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探讨的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内在逻辑及其处于变化中的特性。在过去两百年中，西方民主国家不断努力构建着以开放的、基于规则的国家间关系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换言之，它们进行着自由主义秩序的构建。这项“自由主义事业”是在帝国主义、革命、世界大战、经济的繁荣与萧条、国家建设和全球化这些塑造现代世界的重大力量和事件中展开的。20世纪下半叶，美国进行了世所未见的最具雄心和深远影响的自由主义秩序构建工作。结果是，出现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一种特殊型态——自由主义霸权秩序（a liberal hegemonic order）。美国担负起构建和经营国际秩序的职责，它围绕着多边机制、同盟、特殊关系和受保护国（client states）组织起这一秩序。这是一个带有自由主义特征的等级性政治秩序。从提供安全、创造财富和社会进步的角度而言，可以说这一自由主义霸权秩序至少是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秩序。本书阐析了这一影响深远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和内在运行机制。

然而，在最近十几年中，美国领导的霸权秩序陷入了困境。这一秩序在小布什总统当政期间遭遇了最显著的危机，因为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倾向、“反恐战”大战略和入侵伊拉克都在世界范围内激起了反对。一些评论人士指出，在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帝国。美国更多的是在胁迫而不是领导。对于那些在小布什政府身上发现这种帝国主义转向的人来说，这一危机目前或许已经结束。但是对于那些在美国外交政策背后的单极权力分配上看出帝国主义倾向的人来说，这一危机仍在持续。还有一些分析人士指出，美国领导的这一秩序的问题还在进一步深化。我们正见证着美国时代的逝去，世界重回多极状态，以及相对抗的非自由主义秩序构建事业的兴起。在有些评论人士看来，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本身正在死亡。

本书便涉及这场争论。我认为，困扰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这场危机是一种关于权威（authority）的危机。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内，围绕着角色、权利和权威分配的政治争斗和竞逐已被点燃。自由主义秩序中的霸权部分，也就是美国的角色和围绕这一霸权角色的旧的霸权契约（bargains）正受到压力。但是，这种开放的、大体上以规则为基础的（rule-based）国际秩序的更深层逻辑仍然得到广泛的接纳。近年来，有关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如何组织和运转的难题与困境不断增多，但是，这些难题和困境的解决将会导致自由主义秩序的更新和重组，而不是瓦解。

为了讲清楚这个观点，我对国际秩序的不同层面或层次做了区分。我们可以将这些层次想象成地质岩层。在最深层你会发现现代国际秩序的基岩，即主权国家围绕一群总体上实现权力均衡排布的大国所构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这个基础上，各种不同的国际秩序已经被而且能够被组织起来。正如我已指出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那种开放的、至少大体上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正因此，它可以与那种被组织成对抗性阵营或排他性区域势力范围的秩序形成对比。但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本身可以按照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在过去十年中，美国领导的霸权秩序，也就是靠一个占支配地位国家的领导所建立起来的秩序，已经遇到了危机。

这一危机要比近年美国对外政策所产生的那些争议性问题还要深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转型，包括单极的崛起、国家主权规范的受损、暴力来源的变化和安全相互依赖的深化，所有这些都使对自由主义霸权的管理变得更加困难和问题百出。但是这些让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充满争议和不稳定的困境与难题并不会摧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而是会将各国拖入一种新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更具包容性、更少等级性，并融入更加复杂的合作形式。

这本书可以被当作我之前那本书——《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的姊妹篇来阅读。那本书在小布什政府执政初期和“9·11”事件发生前夕出版。我在那本书中指出，小布什政府带来了一个非同寻常的难题。把话说得重一些就是，美国已通过不同层面的多边机制和同盟关系将自己与更宏大的西方和全球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它根本不可能挣脱这种联系。把话说得轻一些就是，美国总统可以试图让美国从自己在半个世纪中所构建的自由主义多边体系中脱身，但是这不会是美国想要的，如果美国这么干的话，它将因此受到惩罚。

可以说，小布什政府已经为它的政策付出了代价，在过去几年中，它也确实进行了政策回调。但是小布什政府遇到的这种难题让我更加深入地思考全球体系的深层变化，这些变化给小布什的重大政策变革带来了压力和机遇。正是这个难题让我关注自由主义秩序的威斯特伐利亚基础所发生的改变——单极的出现、主权原则的受损以及安全相互依赖关系的转型。但这其中的故事要复杂得多。没错，自由主义秩序的威斯特伐利亚基础已经发生了改变，并引发了使美国领导的霸权主义秩序不可持续的问题与困境。但是这些深层变化绝大部分都源于自由国际主义在“二战”后取得的巨大成功。美国领导的、霸权主义的基础已经不再适应全球自由主义体系。这就是问题所在，但这是自由主义事业的成功而非失败所带来的问题。

在这本书的最后，我就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应如何继续从事自由主义秩序的构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美国应该“以规则来领导”（lead through rules）并寻求与其他国家就霸权契约进行再协商的途径。我还认为，美国需要重新体会自由国际主义（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理念的结合）的普遍哲学，这种哲学曾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很好地服务于美国。它将联合国所呈现的自由主义精神与北约和美国的东亚同盟体系所呈现的现实主义精神结合在了一起。一直以来，我都认为，把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和迪恩·艾奇逊（Dean Acheson）摆在一起，就可以反映出这种（具有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双重性的愿景。杜鲁门代表了自由主义精神。作为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信徒，杜鲁门把《洛克斯利堂》（Locksley Hall）这首诗放入了他的皮夹，这首诗是丁尼生（Alfred Tennyson）对全世界人性大同和寰宇和平之梦的著名颂歌。杜鲁门的确相信，可以建立起一个能够驯服国家暴力的全球和平组织。杜鲁门总统的国务卿艾奇逊则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对联合国的怀疑人所共知。他在一次演讲中宣称：“阿拉伯谚语有云，去过麦加的驴子还是一头驴子。一项政策不会因为发表它的地点的不同而有什么增益。”虽然这两种愿景看似南辕北辙，但却最终相得益彰。杜鲁门的愿景激励了制度的构建和对秩序普遍原则的探寻。艾奇逊的愿景则促成了同盟的建立并聚合了追求安全和自由的力量。正如我在《大战胜利之后》一书中所指出的，在本书中我将再次重申，权力与规则并非敌人；它们可以成为朋友，在生成自由主义秩序时两者皆不可缺。

我最喜欢的西部片之一就是由约翰·福特（John Ford）导演，约翰·韦恩（John Wayne）和吉米·斯图尔特（Jimmy Stewart）主演的《双虎屠龙》（The Man Who Shot Liberty Valance），这或许并不是巧合。这部电影是一个经典的道德故事。故事发生在受到一帮不法之徒威胁的一个西部小镇。吉米·斯图尔特所扮演的兰瑟姆·斯多达（Ransom Stoddard）是一位来自东部的初出茅庐的律师，他在这个小镇上设立了律师事务所，紧接着就和李·马文（Lee Marvin）扮演的暴徒利伯蒂·威伦斯（Liberty Valance）狭路相逢。斯多达对小镇居民屈从于这伙暴徒感到惊愕。但他与威伦斯一交手就被打倒在地，暴徒们还准备把他除掉。约翰·韦恩扮演的汤姆·多尼芬（Tom Doniphon）是一个有能力反抗威伦斯的厉害牛仔，他一直在暗处。他告诉斯多达，要是不想被谋害就得离开这个小镇。如果这位年轻律师对法律和公正的诉求缺少支持力量的话，它们就是没用的——“在这些方面需要一把枪”。斯多达拒绝离开小镇（“此战舍我其谁”），反而建立了学校，向小镇居民传授美国宪法所遵奉的民主和法治的优点。在一场与威伦斯展开的不可避免的角斗中，斯多达令人无望地败下阵来。但秘密躲在暗处的多尼芬拿起了他的来复枪，杀死了威伦斯，其他暴徒则四散逃出小镇。这个故事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局，律师和持枪的牛仔这两种角色都是不可或缺的。

历史一次次地证明了这一点：只有在一个由规则组成的体系中行使权力，权力才是最持久和最具正当性的；只有出自一个具有共识基础的（consensual）规则制定过程，并以相适应的权力构造作为依托，规则才是最持久的和最具正当性的。美国之所以成为历史上最成功的秩序构建国家之一，是因为它将权力的运用和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的倡导结合在了一起。在未来几十年中，美国所面临的挑战就是继续坚持这种秩序构建的逻辑，即便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更深层基础发生了改变。

为了作出这些结论，本书各章探讨的问题和提出的观点主要涉及：

●　主要国家和国际体系之间的逻辑以及典型化的关系

●　各种等级性国际秩序的性质

●　强国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并在其中行事的动机和所受限制

●　“二战”后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特性和逻辑

●　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所面临的挑战的性质

●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发生转型的原因和转型的不同层面

●　单极对国际支配与合作模式的影响

●　小布什政府的后威斯特伐利亚大战略及其失败的原因

●　自由国际主义遇到的思想困境、矛盾和模糊性

●　单极美国（unipolar America）的自由主义大战略

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

2010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