢侈时，母亲还会做一盘腊肉炒土豆。新鲜的土豆不能一天两天吃完，但总不能等它烂掉吧？吃过晚饭，母亲看了看天，说，这两天是好晴天，明天晒土豆干。母亲看天的本领，似乎比现在的天气预报还要准。

母亲把洗净的土豆放进大铁锅里，舀满水。父亲坐在灶门前生火。父亲是个教书匠，也是个烧火的好手。父亲在灶膛里架起木坯柴，熊熊的烈火，烧得“呼哧哧”作响。锅里的土豆开始躁动起来，不断传来“汩汩汩”的声音。这声音，似乎是啜泣，又似乎是期盼。乡下的土豆，想必是知道它们终究会有这一天，会被滚烫的开水煮熟，然后被剥皮、切成片，晾在竹匾里，等着那火一样的日头晒过来；它们还知道，晒成土豆干后，在瓦罐里，它们可以待上一整年，自己的生命又多了十二个月。

母亲一刻也闲不着，她把刀磨了又磨，把案板洗了又洗，把竹匾擦了又擦。我们也不能闲着，洗净小手，准备剥土豆皮。煮出来的土豆，一个个圆滚滚的，胖乎乎的，熟透透的，香喷喷的，闻着，便想吃一口。土豆多的是，我们尽管吃。我们给土豆剥皮的时候，刚剥出来的第一个，一定是进了自己的肚子。只是这刚煮熟的土豆，吃一个好吃，吃两个说得过去，到第三个时，舌头便开始发麻，再也不想吃了。

母亲在竹匾旁放一碗清水。我们剥完一个土豆，便把手放在清水里蘸一下。我们的手，好像是一支写字的毛笔。父亲写毛笔字时，写几下，总要蘸蘸墨水，然后再在砚台沿边舔一舔。舔好的毛笔光滑顺溜，锋毫毕露，那样子，像是刚梳洗过头的小姑娘那缕黑辫子，好看极了。我们把沾满土豆泥的手放进清水里，手便立马滋润起来，剥起土豆皮，手到擒来，毫不费力。

薄薄的一层土豆皮，像是土豆穿的外套。只是，土豆大概和我们一样穷酸，衣服也没几件。我们轻轻一掀，土豆光滑的肚子就露了出来，胖乎乎的背便露了出来。土豆浑身长满肚脐眼，它们有些害羞，穿在肚脐眼上的衣服，老是不愿轻易被我们剥下来。我可不管，我用我尖尖的指甲，仔细地抠着，抠着，不一会儿，土豆就剥好了。

母亲的刀工精准、细致、娴熟，一刀一刀下去，土豆片便一块一块诞生。母亲切的土豆片，厚薄均匀，从不碎块。弟弟也是个好帮手，将母亲切好的土豆片整齐地摆在竹匾上，就等着太阳爬上山来。

大概半天工夫，土豆片便开始在竹匾上蜷缩、变小、变薄。母亲带着我们，将它们一个个翻了个身。母亲说，我们的日子何时能翻身啊？那时，我还不懂母亲这句话的意思。自从与爷爷分家后，我们兄弟三人便陆陆续续，像是赶趟儿一样，来到这个贫穷寒酸的家庭。父亲一个月的工资才几块钱，母亲除了忙家里的事，还承担着所有田里地里的活儿。母亲生大弟的前两个小时，还在地里挖土豆。挖着，挖着，母亲觉得肚子隐隐作痛。她心里想，莫不是老二要出来了？母亲加快了动作，挖满一担土豆，挑着便急匆匆地往家赶。回到家中，把扁担撂下，母亲这才发现，裤子已被鲜血染红。母亲大喊隔壁邻居，说，婶子，快来帮我一下，给我烧一锅水，我家老二要出来了。等婶子一锅水烧好，老二便哭哭啼啼地降生了。老二出来后，母亲说，瘦得像只猴子，只剩皮包骨头。

大概两到三天，土豆干便晒好了。晒好的土豆干，金黄、坚硬，放在阳光底下，如一块金灿灿的玉。阳光照射在一块块金灿灿的玉上，照在母亲的脸上。母亲好看的脸上，有了如阳光一样灿烂的笑容。

土豆干烧肉是最好吃的一道菜，可惜，我已经很多年没吃过了。上初中时，学校蒸饭，我经常在饭盒里蒸上几块，只要加点猪油，放点盐，吃起来，便像是在吃肉。

除了土豆干，母亲还要晒干豆角、萝卜丝、辣椒干，母亲亲手晒的这些干菜，大多保持着原本的色泽，捧在手里，能发出“铮铮”的响声。新鲜蔬菜还没出来，这些干菜，便成了餐桌上的佳肴。干豆角烧肉、萝卜丝烧鱼，哪怕是一碗辣椒干，都是味道奇佳，让人垂涎三尺。我生病前期，有段时间，吃什么都不香，母亲每顿给我做一海碗辣椒干，满满的一大碗辣椒干吃下去，吃得我满口生津，满头大汗。那一直高烧不退的体温，也随之降了下来。

我最喜欢的，还是母亲晒的红薯干。母亲晒的红薯干，大抵可以说是这个世上独一无二的美食。这些年来，我也吃过一些红薯干，在县城的小摊上也买过一些，可没有一家做的红薯干能比得上母亲做的。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旧清晰地记得，母亲做的红薯干的味道，以及母亲做红薯干的样子。

同样是要等天晴，同样是要在灶里生起木坯柴火。要做红薯干的红薯，母亲都会精挑细选一番，歪瓜裂枣的，有伤口的，个头太大或太小的，母亲一个也看不上。

做红薯干的红薯，母亲都要选红心薯。林清玄在《红心番薯》里写道：

“在我居住的地方，巷口本来有一位卖糖番薯的老人……那些番薯是去皮的，长得很细小，却总像记录着什么心底的珍藏。有时候我向老人买一个番薯，一边散步回来一边吃着，那蜜一样的滋味进了腹中，却有一点酸苦，因为老人的脸总使我想起在烽烟中奔走过的风霜。”

我也买过红心番薯，我还给我的女儿亲手烧过红心番薯。那年，从医院回来，家中连吃的大米都成了问题，自然是拿不出钱给女儿买牛奶和零食。女儿刚满一岁，正值嗷嗷待哺、急需营养的时候。我有时候想想，这一辈子，亏欠我的女儿太多，小时候，没钱给她买衣服、买吃的，现在条件稍好点，却不能陪她。时间从不等人，一晃，女儿都快要上高中了。

女儿小的时候，我每天在土灶里给她烧一个红薯。女儿捧着红薯，从客厅跌跌撞撞跑到房里，又从房里歪歪扭扭跑到客厅，一口一口地吃着红薯，一声一声地嚷着“好吃”，就连最后的红薯皮也舍不得丢掉。那时，我的泪水就像是手臂上输液管里的抗生素一样，一滴一滴地往下落。

母亲将挑选好的红心薯洗净、削皮，放进大铁锅里。这个时候，父亲这个再合适不过的烧火佬，已经将土灶弄得热火朝天，火苗腾腾直蹿。母亲说，火苗笑，客人到。儿子，你听听，这火苗笑得多好！

大铁锅里开始冒着白汽，开始泛起红薯的香甜。再过一会儿工夫，红薯就熟透了。灶上灶下，讲究搭配，妇唱夫随，在我家的灶台前表现得可谓是淋漓尽致、无可挑剔。我的父亲和母亲，年轻时因生活的艰辛困苦，吵过、闹过；可是，在我的记忆里，他们从来没提过“离婚”二字。母亲爱唱黄梅戏，会唱样板戏，电影里的主题曲或者插曲，听一两遍，便能丝毫不差地唱下来。母亲没学过音乐，甚至连学校也没正儿八经上过，但是母亲天资聪颖，记忆力超强。而我那有些木讷的父亲，不仅会写一手好毛笔字，更是拉得一手好二胡。他们经常一个拉琴一个演唱。这不，做红薯干的间隙也不放过，母亲嘴里哼着曲，父亲将手中的火钳敲打着。逼仄的厨房里，歌声、火钳声、锅里的蒸汽声、开水咕噜声、灶里的火苗声，还有我们的鼻涕口水声，交织在一起。

母亲一边哼，一边将煮熟的红薯捞起来，沥干水，放在比晒筐小的竹匾里，趁红薯还冒着扑腾腾的热气，用铲子将红薯碾成糊，不放过一块没碾碎碾透的红薯。那时候，母亲的眼睛，清澈明亮，像是珍珠里镶着一颗黑葡萄。我总在想，父亲肯定是被我母亲那一双大眼睛给迷倒的。前些年，母亲受眼疾困扰，因为没能得到及时治疗，瞎了一只。现在，仅剩的一只眼睛，也就仅有一丝微弱的光芒。看着母亲那凹陷、发灰、无神的眼珠，我总觉那不是我的母亲，那眼睛不是我母亲的眼睛。

灯光下，母亲在碾好的红薯泥里，撒上黑芝麻。一粒粒干净的黑芝麻，撒在红薯泥上，就像是晚霞的天边，火烧云里，飞过的一群大雁；母亲又在上面均匀地撒上一层白糖，那些晶莹的白糖，像是夜晚的天空里眨着眼睛的星星。

母亲用手揉搓着红薯泥。母亲揉搓红薯泥的样子，和母亲和面时一样有力、优美。母亲这双手，做过太多的事情，穿过针引过线，淘过米和过面，砍过柴喂过猪，割过麦子插过田，打过我们也抚摸过我们，而现在，母亲的这双手，每到冬天，便会皲裂，像是松树皮，摸起来，硌得慌。

和好的红薯泥，先切成块，再切成片，然后放在太阳底下晾干。那时，我还不知道有“雾霾”这么一个词，天气总是那么好，到冬天，总有艳阳高照的时候。母亲切好的红薯片，大小一致，厚度均匀，方方正正。红薯片上面，均匀地缀着黑芝麻。暖洋洋的太阳底下，晒上一两天，等红薯片的水分散去，半干半湿时，再收起来切成条，然后再晒。

红薯条晒干后，用透明塑料袋封好，装进瓦罐里，等快过年时，用铁砂炒。炒熟的红薯条，放在嘴里，“嘎嘣嘎嘣”，又脆，又香，又甜，好吃得不得了。客人来时，就抓一些放在果盘里；上学时，我总是偷一把装在口袋里；嘴馋的时候，嚼几根；饿的时候，吃一把；跟同学闹矛盾，想要重归于好时，塞一把母亲炒的红薯干，他那愤怒的脸上，一定会“咯咯咯”地笑个不停。

前些日子，某地的花菜滞销，急得农民愁眉苦脸。公司的老总自掏腰包，买了一些回来，算是做点公益事业。可是，买回来的花菜，该怎样处理？天公越来越不作美，前两天气温还有十几度，三九天里，只需穿一件褂子衬衫。昨夜，气温骤降，今天一早，太阳干脆不露面。这几吨的花菜啊，不仅急坏了菜农，更是急坏了我们。一大帮人装、运、卸、切、洗、煮、晾、烤，忙活了一整天，还没见一棵花菜干出来。烤箱里，有的被烧焦了，变得黑乎乎的；有的还水淋淋、湿漉漉的，而一旁，等着进烤箱的花菜，正在风扇里，呼呼作响，打着鼾。

我突然想，要是我的母亲在这里，她将如何变着戏法，将这些花菜变成菜干呢？

前几年，母亲的眼疾没这么严重的时候，总会在我回家前，做豆粑干。母亲做的豆粑干，用料讲究，用糯米、大米、小麦、高粱、大豆、芝麻、绿豆做原料，用石磨磨成粉，调成浆，一锅一锅烫出来，然后切成丝，晒成干。晒干的豆粑，母亲帮我用塑料袋装好，放进我的行李箱里。行李箱沉甸甸的，里面一大半是母亲做的豆粑干。每天下班后，我便烧一锅开水，抓上两把豆粑干，打一个鸡蛋，放点葱、姜、大蒜，几分钟后，便是一顿美味佳肴。

可是，母亲现在正在一家洗脚城里做着清洁工，每天给那些摇摇晃晃、进进出出的人收拾着、打扫着，只怕再也没有时间，给我做这碗我最爱吃的豆粑干吧？

那些乡下的坛坛罐罐呢？那些清爽透气的阁楼呢？那些如玉如金属一般的干菜呢？都没有了。没有了的，还有我的故乡、我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