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失控的资本：发条经济学的终结
- (美)汤迟·厄泽利
- 1926字
- 2024-07-25 16:24:36
前言
本书从两份“尸检报告”——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和2010年5月6日的美股闪崩——收获了一些鲜为人知的见解，并借此揭示了从牛顿物理学中借鉴的所谓正统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在解释和预测近期经济史上的灾难性事件方面的缺陷。本书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去理解格林斯潘（1987—2006担任美联储委员会主席）的财政政策对美国金融波动的影响——格林斯潘倒向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大财团资产管理资本主义（Asset Manager Capitalism，简称资管资本主义）的兴起——这造成了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及之后西方发达世界长达十年的经济停滞，同时，全球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鸿沟被急剧拉大。
本书试图阐明日益全球化的法律法规的发展，这些法条保护不同形式的有形和无形财产，以保护所有权主张不受国家及其国家法院的质疑。本书试图表明，主要经济体内部和之间的支出与储蓄、储蓄与投资之间的持续不平衡，是如何导致不平等加剧，从而造成美国制造业商品过剩、失业和债务增加的，这是对“华盛顿共识”的全球一体化承诺在经济上和金融上的扭曲。矛盾的是，自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终结以来，反而出现了一个更加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金融体系，而美国作为一个放松管制的创业型金融市场，一个低生产率增长经济体，却成为全球货币的主要供应者，以扩张其全球价值链（GVC）。中国是一个高生产率增长的大型经济体，其金融市场尚未在全球范围内充分发展起来，对美元仍有较大依赖性。20世纪末建立的后WTO全球经济秩序正面临压力。世界正从一个以原油为最有价值资源的世纪迈入一个以数据为最重要资源的世纪。金融市场波动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一种现象，现在又携其所有的政治甚至军事解决方案回来了。
本书简要介绍了以布雷顿森林协议为框架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经理式资本主义（Managerial Capitalism）[1]向全球资管资本主义的过渡历史，并期许为中美两国的争端解决带来启发。特朗普总统之后的美国政府试图制造两极世界来肢解中美联系，并利用后WTO时代相互依存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为武器以推行技术冷战。美国对华为的制裁开启了中美两国IT基础设施和供应链的脱钩，预计这种脱钩将继续下去。但在全球竞争中，中国和美国并不是唯二重要的经济体。欧盟、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都在世界IT系统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所有这些经济实体，无论是在政府还是公司层面，它们的利益与美国政府的倡议相左，而且经常相互冲突。如果它们不能就数字领域的共同规则达成一致，中国最终可能会通过数字丝绸之路等倡议另辟蹊径。
全球在技术领域的相互依存是推行“华盛顿共识”所带来的结果，这一共识在2007—2008年的濒死经历中幸存下来，甚至在当今的贸易战中得到巩固和加强。如今的竞技场包括金融、技术和地缘政治等因素。中美竞争的主线贯穿前沿技术、人工智能、5G网络、数字货币和量子计算，其中每一项都有可能改变经济、政治、军事、网络安全和社会领域的地缘政治力量平衡。这有助于我们看清在当今的政治世界中，技术因素如何变得越来越像地缘因素。基于地缘政治看待世界的方式诞生于19世纪，并在20世纪彻底改变了战略思维，它源于这样一种理念，即物理世界的地理因素对国家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当今新兴的技术政治学（Techno Politics）的分析单元是平台：其他技术赖以建立的技术——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生意、治理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所有平台的平台是由20世纪地缘政治现实锻造的互联网（Internet）演变到今天的“互裂网”（Splinternet）。就像地理上的领土一样，这些平台也有自己的政治。它们有自己的用户群，主要是用户、程序员和其他公司。它们有自己的法律，规定了谁可以更改代码和访问数据。它们在与其他支撑性、竞争性平台或建立在它们基础之上的其他平台的交往中有着自己的立场，就像领土定义了与邻国的关系一样。它们有自己的治理体系。一些是“开放的”，另一些是“封闭的”，像绝对的君主制一样运行。至此，技术冷战的主要战士和战场确定了。下一次全球危机是否会是全球金融和经济体系的又一次崩溃，或者是否会以政治甚至军事冲突的形式出现，这是无法断言的。两者似乎都不是不可避免的。
本书展示了盖亚理论（Gaia Theory）如何为经济增长带来新的曙光，模糊逻辑如何影响国家的财政，会计系统如何高估了公开交易的跨国公司资产负债表的价值，以及网络理论如何揭示关系的价值，并认为经济需要被视为一个复杂、混沌的系统，就像科学家看待自然一样，而不是一个寻求平衡的牛顿式构造。
[1]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资本主义的普遍组织形式是，市场由受薪高级经理人团队领导的大型官僚组织所主导。这与早期的资本主义形式不同，在早期的资本主义中，决策和大多数日常管理职能是由所有者直接进行的。在许多评论家看来，由于一系列因素，包括信息技术的出现，知识资本的重要性不断增加，以及新的组织结构和职业发展模式的出现，经理式资本主义在20世纪后期开始衰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