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秩序的兴衰

几个世纪以来，一出出有关秩序创立与毁弃的历史戏剧反复上演成了世界政治的特征。国际秩序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在每个周期中，主要国家都会寻求和维持符合某种秩序的规则和制度。关于世界政治的最基本问题是：谁来发号施令，谁能得到好处？围绕秩序的斗争首先就是一场关于主要国家如何最好地维护自身安全的斗争，那是对于稳固和平的追求。但从事秩序构建的国家会走得更远，它们试图建立符合某种秩序的一系列更广泛的政治、经济规则和制度。它们寻求创造一种适于实现其利益的环境，界定这一体系的权利、角色和权威关系也会按照这种方式被建立起来。从所有这些方面而言，围绕国际秩序的斗争就是各国针对全球体系被统治方式的角力，如果这一体系可以被完全统治的话。

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思考这些关于国际秩序的深层问题。什么是国际秩序？它是如何被创立，又是如何被破坏的？从其逻辑和性质看，国际秩序存在哪些不同类别？

在每个时代，强国都会实现崛起并去构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规则和制度，但到头来只会看到这些有序安排最终瓦解或转换。历史上，国际体系的重建常常发生在大战之后。正如欣斯利（F.H.Hinsley）所言：“从18世纪晚期开始，在每一场战争之后，强国都会相互协调，努力重建体系，以使它们（或它们自以为可以）避免再次陷入战争，而且每一次都比前一次还要激进。”7大国战争带来的暴力将旧的秩序撕裂，战争本身让战前体系所包含的规则和安排的最后一丝合法性消失殆尽。实际上，大国战争或许是国际秩序失败的最终标志。修正主义国家谋求通过侵略推翻国际秩序，而维持现状国则要想保护这一秩序，战争之外别无他法。在战争之后，胜利者获得了建立新秩序的力量，新秩序的规则和安排与它们的自身利益是相符合的。停战协议与和平会议为制定国际秩序的新规则和新原则提供了机会。8

由此，大国冲突的解决之日也正是带来秩序之时，国际秩序的规则和制度被摆上了桌面以供谈判和修改。大国被迫努力解决难题，就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和安排达成一致。在这些带来秩序的时刻，不仅战争的结果得到承认，共同谅解、规则和预期、解决冲突的程序也受到安排。它们发挥了某种宪法性（constitutional）功能，为国际关系的随后展开提供了一种框架。9

国际秩序是通过界定和指导国家间互动关系的那些确定规则和安排体现出来的。10当稳定的规则和安排借由协议、强加或其他别的方法被确立下来后，发生在国家之间的战争和动荡，即无秩序，就会变为一种秩序。秩序存在于模式化（patterned）的国家间关系之中。国家会根据可以界定它们角色和互动方式的一套系统性原则来行事。11当确定的规则和安排受到争议或使秩序存在的力量不再发挥作用时，国际秩序就会崩溃或陷入危机。

国际秩序可以通过很多方式进行区分和比较。一些国际秩序是地区性的，另一些则是全球性的；一些是高度机制化的，另一些则不是；还有一些是等级性的。国际秩序中的权力分配也是各种各样的。权力可以是集中的，也可以是非集中的。秩序可以围绕不同的权力“极”建立起来——多极、两极或单极。12对于学者而言，如何运用各种不同特征或标准来描述不同国际秩序的逻辑和性质是一个挑战。

一开始，从稳定秩序得以维持的不同方式这个角度来定性和比较各种国际秩序是很有用的。总体而言，国际秩序可以通过制衡（balance）、统制（command）以及赢得同意（consent）这三种方式中的任一种得以确立并获得稳定。每一种方式都代表着确立和维持秩序的一种不同机制或逻辑。13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国际秩序通过三种机制中的某一种或将这三种机制相结合被建立起来。正如我们将会在下文看到的，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在很多重要方面依赖了所有这三种方式。

在基于制衡的国际秩序中，秩序通过大国之间的权力均衡（an equilibrium of power）来维持。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支配或控制这一体系。秩序来自一种权力的僵持（stalemate）。国家积聚权力，建立联盟，想方设法避免一个强大的、有威胁性的国家获得支配地位。制衡的具体方式可以变化多端。14在制衡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国际秩序便获得了稳定。建立在均势（balance of power）基础上的秩序体现在18世纪的欧洲，也就是1815年后在欧洲形成的大国协调。在冷战期间，国际秩序通过两极均势体系形成。在每一个这样的历史时期，秩序都是通过大国之间的权力均衡得以确立。大国或国家同盟构成了可以彼此牵制和约束的相抗衡的极。

在基于统制的秩序中，有一个强大的国家负责组织和运行这个秩序。这种秩序是等级性的，并通过首强国的支配地位得以维持。国家按照高低位置被垂直地整合在一起。从秩序的等级性关系通过胁迫（coercion）得以施行的程度而言，或从秩序的等级性关系受到自主性（autonomy）、讨价还价和互惠性（reciprocity）这些因素节制的程度看，基于统制的秩序可以呈现很大的变化。古代和现代的大帝国都是一种等级性秩序，从各种不同的统治方略和“帝国力量的轮演剧目”（repertories of imperial power）中可以体现出来。15英国人和美国人领导的国际秩序也是等级性的，正如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的，这两种秩序的每一种都以特殊方式混合了帝国主义和自由主义特征。

最后，以赢得同意为基础的秩序围绕着协商而得的（agreed-upon）规则和制度建立起来，这些规则和制度涉及权利的分配和对权力运用的限制。规则和协定所组成的框架被建立起来，为国际关系提供了有权威性的安排。在以赢得同意为基础的秩序中，国家的权力并非不复存在，只是它要受到协商而得的规则和制度的限制。在构建有共识性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时，国家之间的权力悬殊（disparities）仍然是要紧的，但规则和制度却反映出国家之间经过谈判达成的具有互惠性的协议。英国和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秩序在很多极为重要的方面是通过赢得同意建立起来的。当代的欧盟也属于这一类的政治秩序。

通过这些不同方式，各国在由拥有主权和相互依赖的国家所组成的世界上努力解决创立秩序这个难题。从权力、权威和制度的组合方式看，最终形成的那些国际秩序的确是各异的。在一些情况下，国际秩序通过分散的均势，以最简约的条款得以维持。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一个主导国通过对较弱国家和人民的胁迫性控制来建立秩序。还有一些情况是，大国谋求建立以制度化的政治和经济合作为内容的雄心勃勃的体系。正是在这种总的历史性—理论性语境之下，我们来定位和探索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特征与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