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关系如何发挥作用？

亲密关系为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这本书接下来将充分回答这个问题。但目前有一些初步的答案值得关注。通观历史，政府官方建立了他们的社会关系模板及其边界，并将其纳入可强制实施的义务和权利。然而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估价和补偿都是以非货币形式出现的，例如，其形式是授予某人对土地、服务、象征符号或人身的所有权。在某些法律分支中仍然如此，特别是在刑法中，其估价、惩罚和补偿通常涉及生命、荣誉和自由。在灾难、事故和导致死亡的不法行为的诉讼案件中，家属会从惩罚程度、责任归属、个人苦难认定，以及经济损失的角度来衡量正义与否。

然而，随着货币化市场的扩张，西方法律制度确实在逐渐转向货币化的估价、惩罚和补偿。因此，法律领域经常将货币交易与社会关系匹配起来，而匹配的恰当性标准隐含地取决于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法律之外的社会模式，并由律师和法官将其转化为法律。法律与社会模式相互影响：诉讼当事人会利用一系列隐含的社会关系，而这些社会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惯常的社会互动（并且通常落后于目前的实践，至少在判例法中是这样）；而法律判决（例如关于获取公共福利的资格条件）也会影响惯常的社会关系，以及对关系的区分。

可见，无论多么令人困惑，批评商品化的人所指出的变化确实在实际发生着。在法律内部，以货币化标准来评估损失和收益变得越来越突出。结果，诸如一名挣工资的成人的死亡是否应比一名依赖性的儿童或老人的死亡得到更多赔偿等问题，在法律纠纷中占有更重的分量。更广泛地看，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整个西方世界中可以用钱买到的商品和服务范围已经大大扩展；普遍的商品化确实已经发生。并且，商品化意味着人们福祉的差异越来越取决于市场地位。

如果人们生产的大多数商品和服务是在组织化的市场经济之外发生的，那么这些人是兴旺还是败落就不必然取决于他们各不相同的货币收入和获得货币资本的机会。然而，在广泛货币化的经济体中，人们生活福祉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工资、低工资和无工资之间的差异，取决于公共福利是慷慨还是吝啬的差异，取决于大量拥有、稍有一些和丝毫没有遗产继承之间的差异。并且，随着工资、公共福利和遗产等方面的不平等加剧，人们生活福祉的不平等也在加剧。考虑到这个基本事实，法庭和公民所面临的道德困境都在随着劳动力市场、产品和服务市场、资本市场的商品化而加剧。货币化本身并不会败坏道德生活，但它逐渐把道德问题推向现金交易（cash and carry）的领域。

上述所有方面，都有助于我们将规范性主张与对事实、可能性、因果关系的陈述区分开来，而后者在任何变革方案中通常都与规范性主张同时发生。我们必须承认，“敌对世界”的争端经常涉及正义、不平等、权力和剥削问题。简单地“让市场自己运行”很少能产生公平。现在的市场往往会产生不公平的结果。之所以会这样，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由于人们很少能够或根本不能控制自己的社会经历，因此人们会将不平等的资源带入市场。第二，市场本身经常包含着绝对的不平等，例如，对于相似的工作，基于工作者是男性还是女性、是受雇于大公司还是在家中劳作、是为富人还是为穷人提供服务等差异，所得报酬也非常不平等。即使（如一些经济学家所宣称的那样）这种市场的整体运行是有效率的，即在同等投入下的人均产出更大，但人们整体在其中却获得了较低的生活质量。面对这些情况，改革者和激进主义者往往给出一个“敌对世界”的结论：市场带来败坏。

然而，为了达成更加清晰、公平、有效的政策，我们必须超越“持续的亲密关系”和“堕落的市场”的简单对立。任何规范性的方案，如男女工资平等，不仅涉及偏好性陈述（如果男女同工同酬会更好），也涉及事实性陈述（我们现在的情况）、可能性陈述（公平实际上会如何运作）、因果性陈述（从此到彼需要什么）。为了理解事实、可能性和因果关系，我们只能分析各种形式的亲密关系和经济交易之间的现有联系。因此，更清晰的描述和解释将有利于制定更好的规范性方案，而“相互关联的生活”观点有助于更清晰地描述和解释亲密关系和经济活动相遇时发生事情。

21世纪很可能给社会生活带来可怕的变化，但这些变化的发生并不是因为商品化本身通常会破坏亲密关系。本书挑战了“市场因自身属性会削弱能够维持团结的个人关系”这一广为流传的假设，并为市场交易和个人关系之间相互作用的传统解释提供了替代性观点。本书中“相互关联的生活”分析表明，在广泛的亲密关系中，在个人照料的提供、复杂的家庭生活中，人们通过创造、实施、不断调和社会关系之间的多种区分和边界，并将社会关系与商业媒介以及生产、消费、分配的交易作恰当匹配，来处理经济活动和亲密关系的混合。