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未来命运向来是学界争论的重大议题之一，从罗伯特·基欧汉的《霸权之后》到查尔斯·克劳萨默的《单极时刻》，从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到约瑟夫·奈的《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从法里德·扎卡利亚的《后美国世界》到尼尔·弗格森的《巨人》，这一争论一直未曾停息。1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似乎变得更加激烈，及至2008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后，“美国时代已然终结”的声音更是不绝于耳。2还有人超越了对美国首要地位（primacy）的关注并提出，世界政治的转型不仅仅是权力分配的变化，有关全球秩序的思想、原则和规范也在发生改变，而中国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秩序的最大挑战。3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讲席教授约翰·伊肯伯里也加入了这场争论，并在2011年5月出版专著《自由主义利维坦》，深入阐述了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所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看法。他认为，虽然美国在全球体系中的权力地位发生了改变，美国与外部世界订立的“霸权契约”（hegemonic bargains）也面临再谈判，但其所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核心特性、基本规则和原则安然无恙，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并未遇到竞争对手，恰恰相反，非西方大国的崛起以及经济和安全相互依赖度的增强为这一秩序造就了新的拥护者。

《自由主义利维坦》实际上是美国国内大战略论争的产物，伊肯伯里是这场论争中“新自由国际主义”思想流派的代表性人物。可以说，“新自由国际主义”对奥巴马政府全球战略的调整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本书不仅可以使我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如何构建和维护国际秩序有更加深入的理解，而且有助于认知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美国领导层国家安全战略思维的“思想底色”。同样重要的是，中国自身的和平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应对和融入既有的国际秩序，其关键在于如何处理权力与规则的关系，《自由主义利维坦》对于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战略选择、战略规划和对外政策行为具有宝贵的启发意义。“权力与规则并非敌人”，这不仅是美国也是中国须铭记在心的箴言。

一

本书探讨的核心问题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特别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领导构建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liberal hegemonic order）的内在逻辑、变化特征和未来命运。按照伊肯伯里相对简约的定义，国际秩序是对国家间互动关系的相对稳定的和程式化的安排，而世界历史上的国际秩序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得以确立，即制衡（balance，如18世纪的欧洲）、统制（command，如19世纪的大英帝国），以及赢得同意（consent，如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和欧盟）。在过去两百年中，西方民主国家一直在努力构建开放的、以规则为基础的（rule-based）的国际秩序。而在20世纪下半叶，美国以其无可匹敌的实力地位，围绕着多边机制、同盟、特殊关系等，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主权规范为基石，推动建立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一种特殊型态——自由主义霸权秩序，这是一种带有自由主义特征的等级性秩序，体现了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思想、规则和权力的融合。

全书共有八章，除导言和结论外，第二章至第四章为理论探讨部分，第五章到第七章为实证阐释部分。为理解战后美国所领导的国际秩序的逻辑和特性，作者首先梳理了历史上不同类型的世界政治秩序，并着重对不同的等级性秩序，即帝国主义等级性秩序和自由主义等级性秩序作出区分，提出后者需要主导国按照协商而得的（agreed-upon）、制度化的克制与承诺来运用权力。第三章和第四章探讨了主导国在全球体系中如何进行支配（rule）的问题，作者阐述了主导国的两大支配模式，即“以规则支配”（rule through rules，如美欧关系）和“以关系支配”（rule through relationship，如美国在东亚建立的毂辐体系），4前者强调以规则和制度为基础的多边承诺，后者则是指按照主—从关系来构建秩序。作者认为，单极条件往往会诱使主导国选择以关系支配的模式，但随着单极权力的衰落，主导国将更多地依赖多边规则和制度。

第五章以清晰的历史脉络和理论逻辑阐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如何推动建立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作者指出，美国领导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本希望通过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一种更具普世性的全球秩序，但由于冷战的出现，这种秩序构建只能在西方民主国家（包括日本）内部展开并以美国为中心，而且为了更加有效地应对苏联威胁，美国最终在东亚建立了一种具有附庸关系性质的同盟体系。某种程度上，美国将联合国所体现的自由主义精神和北约以及东亚同盟关系所体现的现实主义精神很好地结合了起来，美国成为了“自由主义利维坦”，“受他国邀请而进行领导”，并且反过来用自己的权力和财富为他国提供了“服务”。作者提出，从提供安全、创造财富和促进社会进步而言，这一自由主义霸权秩序是世界历史上最为成功的秩序，在冷战终结之后，这一秩序从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内部秩序”成功扩展为在全球范围内适用的“外部秩序”。

但在冷战结束后的近20年中，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也面临着很多挑战和危机。作者所关注的是全球体系的长期性变化，一方面，美国虽以单极力量出现，但其霸权权力的正当性因苏联威胁的消失而逐渐受到质疑；另一方面，作为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基石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下的主权规范受到侵蚀，对别国内部事务的干预和“保护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成为世界政治的一部分。美国小布什政府曾试图在单极条件下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新秩序，其对外战略被视为以改造世界为目标、以单边黩武为特征的“布什主义”（Bush Doctrine）。5作者着重分析了“布什主义”缘何最终失败，指出美国企图以单边主义挣脱其自己建立起来的国际制度和规范，不仅困难重重，而且徒劳无益。当然，其他非西方国家实力的日益增强是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陷入危机的另一重要因素。但是作者认为，这一秩序遭遇的危机实际上是“权威危机”（crisis of authority），是秩序内的权利和权威重新分配和秩序治理方式需要重新调整的危机，是该秩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成功建立并得到巩固和拓展所带来的结果，虽然美国作为该秩序中的霸权力量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深层逻辑（开放性和以规则为基础）已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接受，这一秩序实际上“易于加入、难以推翻”。

对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未来发展，作者提出三种可能性：一是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被重新协商并得以存续；二是出现一种后霸权自由主义秩序，美国扮演起普通角色；三是自由主义秩序全面衰败，世界政治陷入非开放的和不以规则为基础的状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未来命运受到三大因素的影响：一是美国让渡自身权威并接受规则和制度约束的意愿；二是美国利用安全和军事实力与其他国家达成更广泛的经济和政治契约的能力；三是中国和印度这类非西方崛起国家是否会继续接受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本书的最后，伊肯伯里就美国如何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并引领该秩序的转型给出了建议：美国需要让渡一些在霸权时代所拥有的权利和特权，需要继续倡导那些能发挥实际作用且深具共识基础的规则和制度，要选择“以规则支配”的方式，并在自由民主国家联盟之中，在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崛起和衰落国家、西方和非西方国家之间分享权威。伊肯伯里相信，如果美国足够聪明并正确地打出“外交政策牌”，未来几十年中，美国仍将是一个由开放市场、民主社群、合作安全和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所构成的世界的中心。

二

伊肯伯里关于国际秩序问题的另一本著作是2001年出版的《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的重建》，6通过对1815年、1919年和1945年三次国际秩序重大变迁的深入探析，回答了赢得大战胜利的国家如何运用新近获得的权力这一问题。他的核心看法是，这些国家倾向于采取制度化举措约束自身权力的施展，以赢得较弱国家对其领导地位的默许，从而“锁定”其在大战中获得的有利地位。伊肯伯里的分析路径和观点体现了其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传统的折衷态度，他所关注的问题实际上针对的是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者的困惑，即为何强国会同意将自己纳入国际制度之中或接受其约束。但同时，他又突出强调了国内民主制度和国际秩序的宪政性之间的深刻关联，体现出其基本立场和价值取向仍是自由主义的，他是威尔逊主义的忠实信徒。这种理论选择上的折衷态度和开放性也自然延续到《自由主义利维坦》一书之中，作者在前言中称此书可被视为《大战胜利之后》的姊妹篇，其意在强调他对国际秩序问题一以贯之的学术兴趣和理论取向。

可以说，《自由主义利维坦》一书所要申明的核心思想是：权力和规则并不是敌人，它们可以成为朋友，两者在构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过程中缺一不可；只有在一个由规则构成的体系中运用，权力才是最持久和最具正当性的；而规则也只有建立在共识基础上并受到相应的权力结构的支撑时，才是最持久和最具正当性的。这本著作带给我们的启发还在于，它强调“当前的国际秩序并不是美国，也不是西方的”，这一秩序继承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诸多原则，解决了无政府状态下如何建立稳定的国家间关系的“霍布斯难题”，同时又通过维护开放性和坚持以规则为基础促使国家能够利用“洛克的机会”进行合作。既然这一秩序并不完全属于美国和西方，那么，未来世界政治出现的分歧和矛盾并不必然局限于西方/非西方这种二元结构之间，会比西方与非西方的刻板分野更加复杂。

伊肯伯里关于崛起大国并不会必然推翻这一秩序的观点也大致符合经验性认识，一是因为这些国家从加入这一秩序中得到了切实的收益；二是没有可以完全替代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并能得到各国普遍接受的备选方案；三是崛起国家需要通过对自己进行某种程度的制度性约束以阻止或缓和外部施加的各种制衡。这本书将使我们对崛起国家和既有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有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认识。

但是，伊肯伯里在这本书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及论证过程仍存在值得商榷之处。首先，他对帝国主义等级性秩序和自由主义等级性秩序（即自由主义霸权秩序），或者说帝国和霸权的区分依然不尽明确。早在1953年，英国学者加拉格和罗宾逊就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指出英国通过一种“非正式帝国”（informal empire）的方式进行着统治，它在英帝国范围内推动自由贸易，并培植和利用当地精英作为代理人管理殖民地，尽可能少地使用武力解决问题。7那么，美国是不是也可以被视为这种“非正式帝国”？如果说帝国要依靠武力的话，那霸权也是如此，“自由主义”和“利维坦”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紧张关系，霸权从其本质上而言并非民主的和自由的。8此外，伊肯伯里总是从威尔逊那里为自由国际主义溯源，但应当承认，威尔逊时期的自由国际主义和现如今美国自由国际主义者所抱有的思想还是具有显著差异的——前者强调的是以真正的法治为基础，通过大国平等合作共同保障和平，而后者支持的则是以美国和西方国家为中心且更具等级性的国际体系。9

其次，伊肯伯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阵营内部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有过分美化之嫌。自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创设之初，权力而不是规则就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某种程度上，联合国体现的是“大国共管”，联合国最重要的机构安理会显然不能说完全是“以规则为基础的”，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创立过程则鲜明地体现了美国、英国和法国等欧洲国家之间的深刻矛盾。从布雷顿森林协议得到全面执行的1958年，到1965年戴高乐政府推动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再到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这一体系始终处在一种紧张关系之中。此外，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单极的迷恋使欧洲感到担忧，欧盟决定在美国和北约之外建立独立的军事力量以在自己的领地内维持秩序。欧洲国家还对美国的贸易、财政和金融状况的消极发展趋势做出了回应，它们不再像过去那样看好和支持美元。此外，伊肯伯里认为冷战后西方的“内部秩序”拓展为世界的“外部秩序”，这充其量也只是在经济领域，但是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则无论如何也不能称其为自由主义的。

第三，伊肯伯里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回避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即“以规则支配”到底是形式和手段，还是实质和目的？他在书中提出，“秩序内部的政治权威来自法律—宪政基础而非权势”。他还称，秩序内的合作并不会使华盛顿放弃政策自主性，因为合作意味着所有人根据我们的方式来行事，美国的“国内规则和规定会成为世界的规则和规定”。这不禁让人想到，即便美国遵守国际规则，也不过是走个形式，难道小布什政府当初不绕开联合国而掀起伊拉克战争就是值得赞许的吗？而事实是，小布什政府的确曾努力寻求获得联合国的授权。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看，美国历任总统在安全事务上几乎从不根据什么自由主义原则或国际规则来进行处理，他们坚持美国例外主义，从不认为在维护美国安全方面应受到国际机制或协定的限制，无论是越南战争，还是科索沃战争，抑或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更不消说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开展至今的“隐蔽性行动”（covert actions）。10

第四，伊肯伯里虽然提出了权威重新分配的问题，但并没有触及如何分配或者怎样分配才能既满足崛起大国的需要又能维护美国的首要地位。他一方面承认美国将在未来的自由主义秩序中扮演一个较前不那么具有中心性的角色，一方面又呼吁美国推动重建全球体系，重新确立自己作为全球领导者的权威。客观而言，既有国际秩序的危机不仅是“权威危机”，也包括与之相关的“功能危机”和“正当性危机”。11显然，多极化发展并不会自然使世界进入一个多边主义的时代，新兴国家对美国和西方的全球统治地位的不满在日益上升，在贸易、金融、气候变化、核不扩散等领域它们希望修改规则。而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也不愿意放弃自己在全球制度中的特权。比如，国际能源机构的投票权是根据1974年各国在全球石油消耗总量中的比例而确定的，这一机构至今仍排除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能源消耗大国和俄罗斯这类重要的能源供应国。虽然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和投票权，但这顶多算是“修法”，而非重新“制宪”。12正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治理项目主任帕特里克所言，“我们无法保证新兴国家会成为美国的战略伙伴”，“新兴国家之间也不可能存在相同的世界观”，“在21世纪，多边合作的规范基础将变得更加薄弱，与19世纪早期欧洲的‘大国协调’有几分类似”。13最终影响新兴国家融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最大障碍可能来自美国内部，为新兴国家创造一定空间需要美国政府在心理上作出调整，在这一问题上美国面对的真正挑战或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对英国的批评，“英国已经失去了帝国地位，但却没有找到一个新的角色”。

三

可以说，《自由主义利维坦》是2001年“9·11”事件发生以来美国国内大战略论争的产物，它非常全面而鲜明地体现了以伊肯伯里为代表性倡导者的“新自由国际主义”思想。“9·11”事件以来，在美国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和国家实力陷入相对衰落的背景下，美国国内战略界人士就美国应采取什么样的大战略这一核心问题展开激烈争论。他们深入检讨了“布什主义”的“战略短视”和“战略虚耗”弊端，对美国国家安全威胁的性质、范围和特征有了进一步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设定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目标，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大战略主张。

“布什主义”大战略的核心内容是，美国需要增强和巩固无可匹敌的军事实力，对恐怖主义组织和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无赖国家”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宣扬“主权有限”，推动“民主输出”，弱化和摆脱国际制度的约束，运用各种必要手段确保美国全球霸权地位，使“单极时刻”固化为“单极时代”，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布什主义”的直接后果是让美国陷入了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并因美国的黩武单边主义政策在全球范围内激起“反美主义”情绪，给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布什主义”被认为是一种“新帝国大战略”或“改造（世界）的大战略”。14

但是，这一“新帝国大战略”很快就遭到美国国内重量级战略界人士的反对，他们或是通过个人著书立说，或是通过“普林斯顿国家安全项目”（Princeton National Security Project）、“凤凰倡议”（Phoenix Initiative）等集体研究，15在“战略克制”（strategic restraint）16这一总体观念下提出了几种替代“布什主义”的大战略选择：一是以罗伯特·阿特等人为主要倡导者的“选择性介入”（selective engagement）大战略。“选择性介入”旨在追求霸权与孤立主义之间寻求一条中间路线，它仍坚持美国应捍卫全球领导地位，认为“没有任何国家比美国更能拥有实施国际领导的综合国力”，但主张将美国的主要政治军事资源集中投入到对美国具有最重要影响的地区，即其所处的西半球、欧洲、东亚和波斯湾地区，通过“介入”构建“有利于美国的势力均衡”。17二是以克里斯托弗·莱恩等人为主要倡导者的“离岸制衡”（off-shore balancing）大战略。这一大战略认为，美国的最大战略目标是保持西半球霸主地位，防止欧亚大陆出现霸权国家，维持海湾地区的力量平衡。美国不应寻求支配欧亚大陆和海湾地区，在这些地区，势力均衡可以“在没有美国军事存在的情况下形成”，“作为一个离岸制衡者，最大的成功在于让别人去处理麻烦的问题，而不是急于把负担揽到自己身上”。18三是以伊肯伯里等人为主要倡导者的“新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强调21世纪的美国国家安全目标应着眼于重建自由国际主义的世界秩序，通过与其他重要国家达成“新的契约”，通过维护开放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体系在美国实力相对衰落的情况下延续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19

这些大战略主张基本上都承认或暗示美国实力的有限性以及美国单极地位的不可持续性，强调美国应采取“战略克制”的总体政策路线，重新平衡国内发展和国际负担，不应继续奉行好斗的全球战略，不应继续耗费有限的国家实力，不应继续过于依赖军事手段维护国家安全，不应仅仅注重近期威胁而忽略长远挑战。在这一大战略论争中，具有跨党派共识基础的“新自由国际主义”思想对奥巴马政府产生了最为显著的影响。

新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的主要倡导者除了伊肯伯里，还包括安-玛丽·斯劳特以及“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创始主任米歇尔·弗卢努瓦等人。20

在“新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主张的倡导者看来，“世界上并不是充满了仅仅专注于安全并处于战争边缘的国家”，核武器的出现以及国家间相互依存的深化决定了大国战争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太可能出现。因此，美国面对的真正威胁并不是某一个国家或某些国家所带来的单纯的地缘政治威胁，美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是复合的跨国性威胁，而这些威胁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其负面效应不断积聚和显现。21但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推动建立并主导的全球秩序的基础正受到侵蚀，以至于无法有效应对上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霸权大战略显然是行不通的，而过于克制的大战略则会使美国无法针对“真正的”问题采取及时有效的行动。在一个充满多种跨国性威胁和不确定性的世界中，美国需要一种“以环境为导向”的大战略，而不是“以地位为导向”的大战略，要努力设计一种即便美国变弱时仍然有利于美国的制度安排，并从现在起就对这种制度安排进行“投资”。美国的大战略目标应是“建立一个法治的自由世界”，并“通过自我约束而非不受任何约束发挥领导作用”。

在重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过程中，美国需要让渡部分特权，以换取其他国家对其领导地位的持续支持，还应大力倡导和巩固那些能够发挥实际作用且深具共识基础的国际制度，“以规则行规制”。第一，建立“民主协同体”，与“志同道合的”（like-minded）国家共同推动跨国性问题的解决。之所以要建立“民主协同体”，一是因为民主国家之间进行合作更有基础和更有效率，“集体行动”的困难较易克服。二是利用这种“民主协同体”对美国的权力做出自我限制，美国应在“民主协同体”中保持低调，始终注重与其他国家的利益、能力和意愿相协调，以合作性、集体性的行动来解决问题，增强集体行动的合法性。22第二，美国需更多融入集体安全机制，并促进“安全共同体”的建设。23重建安全联盟，给盟友更多的发言权。第三，重建全球机制中的“保护性基础设施”（protective infrastructure），以更好地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如可成立“穆斯林发展互助团”（Muslim Development Corps）。24第四，借助体系性力量应对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也就是说，要努力使更具代表性的自由主义全球体系变得更强以吸纳这些新兴力量，特别是“扩展西方”，以形成中国等新兴力量与更广大的西方或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群体打交道的局面。第五，要在美国国内倡导自由国际主义的“公共哲学”，对冲美国国内根深蒂固的孤立主义情绪和“杰克逊主义”倾向。25

值得指出的是，“新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的倡导者在“民主推广”问题上提出了与“布什主义”大战略明显不同的观念和构想。一方面，他们认为美国必须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并要充分意识到“美国和世界的接触建立在自由、民主、平等和公正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这一信念的基础上”；26另一方面，他们对民主的看法做出了调整，“受民众拥护、负责任和尊重民众权利”而非“一人一票的选举”才是界定民主的标准，美国“民主推广”战略不应依赖“政权更迭”，而是要为其他国家实现民主自由尽可能地创造有利条件，以使民主从内部生发。27

四

从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所发布的各种有关国家安全战略的报告，决策高层人士在多个公开场合的讲话及其相应的外交实践来看，奥巴马政府总体上倾向于“新自由国际主义”的大战略思想，并表现出鲜明的“自由现实主义”和务实主义的政策取向，正如伊肯伯里所言，“在接触、多边主义和进步性变革方面它的取向是自由主义的，在大国克制和协调方面它的取向则是现实主义的”。28奥巴马政府之所以倾向于“新自由国际主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过去10余年间积极参与大战略论争的一些持“新自由国际主义”立场的战略界人士纷纷进入奥巴马政府担任重要公职，如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B.Steinberg）和米歇尔·弗卢努瓦分别担任国务院常务副卿和国防部负责防务政策制定的副部长，而“普林斯顿计划”的主要参与者安-玛丽·斯劳特则成为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虽然伊肯伯里由于个人性格等原因并未出任公职，但他与政策界保持着密切关系，一直是民主党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谋士”。

从观念层面看，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战略体现了对“权力”、“安全”与“领导”这三大国家安全核心问题的再认识。第一，在一个权力分散的“网络化世界”或“多节点世界”（multi-nodal）中，国际社会的等级性结构逐渐被网络化结构所取代，因此，权力不仅来自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力量，还来自对“关系”的掌控，如果能处于在不同利益下形成的多种临时性组合（alignment）的结点（hub），与其他利益攸关者和重要力量建立“相联性”，就会成为最有权力的国家。29与宣称“美国在全世界拥有前所未有和无可比拟的实力和影响”的小布什政府不同，30奥巴马政府坦承美国实力的有限性，明确表示“我们努力的中心是复兴我们的经济，这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这个年轻世纪的重担不能只落在美国一国的肩上，拒绝设定超出我们责任、能力或利益范围的目标”。此外，奥巴马强调美国需要克制地运用权力，他在2009年在开罗大学发表演讲时引用了托马斯·杰弗逊在1815年所说的一段话称，“我希望我们的智慧会随着权力的增强而增长，以使我们意识到，权力使用的越少就会越强大。”

第二，“安全相互依赖”（security interdependence）成为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观念的基石性思想。虽然美国面临的安全威胁来自很多方面，如恐怖主义网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全球变暖等，但这些威胁都反映了世界范围内“安全相互依赖”不断上升的现实。也就是说，美国的安全日益与其他国家的处境和行为联系在一起。美国无法独善其身，“安全相互依赖”的日益深化要求美国与他国和非国家行为体开展更加深入、更加制度化和多层面的安全合作。

第三，对于美国如何实现领导，奥巴马政府给出的答案是“有原则的多边主义”和“有道德的现实主义”。虽然美国的领导必不可少，但“真正的领导”意味着创造条件让其他人站出来。美国为了重新成为国际体系的领导，需要和其他国家订立新的契约，通过推动开放的、遵循规则的全球体系建设并为这一体系的运行提供“服务”，重新获得作为全球领导者的权威和声望。

从实践层面看，奥巴马政府力求从三个方面推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再平衡”。首先，强调外交、发展与国防之间的平衡。2001—2009年，美国的国防开支由4 120亿美元增至6 990亿美元，在没有“像样的国家对手”的情况下，军费增幅达70%，占全球国防支出的比例由30%升至60%，超过排在其后的17个国家的军费总和。在人员补贴、武器研发及采购、军队管理等诸多方面，军事部门存在严重的浪费现象，甚至被戏称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体”。31与此同时，外交资源被巨额军费开支所挤占，美国对外政策陷入“军事化”窘境，维系国家安全的非军事性支柱受到严重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政府主张“通过坚韧的外交手段而非对军事力量的过度依赖实现智胜敌人”，对武力使用更加谨慎，“我们将在开战之前穷尽其他所有手段，并认真的评估战争的成本和行动的危险。必要时，我们将继续以一种反映我们价值观与增强我们合法性的方式使用武力”。此外，发展援助在奥巴马外交战略中的重要性凸显，其不仅正式宣布了全新的“美国全球发展政策”，推动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改革，增聘上千名从事发展援助的外交人员，动员“民间力量”（civil power）参与其中，还正式创设“四年外交和发展评估”制度，加强发展与外交的统筹配合。32总之，奥巴马政府吸取了小布什政府过分依赖军事手段维护国家安全的教训，力图实施综合外交（diplomacy）、防御（defense）和发展（development）的“3D”战略。

其次，寻求实现传统同盟关系与新伙伴关系之间的平衡。奥巴马政府并没有降低对北约、美日同盟等传统同盟关系的重视，但强调传统同盟关系要根据国际政治现实和共同利益与威胁的变化作出及时调整。在美国的推动下，北约发布新战略概念报告，强调在应对非传统安全方面加大投入，并更多承担非军事行动，奥巴马政府也表示要为跨大西洋关系加入新的活力。在利比亚军事干预行动中，奥巴马政府注重发挥欧洲盟友和北约的能动性，成功实现了“从背后领导”。33对于美日关系，奥巴马政府着力解决围绕驻军问题而产生的冲突，启动两国亚太事务战略对话机制，暗促日本突破军费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1%的上限，放弃“专守防卫”战略，突破武器出口限制。同时，美国还大力推动双边同盟向多边同盟的转换，提升盟国之间的配合。在建设“多伙伴世界”的目标下，奥巴马政府选择与俄罗斯“重启”关系，提出与中国致力于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等等。奥巴马政府还支持以二十国集团取代八国集团，以更加反映国际力量对比现实的多边机制吸纳新兴力量，从而“与更多的伙伴进行更有效的合作”。34

最后，力图实现解决近期国家安全威胁和确保未来战略优势之间的平衡。奥巴马政府清楚地认识到，恐怖主义势力仍然是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重要威胁，但更加明确地指出“反恐”的对象是“基地”组织及其支持者，伊斯兰世界并非美国的敌人，打击恐怖主义“无法代表美国与世界关系的全部”。它改变了以大规模地面战打击恐怖主义组织的做法，注重采取小型化、特种化作战样式，采取定点清除手段剿杀了本·拉登等恐怖主义组织领导人。奥巴马政府正式宣布结束伊拉克战争，并将在2014年之前撤回驻阿富汗美军。随着逐渐步入“后两战时代”，奥巴马政府的军事战略更加强调安全环境的复杂性，特别是加大了对“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的关注，注重强化联合作战部队的“全谱”能力，构筑具备灵活性、敏捷性和适应性的“未来力量”，发挥美国在全球安全中的“促进者”“赋能者”“召集者”和“保证者”角色。352012年年初美国发布的新军事战略指南，称“将继续摆脱过时的冷战时代体系，以便能够对将来需要的能力方面投入更多，包括情报、监视和侦察、反恐、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加强在对手试图拒阻我们进入的环境下的作战能力”，“美国的军队将会更加敏捷、灵活，并且做好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和威胁的准备”。36

可以说，近年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极为突出地贯彻了“新自由国际主义”的国家安全战略新思维。比如，着眼于“太平洋—印度洋”新两洋战略框架（原是“大西洋—太平洋”），推动亚太同盟体系由“毂辐模式”转向“网状模式”，即大力提升盟国军事能力，扩展盟国之间的联系，使之结成一个集体网络，能够迅速、有效地单独或联合展开行动。再者，介入并力图主导亚太地区机制建设，针对中国实施“制度制衡”。特别是，利用气候变化、水资源安全等日益受到关注的议题，通过“小多边”机制发挥其主导或引导作用，如加大对“湄公河下游行动计划”“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支持力度。37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过去10余年美国国内大战略论争中所涌现的诸多思想、观念和看法为奥巴马政府所接受，一种突出体现“新自由国际主义”路线并杂糅“选择性介入”和“离岸制衡”要素，且不乏政治务实主义精神的“奥巴马主义”已然成形。如果我们将“奥巴马主义”的上述要素与伊肯伯里在《自由主义利维坦》最后一章开出的“政策药方”相对照，将会发现两者之间的高度相似之处。

总之，《自由主义利维坦》是伊肯伯里“十年磨一剑”的重要著作，集中而鲜明地体现了美国战略界“新自由国际主义”思想。虽然美国政府在政策实践层面因国内政治等限制性因素，无法全然有力地贯彻“新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构想，但在未来一个时期它将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的主导性原则之一。

毫无疑问，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思维的变化及其引发的对外战略调整，是中国认识自身国际环境、思考应对战略的重要因素。中美在未来数十年中将成为国际政治大棋局中的对弈者，要确保不输掉这场比赛，就必须深入了解自己的对手方，就必须充分审视对手方战略思维的深刻变化，积极借鉴美国战略界人士的创新性思考，全面认知国际政治的新特征、新趋势，与时俱进地更新国家安全战略观念，大力完善战略规划体制，更加平衡、灵巧地运用权力资源、规则手段和“体量”优势，以更大的战略自信、战略克制和战略韧性面对美国以及日益复杂的外部世界。38从这一角度而言，本书会给所有关注中国国际战略问题的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带来启迪。

注释

1．Robert O.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2005；Charles Krauthammer，“The Unipolar Moment,”Foreign Affairs，vol.70，no.1（1990—1991）；Fareed Zakaria，The Post-American World，W.W.Norton & Company，New York & London，2008；Joseph S.Nye，Jr.，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Basic Books，New York，1990；Niall Ferguson，Colossus：The Price of America's Empire，Penguin Books，New York，2004；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Fontana Press，London，1989.

2．Stephen M.Walt，“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The National Interest，November/December，2011；Michael Mandelbaum，The Frugal Superpower：America's Global Leadership in a Cash-Strapped Era, Public Affairs，New York，2010.

3．Trine Flockhart and Li Xing，“Riding the Tiger：China's Rise and the Liberal World Order,”DIIS Policy Brief，December 2010，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Paul D.Miller，“Five Pillars of American Grand Strategy,”Survival：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vol.54，no.5，October-November 2012，pp.8—10.

4．毂辐（hub-and-spoke）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东亚地区建立的以美国为中心，以日本、韩国、菲律宾等盟友为辐条的同盟体系样式，如小布什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前高级官员、乔治城大学教授维克多·车（Victor D.Cha）所言，美国之所以这么做是为“建立一种非对称的同盟从而对较小的盟友的行为进行最大程度的控制”，Cha，“Powerplay：Origins of the US Alliance System in Asia,”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4，no.3，winter 2009/10。关于美国在亚洲和欧洲实施不同的秩序构建战略的探讨，参见Peter J.Katzenstein，A World of Regions：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5；Galia Press-Barnathan，Organizing the World：The United States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Asia and Europe，Routledge，New York，2003。

5．中国学界关于“布什主义”的代表性研究见王缉思主编：《布什主义的兴衰》，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

6．G.John Ikenberry，After Victory：Institutions，Strategic Restraint，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2001.

7．John Gallagher and Ronald Robinson，“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6，no.1，1953；如加里·贝斯（Gary Bass）在其关于19世纪英国对外政策的研究中所言，“在英国不断增强的自由主义和英帝国的粗暴集权主义之间存在一种巨大的断层”，Bass，Freedom's Battle：The Origins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Random House，New York，2008，pp.343—344。

8．关于美国“帝国”性质的讨论，见Michael Cox，“Empire in Denial? Debating U.S.Power,”Security Dialogue，vol.35，no.2，2004；Cox，“The Empire's Back in Town Or America's Imperial Temptation Again,”Millennium，vol.32，no.1，2003。

9．Thomas Knock，To End All Wars：Woodrow Wilson and the Quest for a New World　Ord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92；Lloyd E.Ambrosius，Wilsonianism：Woodrow Wilson and His Legacy i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Palgrave，New York，2002；John Milton Cooper，Breaking the Heart of the World：Woodrow Wilson and the Fight for the League of Na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2001.牛津大学邝云峰教授（Yuen Foong Khong）借用“朝贡体系”理论框架考察了美国及其盟国体系，Khong，“The American Tributary System,”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6，no.1，2013。

10．Sarah-Jane Corke，U.S.Covert Operations and Cold War Strategy：Truman，Secret Warfare，and the CIA，1945—53，Routledge，London，2008；Bruce D.Berkowitz and Allen E.Goodman，“The Logic of Covert Action,”The National Interest，spring 1998.近年，小布什和奥巴马曾分别授权对伊朗和利比亚实施“隐蔽性行动”。

11．“功能危机”是指多边主义合作越发难以实现，且其效用变得非常有限；“正当性危机”是指西方国家的很多外交政策并不有利于建设更加安全和公正的世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在很多情况下成为非正当行动的借口，比如西方国家只谈“保护的责任”，却不注重“负责任的保护”、“保护中的责任”。Marjo Koivosto and Time Dunne，“Crisis，What Crisis? Liberal Order Building and World Order Conventions,”Millennium，vol.38，no.3，2010；阮宗泽：《负责任的保护：建立更安全的世界》，载《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3期。

12．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亚洲在全球治理中的新角色》，载《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1》，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第24—27页。

13．Stewart Patrick，“Irresponsible Stakeholders?”Foreign Affairs，vol.89，no.6，November/December，2010，pp.44—53.

14．John Gaddis，“A Grand Strategy of Transformation,”Foreign Policy，November 2002，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02/11/01/a_grand_strategy_of_transformation?page=full，2012-8-5.

15．关于“普林斯顿国家安全项目”，参见http://www.princeton.edu/~ppns/，2012-8-20；关于“凤凰倡议”，参见http://www.cnas.org/phoenixinitiative，2012-8-20。

16．Barry R.Posen，“The Case for Restraint,”The National Interest，November/December 2007.

17．Robert J.Art，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5.

18．Christopher Layne，The Peace of Illusions：American Grand Strategy from 1940 to the Present，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6；Stephen M.Walt，“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19．G.John Ikenberry and Anne-Marie Slaughter，Forging A World of Liberty Under Law，The Princeton Project on National Security，2006；G.John Ikenberry，Liberal Leviathan：The Origin，Crisis，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 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

20．2002年，“普林斯顿国家安全项目”在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和前国家安全顾问莱克主持下展开，旨在跨党派的战略共识基础上寻求美国在21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主要成果是G.John Ikenberry and Anne-Marie Slaughter，Forging A World of Liberty Under Law；另参见韩志立：《新自由国际主义与美国大战略的思想转向》，《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4期。

21．Thomas Homer-Dixon，The Upside of Down：Catastrophe，Creativity，and the Renewal of Civilization，Washington，D.C.：Island Press，2006，pp.15—17.

22．Nina Hachigian and Mona Sutphen，The Next American Century：How the U.S.Can Thrive as Other Powers Rise，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8.

23．Richard Haass，“The Case for Integration,”The National Interest，Fall 2005；Richard Haass，The Opportunity，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5.

24．G.John Ikenberry，“An Agenda for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pp.53—54；Sarah Sewall，“A Strategy of Conservation：American Power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p.118.

25．Sarah Sewall，“A Strategy of Conservation：American Power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p.120.

26．Anne-Marie Slaughter，The Idea that is America：Keeping Faith with Our Values in a Dangerous World, New York：Basic Books，2007.

27．弗朗西斯·福山在其2006年出版的著作中称不支持通过使用军事力量以政权更迭形式推进民主，而应更多依靠国际制度创造适合民主发展的环境，良治不仅需要民主，还需要经济的发展，米尔斯海默认为这标志着福山从新保守主义者转变为自由帝国主义者，Francis Fukuyama，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Francis Fukuyama and Michael McFaul，“Should Democracy Be Promoted or Demoted?”in Derek Chollet，Tod Lindberg，and David Shorr eds.，Bridging the Foreign Policy Divide，New York：Routledge，2008.

28．G.John Ikenberry，“The Right Grand Strategy,”The American Interest，January/February，2010.

29．Anne-Marie Slaughter，“America's Edge：Power in the Network Century,”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 2009，p.94；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Redefining America's Military Leadership，2011.

30．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eptember，2002.

31．Fareed Zakaria，“Why Defense Spending Should Be Cut,”The Washington Post，August 4，2011.

32．孙哲：《美国霸权的发展维度》，《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1期。

33．Anna Fifield and Geoff Dyer，“Obama Doctrine Begin to Take Shape,”Financial Times，October 23，2011；Robert Kaplan，“Equal Alliance，Unequal Roles,”New York Times，27 March 2008.

34．Daniel W.Drezner，“Does Obama Have a Grand Strategy,”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11.

35．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Redefining America's Military Leadership，2011；“Speech of Secretary of Defense Robert M.Gates to the U.S.Military Academy，February 25，2011,”http:www.defense.gov/speeches/speech.aspx?speechid=1539，2012-8-6.

36．Sustaining U.S.Global Leadership：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January 2012；The White House，“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on the Defense Strategic Review,”January 5，2012.

37．吴心伯：《论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载《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2期；赵明昊：《“重返”还是“重构”：试析当前美国亚太战略调整》，载《当代世界》，2010年第12期。

38．朱锋：《中美战略竞争与东亚安全秩序的未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3期；赵明昊：《再平衡时代与中国外交的战略转进》，载《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4期；Minghao Zhao，“The Predicaments of Chinese Power”，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July 12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